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地理区域与文学关系理论溯源

一 中国的文学地域性理论

区域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古今中外都有人论及。区域环境和文学的关系，可以说十分复杂。研究一个区域的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其实就是研究地域与人的关系。地域环境跟人之间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的。一定的地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着人的生存方式，不管是物质生存方式还是精神生存方式。而一个地域的人的生存方式也会影响此地的文化。所以说，文化就是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的一种反映。而文学是人的文学，因此，文学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古老的《诗经》就是按照区域的不同对诗歌进行编辑，分为“十五国风”，生动地体现了各个区域不同的风土民情和生活在不同的区域的先民们的不同的思想感情。

早在先秦时期士大夫们就已经认识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以及“成而异德”的地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从夏、商到周族统治，考古发现，都存在较大的区域文化差异。尤其是周王朝时，看起来是一个相对统一的邦国，然而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之地仅仅位于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那些通过分封制建立的诸候国则分布在辽阔的土地上，它们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文化氛围和历史沿袭。因此周的地方文化和中央文化，形成了矛盾统一的关系。而不同的区域之间由于受地理的条件限制，它们交通不发达，沟通受阻碍，所以都有着自己相对突出的地域性的生活习俗、方言土语和经济发展状态，影响了当地民众形成了不同的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有些区域文化因质千百年来融进人们的骨血而世代传承下来，形成具有地域性的精神文化特质，并有意无意的影响了历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从而孕育出色彩各异的区域性文学作品。

其实中国古代早就有关于区域文化的探讨和思考，并有论述，只不过是比较零碎地夹杂在各种古籍文献中，没有进行整理和总结，也没有成为体系。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篇就提到：“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5]另外在《吕氏春秋·音初篇》《管子·水地篇》《大戴礼记·千乘篇》《汉书·地理志下》《史记》《晋书》和《世说新语》等古籍中都有论到地域环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问题，并在后世的文学论述中常常被引用，成为阐释文学艺术地域风格形成的重要维度。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云：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唐，曰：“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16]

通过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的故事，表现了季札敏锐的音乐感受能力，揭示出了各种诗乐的地域特征。

《礼记·王制篇》中云：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冷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期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衣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7]

《管子·水地篇》中云：

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葾也，美恶贤不肖之所生也。齐之水道，燥而富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贱；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聚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沉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憨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儿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18]

阐述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的精神气质的观点。

《淮南子·地形训》中也认为人跟生活的环境是相互影响而趋于一致的：

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瘴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妖，寒气多寿，谷气多痹，邱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皆象其气，皆应其类。[19]

西汉时期的戴德在《大戴礼记·千乘篇》云：

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国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谷宜焉；辨轻重，制刚柔，和五味，以节食时事……及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实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20]

以上皆言不同的地理环境及地域文化孕育出人的不同气质，精神和品格乃至相貌。

《汉书·地理志》中也提到了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

凡民含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21]

这里强调了风俗水土对人的秉性纲常的影响，还进而分析道：

韩地“土堰而险，山居谷汲，男女集会，故其俗淫”；赵地、中山之地，“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多弄物”；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执轻为奸”；鲁地“地狭民众，颇有桑林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为巧伪”。

凡民函无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22]

此言由于地域环境不同孕育出不同的人文环境。因为人总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生活，因此，他的思想、品格、精神、气质就不能不受地理环境各要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形的，是潜移默化的。

现代学者对此也有明白深切的论述。如王水照先生在《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中说：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地理环境所提供的空间，地理环境对于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性格好尚等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人们的文化制造和文学活动中，环境的作用更为显著……[23]

人地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基本关系，而文人在地理空间上的聚合与分离给文学带来刺激，给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区域文化以其地缘人文因子的隐显起伏，对地区文学风气和审美风貌的运行曲线进行着调节。相对于时间意义上的风云变幻的时代，空间意义上的区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显然更具有永久性的魅力。

二 西方的文学地域性理论

现在的区域文化研究，大多引自西方的理论作指导。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在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纤细、脆弱，但是感受性敏锐……在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健康魁伟，但是迟笨……你将在北方气候之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你走进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便将感到自己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情欲产生犯罪……在气候温暖的国家，你将看到风尚不定的人民，邪恶和品德也一样无常。”[24]他是从“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的角度，触及“地域与民性”这个话题的。

而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最早是被作为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探讨的。一般认为，德国批评家 J.G-赫尔德是最早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探讨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学者。他从自然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出发认为每部作品都是社会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气候、风暴、种族、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历史事件乃至雅典民主政体之类的政治条件等都会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是文学的生产和繁荣发展所依赖的主要社会生活条件。[25]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沿着赫尔德的思想，于1800年发表了《论文学》（又名《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文，在序言中，她明确提出文学研究的任务是“考察宗教、风俗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反过来，也考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26]斯达尔夫人还从“地域与文学”的角度去论述“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异。她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南方诗人不断把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结合起来。”而“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27]斯达尔夫人对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做了生动的比较：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带有忧郁和沉思的气质。这种气质是北方阴沉多雾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的产品；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学则耽乐少思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也与南方的气候和风光密切相关。这里有着太多新鲜的意象、明澈的小溪和茂盛的树林。自然的美丽使得南方人有“较广的生活乐趣，较少的思想强度”。[28]在1813年出版的《论德国》里，斯达尔夫人论述了民族心理、社会环境与德国文学的关系。“认为文学并不是天才的产物，而是受其社会环境诸多因素所制约的；文学的人物和内容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体现，而人们对文学的评价也受其社会条件差异的影响。”[29]

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丹纳沿着赫尔德、斯达尔夫人的方向，继续研究文学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著名的《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丹纳明确提出影响文学的生产与发展的社会因素有三大方面：种族、环境与时代。丹纳认为“种族”指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的先天、遗传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文学生产的原动力或“内部主源”;“环境”包括地理和气候条件，是影响文学的“外部压力”。丹纳以具体的事例说明了这种影响：在气候寒冷的地区、惊涛骇浪的海岸带以及阴湿的森林地带，人们往往“为忧郁和过激的感觉所缠绕，因而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喜欢战斗和流血。”而在可爱的风景区和风平浪静、光明愉快的海边生活的人，则“向往航海或商业，没有多大的胃欲。但一开始就对社会事业发生兴趣”。[30]这种生活环境带来的不同的生活倾向和生命气质，必然会影响到文学气质。他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31]他对两大拉丁民族的想象力做了比较：“一个是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方法和谈话的艺术；另外一个是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诉之于感觉的形式，就是音乐与绘画。”[32]丹纳还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证明了地理、气候、社会环境与风俗对文学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两者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他还认为希腊特殊的气候和地理因素对希腊的雕塑艺术的繁荣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四季温和的气温使希腊人有可能长年过着露天生活，他们的形体本身就是大自然的雕塑。另一方面，地理上希腊是岛国，为防御异族入侵，人们长时间过着角斗、掷铁饼、拳击、赛跑等带有体育竞技类的生活，使希腊人的形体更趋健美。这些都是希腊雕塑得以繁荣发展的因素。

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馀论》中指出：“从丹纳的书我得到了很大启发，我觉得研究文学应当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这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相互排斥而又相互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转变。”[33]

综上，从赫尔德、斯达尔夫人到丹纳，在讨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都十分重视地理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乃至自然风景等。这些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们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其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性情气质的确与其生长的自然地理条件有着微妙的关系。而文学是人学，通过人这个中介，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联。这种对地域与文学风格形成之关系的认识是最素朴的文学观念之一。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地域理论，还是西方的文学地域理论，都认识到了地域与文学关系问题，都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类的体质和心理状态的形成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是受地理环境影响的，都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作家气质以及文学风格的差异性形成的影响。今天，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认识到，地理环境不仅影响文学，反过来，文学也会反作用于地理空间，文学书写同时对空间也会生产一定的意义。此外，传统的地域理论强调了文学的地域风格的差异性，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同一区域内文学也存在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