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道统问题历来是一个争议颇多的真问题。唐代韩愈忧愤于佛老对社会的“荼毒”，认为以“仁义”为本位的“道”，从尧传舜，舜再传禹，继而传汤、文、武、周公，直到孔子、孟子为止，就开始失传了，导致“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就是“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韩愈《原道》）要让和尚道士还俗，烧掉佛经道书，把佛寺道观变成住宅，让先王之道发扬光大并以此道来治理天下，使穷困之人都能得到照顾。这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何为道、如何传道的问题，提出了儒家道统谱系。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提出了读书人超越自我、继往开来的志向。南宋朱熹开始将“道”与“统”合一，提出“道统”论，认为周敦颐和程氏兄弟直接上接孟子，自己又继承了道统的正宗。[1]然而，首次提出传道谱系的韩愈却被朱熹一笔勾去，踢出儒家道统。于是，朱熹道统论以及道统的谱系就成为后世儒家的正统，遂定于一尊而不可撼动。直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古老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儒家道统论淡出主流社会。但是文化的传承并不会就此而终止。坚信儒学可以与西方文化相互协调、并行不悖的现代新儒家们，依然以承接这一儒家道统谱系自居。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署于1958年在香港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出儒家道统在当代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讨论。目前，现代儒家俨然已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梁启超曾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要求者也。”[2]因此，道统在中国历史上，包括近代，乃至于当今，依然是一个绕不开、躲不掉的真问题。自儒家道统论甫出，就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挑战。既有学理政见不同的君子之争，也有正统非正统的名利之争。朱熹以天理为道，开出理学一脉；陆九渊、王阳明以心论道，开出心学一脉；张载以气论道，对黄宗羲和王夫之产生重要影响。毋庸置疑，道统的提出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陈寅恪在《论韩愈》中认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韩愈则是文化学术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他一生做了六件事情，其首要的便是“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道统思想对于传承中华文化，塑造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凝聚中华民族的族群意识，抵抗外族文化的侵略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确凿无疑。

道统问题之真实、之价值，揭示着研究道统、传承道统依然是当今读书人责无旁贷的使命。近代以来，西方以绝对优势碾压着其他文明，中国的“国学”成了“国故”，变成纸篓里几张发黄的纸片，了无生气，民族自信心降到了最低点。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道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全面打压和批判。既有来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有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即便是以继承儒家道统衣钵的现代新儒家内部，对道统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也有不同看法。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之一的熊十力就认为，宋儒论道不广，应从广义角度把道统视为一国学术的中心思想。冯友兰既承认儒家圣贤一脉相通的道统，又提出广义的道统观，将社会居支配地位的哲学纳入其中。早年他把汲取了西方哲学而开创出的新理学作为接续中国道统的新形态。钱穆则认为宋明儒说的道统更多是一种主观的道统，与中国历史事实不符，主张以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传统为道统，不能只讲宋明道统。深受熊十力影响的牟宗三提出从内圣心性之学的道统中开出学统、政统，从德性主体中转出知性主体、政治主体，以发展中国传统所缺乏的科学和民主，从而将单一的道统转化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