绪论

文明发展无法离开地理条件，并深受其限制、影响。就此而论，文明就是“地缘文明”。“地缘文明”概念出现于学者阮炜所著《地缘文明》一书。笔者深受此概念启发，也将在本书写作中借鉴此概念。“地缘文明”是一个“地缘—历史”共同体，或者是一个地缘实体或地缘集合体，其有大体相同之“历史—文化”记忆，以及拥有较高之“经济—政治”整合性。长久生活于同一地缘整体内的相邻民族、国家或文明将不可避免地相互联系、结合，以及在共享地缘环境中展开形式、程度各异之合作、互动，[1]从而给既有文明增加新内涵。地理恒定，但文明变动不居，文明的发展、演变最终会超越地理限制，被地理条件割裂的不同区域性文明终将联系与统合。

人类社会是持续演化的文明系统，兼具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构成文明的各要素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从而产生特点迥异的不同文明。生存于地理范围的人类社会，必然从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而“地缘+经济”“地缘+经济”及“地缘+文化”，将演化和催生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及地缘文化，这些都是地缘文明的关键构成。生产能力高低导致的财富布局的不均衡，以及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或在某一时空范围内的相对稀缺性，是导致不同文明形态冲突的关键因素。为争夺生存空间、生存资源，不同文明形态反复博弈，并冲突不断。

中国近代之前的数千年文明历程，主要是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持续冲突且融合的历史。生息在北部、西北及东北草原的游牧民族、猎耕民族，为获取生存所需资源，不断南下、南侵或入主中原，对中原农耕文明产生巨大压力，甚至建立“大一统”王朝，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与历史发展脉络。“如果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历史仅限于他们的远征，或者仅限于在寻找新牧地中发生的尚不清楚的那些小冲突的话，那么，它们的历史简直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就目前的利益而言。人类史上重要的事实是这些游牧民对南方的文明帝国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反复出现，直到征服成功。游牧民的袭击简直是一种自然规律，是由盛行于他们土生土长草原上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2]面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持续压力，中原农耕政权不得不予以回应。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竞争及融合，推动着中国文明、国家形态及治理结构的演变。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纠葛贯穿各朝代。南下中原“打草谷”始终是草原政权营生的重要构成，而北上塞外“驱逐鞑虏”又是中原英主在国力昌盛时必须诉诸的行动。

地缘文明，既包含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也包含地缘文化，其对文明发展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前二者。中国文明进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建构中国文明的关键变量，是整合中国大地上两种重要地缘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古代中国诸子百家关于世界秩序建构的理论是基于“天下观”的“天下大一统秩序论”，“大一统”是“天下观”思想的旨归。若“天下观”是一体，则“大一统”观与“夷夏”观，却是这一体之两面，它们共同构成“天下观”认知的全部，二者缺一不可。[3]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理念彰显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政治文化，也被逐渐制度化为较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作为政治统治需要的“大一统”观向来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治理实践的指导原则与价值导向。作为具体国家治理体系的“大一统”机制，则是基于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而发展出的系列具体制度、政策等。“大一统”国家的确立和巩固是华夏文明延续的制度基础。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以后，历朝历代，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代，无不以江山一统为正道，以天下分治为歧途，“大一统”是华夏思想体系中诸子百家思想的共识。“大一统”于制度建构层面体现为“大一统”皇权专制秩序。[4]“大一统”皇权秩序的思想建构主要由农耕民族思想家完成，制度建构由农耕政权开启。此后，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及兼具游牧与农耕双重特性的渔猎民族，三者共同推进“大一统”皇权秩序及制度建构的完善。

人类社会秩序是动态而演化的，彰显着人的主体性、价值性。人类社会秩序演变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客观自然条件和社会规律允许范围内，人类社会秩序的具体形态，取决于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所具有的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的相互建构，人类的意识、观念始终影响及建构着人类社会秩序及其规则。“大一统”观念是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理念，亘贯古今，对于维系中国统一国家形态及文明发展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大一统”的价值追求及制度安排，在给中国皇权专制秩序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为中国文明发展及变革提供制度、价值资源。中国皇权体制框架下的“大一统”秩序，是迟滞中国文明发展的“布罗代尔钟罩”[5]，也是中国文明融合发展与突破的起点。

“天下”之中的中国文明进程，并非只有一种文明，而是二元文明或多元文明的并存、互动，主要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并存、互动，伴随这个过程的是“大一统”秩序与“华夷”秩序的相互建构。“大一统”秩序于实践层面的建构经历数千年之久才完成，理论层面的基本建构完成于先秦时代。西汉，“大一统”秩序思想以完整理论形态呈现（主要核心思想是：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阐释的《春秋公羊传》“大一统”思想，其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6]）。董仲舒将“大一统”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其正符合汉武帝追求一统政治的目标。在“大一统”秩序中，“华”（农耕文明）与“夷”（游牧文明）的互动构成其主要内容。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空间结构上的并存，并于时间进程层面互相建构，最终实现“大一统”秩序于实际层面的构建完成。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既彰显为一套绵密的政治文化，也呈现为一套严密而复杂的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历史的主要脉络呈现游牧民族社会与农耕民族社会的竞争、融合。中国文明就是在游牧政权、农耕政权建构进程的跌宕起伏及相互冲突、相互建构中发展及绽放异彩。中国“大一统”皇权秩序的构筑，农耕民族提供精神支柱和主要制度框架，而游牧民族则提供关键军事助力，而中国东北兼具游牧与农耕双重身份的渔猎民族却通过将二者较好结合，缔造出一个真正“大一统”且具有二元体制特征的“大一统”皇权秩序。空间拓展之际，也是政治生活模式的重构，其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革命，并是对政治、经济及文化分类原则的重塑。[7]不融入、不汲取农耕文明的制度、思想因素，以及不依靠农耕文明持续稳定的物质力量，游牧部落缔造的帝国只能昙花一现。纯粹的农耕文明由于其文明的封闭特征及高成本运作模式，却决定了其不能将统治秩序真接而持久地覆盖至游牧地区，而往往受制于后者。只有将农耕文明的持续性、稳定性及物质生产能力与游牧文明的军事冲击力结合起来，“大一统”秩序才能最终完成。中国漫长历史中，“我者”与“他者”始终寻求相互认同和融合，这或许是中国历史独特之处。

自秦王朝开创皇权“大一统”体制以来，直至21世纪初期，陆权或大陆属性是中国文明的长期属性。中国具有海陆复合的地缘属性，但囿于小农社会的自给性、封闭性及皇权体制的专制性，传统帝制中国主要还是一个陆权或大陆之国。中国历史上，农耕政权与塞外游牧强邻围绕长城一线持续展开的侵扰与反侵扰，在帝制的中国王朝国家中塑造出根深蒂固的陆权观。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其地缘战略的关键目标是安抚北方游牧强邻或将其纳入“大一统”皇权秩序。今日中国能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庞大的陆地疆域，而在其中，游牧政权对中国陆地疆域的扩大贡献巨大。中国“大一统”王朝完成的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整合，将中华传统“大一统”秩序置于其发展之历史巅峰，也为中国从较单一的大陆文明形态向海陆平衡发展的复合型地缘文明发展奠定了雄厚地缘基础。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挑战—应战”文明互动模式。根据这种模式，文明的产生、演化，既非依靠种族的优越，也并非依凭良好的地理环境，而是人们面对外在环境的持续“挑战”而实施成功“应战”的结果。“挑战”和“应战”是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成熟文明通过化解无数挑战成长起来。一个文明在应对挑战时若不得要领或屡失良机，将会衰败或消亡。中国传统文明的“大一统”秩序，主要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往中互为“挑战”与“应战”的结果。近代之前的中华文明虽然遭遇数次强烈而危险的挑战，但凭借成功“应战”，中华文明始终稳定发展而绵延不绝。自19世纪中叶西方世界以强制力将中国置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以来，其就面临着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重任，这种转型是最先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向中国传统文明“挑战”及中国传统文明进行“应战”的结果，在地缘文明层面，却表现为现代海洋文明、现代大陆文明挑战中国传统大陆文明及后者应战前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明对抗”，“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8]以史观之，中西文明冲突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压力，正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

在外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与中国自身内在文明的张力双重作用下，现代中国保留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精神内核，又吸纳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自由、民主要素，从而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并迈向现代化道路。对于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现代精神与中国传统思想都发挥着不可替代之作用。中国“大一统”皇权秩序，一开始就受地缘文明影响，也深刻塑造着地缘文明，而最终也将被文明的发展所超越。中国文明基因中的“大一统”精神将是整合传统与现代、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因素的最好精神载体，并将激起新的文明创造。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遵循“反本复始”的演化路径，即“依一中心精神，由内向外不断推广实现，而于和平中发展”，实现“使故者化为新，而新者通于故”的精神诉求。[9]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开始崛起，其推动的全球化将世界不同地理空间中的历史轨道连接在一起，并形成彼此互动的全球历史，人类也相应需要在哲学上探求一种面向全人类的普适性价值与律则。即在彼此分割且人种、语言、文化、信仰完全不同的复杂历史现象背后，找到一个指引人类生活未来发展方向的目标或意义模式，并缔造出一种真正的普遍主义哲学，由此形成对全球普遍历史的叙述。亨廷顿说：“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10]人类文明发展其实是从区域性文明迈向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文明间的横向交往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文明的相互衔接进程。历史不仅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文明变迁进程，也是不同文明间的相互渗透过程。文明的“起源”很可能是不同文明间在空间上的交流与互动的结果。[11]1922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就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其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12]相异文化、文明间的冲突总是暂时的，相互汲取、融合则是主流。

在新时代下，基于“大一统”精神的中国地缘文明统合，其意义在于它是对无限性、发展性的承诺，而不是对现今西方“全球律则”及其“普世性”的臣服。“大一统”精神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哲学阐释的“生生之谓易”中的有关“生生”的宇宙论、历史观。中国新时代的“大一统”代表着一种不同于海洋中心论或大陆中心论的普适性全球律则，而是一种富有张力与弹性的世界观和秩序观。“大一统”是一个将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独特性与普遍性、多样性与平等性相综合的概念。“大一统”也是一种规范性理论，其所包含的超越性、天下性，将为反思世界政治的文明前景提供更富生机的思想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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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阮炜：《〈地缘文明〉绪论》，http://m.aisixiang.com/data/17598.html，2021年9月19日。

[2]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项英杰校，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导言”。

[3] 吕文利：《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

[4] 关于皇权秩序研究的成果很丰富，其中，王毅的专著《皇权制度研究》、刘泽华文集《刘泽华全集：中国的王权主义》，是皇权秩序研究的典范。

[5] 布罗代尔钟罩是指阻隔市场的制度藩篱。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在历史上，这一合作秩序曾被一些未知因素所牵制，导致它无法扩张并占据整个社会，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就好像被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钟罩”之内。是什么因素制约着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该问题被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视为一个没有解开的历史之谜，这种被封隔的经济状态则被称为“布罗代尔钟罩”。参见陈国富《“布罗代尔钟罩”》，《开放时代》2005年第3期。

[6] （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84页。

[7] 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下），《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8]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1页。

[9]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正中书局2000年版，第15页。

[10]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1] 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下）——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12] [英]伯特兰·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载[英]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胡品清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