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共产党建政与近代史理论范式的确立》：中国近代史学科及其理论溯源

一 历史分期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源于现代意义的历史分期。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基本上以王朝更迭作为分期标准和历史叙述的基本脉络，因而二十五史皆为朝代史。以时代发展作为历史分期，始于欧洲史家将欧洲历史分为古代（Ancient）、中世纪（Medieval）与近现代（Modern）三个时期。在他们笔下，欧洲的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约始自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1]这种以时代划分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于20世纪初年渐成时趋，很大程度上受进化论的影响。西学的启示，使得不少中国学者对以王朝断代的分期模式提出尖锐批评。曾鲲化说：“中国历史旧例，只区朝代而无时代之分，此蔽读史者之智识，塞读史者之感情之大端也。”[2]许之衡亦认为：“断代一例尤为史家之大惑。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之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3]

作为“新史学”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梁启超始终关注历史叙述的时代分期问题。他明确提出：“关于时代的划分，须用特别的眼光。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的转变从而划分时代，不可以一姓兴亡而划分时代。”[4]早在1901年写《中国史叙论》的时候，梁就参考日本人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5]，将中国史分成上世、中世与近世三期：自黄帝至秦统一为上世史，是中国的中国时代；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为中世史，是亚洲的中国时代；自乾隆末年至今为近世史，是世界的中国时代，也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6]梁启超援引这套分期策略，由此建立了一个社会进化学说制导下的线性历史叙述结构，其根本目的在于建构自己民族的线性进化历史。[7]他的这一历史分期，影响至为深远，可以视为中国本土“近世”出现之滥觞。[8]

时代分期转道日本史著传入中国，很快形成风尚。这既是在进化论影响下现代历史哲学的产物，也呼应着以民史代君史的新史学潮流。以时代特征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成为此后历史编纂的主流，产生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近代、现代等名目。傅斯年明确指出：“仅知朝代之辩，不解时期之殊，一姓之变迁诚不足据为分期之准也。”[9]金毓黻也以时代分期作为区分“新史”与“旧史”的重要特征。[10]

正因时代分期，不少名为“中国近世史”的著作应运而生。据方秋梅研究，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学界较多使用“近世”，而甚少用“近代”，其要因正在于当时以朝代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断代史”受到批判，人们倾向于回避“代”字。直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近代”一词用例增多，“近世”与“近代”被混同使用。至20世纪40年代，“近世”一词的用例逐渐减少，书名几乎皆用“近代史”。[11]不过应该注意，当时学界对于“近世”和“近代”的使用虽有微妙的变化，却并无严格界定和区分。二者皆体现着“近代性”的基本内涵，其共同点在于表示在历史时间脉络中接近历史编写者当下的历史时期，约略等同于西方史家的“Modern history”。

时代分期更能反映历史的演变大势，但其分期界标却因着眼点不同而难以达成共识，远不如王朝分期断代那么固定。如张玉法所言：“历史最大的特性是‘变’（Change），历史分期的目的是在找出‘变点’（Turning Point），观察历史的‘质变’与‘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12]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或曰进入近代中国的“变点”，因视角不同而众说纷纭，即便梁启超本人的看法也数度变易。[13]

论及民国学人对近代史起点之认识，“明清之际”开端与“鸦片战争”开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各有其代表作及支持者。[14]在此略作申论。

近代始于明清之际说者，主要着眼于中西交通，“欧人东渐”。郑鹤声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以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并表示“我国坊间出版之中国近世史，率以鸦片战争为开始，则为截其中流而未探渊源也”。[15]江苏镇江中学所编《中国近世史》亦明确指出：“编近世史者大都开始于鸦片战争，亦有以最近世史称者。编者以为鸦片战争虽可表示欧人侵略之滥觞，然道光以前之事实尤为鸦片战争之背景，似未可一概抹煞——例如乾隆朝之闭关嘉庆朝之匪祸——编者敢认定近世史必开始于十七世纪者此也。”[16]陈登原说：“然近世，自明末以迄于今兹，固有特殊之现象，为上古、中古、近古所未有者矣。”[17]柳诒徵同样以明末为中国近世的开始，并从西方宗教、学术、思想输入，中国开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交际，以及中国大陆历史向海洋历史转换三个方面予以论证。[18]

将近代史开端定于明清之际的新航路开辟，实则欲将中国纳入西方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进而赋予中国历史以现代性。[19]此说强调中国与西方历史保持同步，可便于东西洋史“互相参校。俾学者于研究东西洋史，不致发生误会”[20]，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影响颇广。[21]吕思勉、杨东莼等亦曾持此说。[22]在1949年后，持此说者受到批判，详情后述。

近代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说者，主要着眼于列强入侵。较早如李泰棻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3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5月版）、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4册，天津华泰印字馆1925年8月版）均持此说。魏野畴认为：“做历史的人，要明白现代的趋势和问题。历史本身就是要追溯现代趋势，并明白现代问题的来历，给人一个解决现代问题的刺激，希望和指点。”“西方的势力倒卷东来，打破我们长期的迷梦和黑暗，这实在是千古未有的奇局了。论这时期，才不过一百多年，但其中的变化非常剧烈，复杂，而重要，很够得上称为一个时期，即第三时期的近世史。”他进而认为三元里抗英“是中国民族觉悟的开始”。[23]

至20世纪30年代，鸦片战争开端说影响渐广。沟口雄三梳理了“鸦片战争近代史观”的形成过程，他将“鸦片战争近代史观”视为“基本上是出于革命的需要，通过对革命路线的战略性分析而产生的”。[24]然而不仅后来的革命史观持如是说，一些运用“现代化叙事”的学者如蒋廷黻、罗家伦等亦认同“鸦片战争近代史观”。罗家伦虽表示“近代史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实则相当强调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以“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此后“中国确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许多国际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影响。不只是军事、经济和所谓一切物质文明，因此发展了新的局势，而且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基础，也因此受了剧烈的震动和变更。现在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25]蒋廷黻亦主鸦片战争开端说。他认为，中国与西方虽然在19世纪以前就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26]1958年7月9日，郭廷以与胡适、蒋廷黻晤谈近代史，胡适云：“近代史范围应拓大，可包括十六世纪以来，即近三百年，不必限鸦片战争以后”，蒋未作表示，实则不以为然。[27]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出现了许多冠名“近百年史”的书籍，可见时人有意识将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年当作一个固定的历史段落来加以叙述，实际上标示了鸦片战争的关键地位。此后，随着以鸦片战争为“近代”起点的用法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近代史”取代了“近百年史”之名。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本欲起名“中国近百年史”，因同名书籍很多，为避免混乱而改为“中国近代史”。[28]

对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开端做出系统理论阐释的是李鼎声。李氏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明确表示：“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是近代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确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经济上，在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29]

李氏批评明清之际开端说“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但明清之际在时间上亦与新航路开辟、“欧人东渐”大体相合。坚持以清初为近代开端的萧一山为自己辩解曰：“盖本书所述，为清代社会之事变，而非爱新一朝之兴亡。换言之即所述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家史也，故本书又名曰中国近世史。”[30]

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说遂成为学界主流观点。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二十余种中国近代史著作大多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至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重订《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必修选修科目表》，将“中国近世史”列为历史系必修科目，并确定其范围“起自道光至抗战为止”，而明清史之下限因此确立在“道光时为止，俾与中国近世史衔接”，这意味着官方的肯定。[31]

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起点能得到诸多史家乃至官方的认同，实有其时代的背景。清末就有人将鸦片战争视为历史转折点，如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后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20世纪20年代反帝运动高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加剧，使人们更多地从国耻、国难的角度反观历史，更加关心“近百年史”。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列强侵略的起点被凸显了出来，进而形成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为主轴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成为世变激荡下，现代学人激励中国抵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力量来源。‘反帝国主义’论述，在此意义下，乃成凝聚国族意识、激发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32]而若以“西力东渐”的明清之际作为近代开端，则难以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益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供正当性。

“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均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反映出二者虽在一些近代史事的诠释上适相对立，实则具有某种共通性。“革命叙事”强调“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色彩甚浓，“现代化叙事”亦以民族主义为底色。李怀印所著《重构近代中国》第二章名为“现代化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民族主义史学”，当是有见于民族主义已成为形塑中国近代史叙事的关键因素。鸦片战争开端说渐居主流，但可能主要限于政治史。一论及学术思想文化，则又多以“近三百年”为时限，将近代开端上探至明清之际。梁启超、钱穆均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蒋维知亦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

清末采行学堂分科教育以后，自西方引进“学科”（discipline）这一知识分类概念。这样，学科概念便“构成了20世纪以后学术发展的基本架构”。[33]如前所述，“中国近世（代）史”的名目是随着时代分期出现的，而中国近代史形成一门学科，则还需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予以确立。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历史系设立“中国近世史”一门，预科设有“中国最近世史”，其目的为“讲明中国最近百年之史事，使明中国现在之大局因何因果而来”。[34]是为近代史学科之肇始。随后，东南大学于1924年亦设有中国近百年史。但总体说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开设中国近世（代）史课程的学校仅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等。皆因此时中国近代史仅具雏形，投身研究者极少。[35]直至1926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历史系开设中国近百年史，聘请蒋廷黻为历史系主任，开设中国外交史和中国外交史专题研究两门课。蒋廷黻回忆：“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36]罗、蒋二人于1930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史、中国国际关系史，致力于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学术化。加之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被发现，激发了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经过前驱者如此这般的努力，中国近代史逐渐在史坛争得一席之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

不过，从当时整个历史研究状况来看，中国近代史仍是一块肥沃而荒芜的园地。有识史家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均对学界详古略今之学风有所批评。1923年梁启超感叹：“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惝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是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37]他还认为，学者藐视近代史研究，“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38]章太炎则在1924年指陈史学五项弊端，其三即为“详远古而略近代”。[39]并指出：“盖时代愈近者，与今世国民性愈接近，则其激发吾人志趣，亦愈易也。”[40]研治古史的顾颉刚也说：“以近代史的复杂与切用，实当许有人从事工作，乃现在青年学子喜治古史，弟每叹息。……应当以研究方面诏示青年，使毋向二千年前故纸堆中钻去。”[41]金毓黻明确提出：研究古代史，“皆以明瞭已往为的。尝取某一事某一人作具体之研究，务得其真确性而不问其有用与否”；而“研治近百年史，专以明瞭现在及将来为的，藉过去之史实，以说明现在仍循之途径”，因此“究以治近代史者切于人生”。[42]曾投身近代史撰著的萧一山认为：“史学有详近略远之例，有鉴往知来之机，而皆以近代为枢纽。”[43]汪荣宝则说：“学者欲知今日中国变迁之由来及世界列国对我之大势，则研究近世史为尤要。”[44]罗家伦强调：“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说近的切的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45]

这些史家皆从史学社会功能角度着眼，指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价值。有识者的呼吁与倡导，的确使中国近代史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获得长足发展。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近代史本就难免先天不足；加之近代学者承续清学余荫，争趋于先秦古史，近代史仍难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如向达所言：“解放前，中国历史学工作，在研究方面以及在大学的历史教学方面一般都表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研究工作偏重于上古的商周，近代史只谈外交不及其他。大学历史教学的教和学都从兴趣出发，不顾科学体系和客观要求；有的大学历史系竟从不开中国近代史课程。”[46]当时的国家级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并无近代史组的规划，就很说明问题。[47]

二 “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

不少学者认为，可以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48]欧阳军喜以陈恭禄、李鼎声两人所著《中国近代史》为中心，比较20世纪30年代出现“革命”与“近代化”这两种近代史话语，自有其见地。[49]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华的全面侵略及中国国内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言说语境。如胡绳所谓：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直接有关当时如何改造中国的实践问题”。[50]在那样的历史氛围中，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关于近代史的论述，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政治立场的支配。以“现代化”与“革命”为标志的两种叙事模式，即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诠释在不少方面适相反对。这两种叙事，所着眼的并非已逝去的历史本身，而在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只不过以历史为载体，来表述他们直面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两类政治立场不同的史家，通过论述近代历史以思考民族的前途命运，并为应对时代大变局、走出民族困境寻求破解之道。

关于“现代化”叙事。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正式提出“现代化”的理念。罗荣渠认为，此一理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实际上，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51]不过，二者的实质存在一定的差别。3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的内涵各有己见，其中不乏肯定德国和苏联的集权政治、经济体制者，并将之视为中国“现代化”应仿效的模式，这与5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不可混为一谈。

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叙事，诞生于“现代化”话语日渐流行的语境之中。“现代化”话语是进化史观的产物，即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今胜于昔”的线性演进过程，走向现代是必然趋势。早在1923年2月，梁启超为《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就提出中国人从“知不足”到“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是历史进化的标志。[52]1933年7月，《申报》月刊再发起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讨论者均将“现代化”作为当时中国的根本出路。此后，主流知识界开始普遍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取代了原来一度流行的“西化”概念。如冯友兰指出：“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53]

“现代化”叙事体系以受过史学专业训练的陈恭禄、蒋廷黻各自所著《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作。其基本特点是以“近代化”（“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主题，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以接受“近代化”之自觉与彻底程度作为衡量近代中国人物和史事的唯一标准。在这一叙事体系下，中国近代史便以列强入侵为起始，中国内部所有的变革只是不断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这种以“冲击—反应”为主轴的论述模式，由美国马士（Mor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开其先河。马士此著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中外冲突时期（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中国屈从时期（The period of submission，1861—1893）、中国被制服时期（The period of subjection，1894—1912）。[54]陈恭禄、蒋廷黻、郭廷以所著《中国近代史》，均深受其影响。蒋廷黻虽曾批评马士之书仅凭英、美两国的资料而观点片面[55]，然其所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与论述框架皆本于马士。邵循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批判中认为，马士此书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宣传手册和蓝本”[56]，无论欧美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学者”，都奉马士的著作为“圭臬之作”，仅在其基础上“做了局部的补充”[57]。这种论断自然带有时代印痕，但所论马士著作的影响之巨则并非夸张。

“现代化”叙事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起点，因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第一声”。[58]前述1933年《申报》发起“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时，编辑对其要旨的解释，便将“现代化”作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新问题，毋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盖中国自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重大刺戟。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59]

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于1928年着手撰写，1934年初完稿，共19篇，计60万字。193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数月内售至四版”。[60]因其“取材綦富，叙述尤详”[61]，被教育部列为大学丛书之一。蒋廷黻为留美博士，1923年回国后任教南开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拓者之一，蒋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62]他编纂《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撰写《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国近代化的问题》等论文，影响最大者当为《中国近代史》这本5万字的小册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撰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既为其长久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厚积薄发之作，亦为抗战烽火中的时代产物，体现了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思考。蒋著《中国近代史》出版之后，风行一时，“可以说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史与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有半数以上都是因袭了蒋廷黻的史学观点”。[63]80年代以后，此书再次风行大陆学界，历经半个世纪时间的汰洗仍受重视，被确认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64]

陈、蒋二人从“现代化”角度来阐释近代史，有诸多相似点。

首先，他们均反对以近代史作为宣传品，力图将中国近代史学术化，视研究近代史为严谨的学术活动。陈恭禄强调其撰著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65]蒋廷黻则明确宣示：“研究外交史不是办外交，不是作宣传，是研究历史，是求学问，二者绝不可混合为一。你如拿历史来宣传，你不是历史家，是宣传家；你的著作不是历史，是宣传品。”[66]他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宣传品所能供给的感情之热，不若说是历史所能供给的知识之光”。[67]

其次，陈、蒋二人皆以中外关系史作为叙述主体，以“现代化”作为贯穿史事的主题。陈恭禄在自序中揭示：“及至近代，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大为密切。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以悠久之历史，倾向于保守；领袖之思想，民众之观念，均其极端之表现。政治家不能认识其所处之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列强或欲适用西法于中国，或谋商业之利益，或求政治上之势力，或存兼并领土之野心，而中国本于固有之心理与惯例，应付新时代之问题，莫不失败。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68]蒋廷黻则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开宗明义：“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69]他将“西方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不可避免的趋向，并以之为标准衡量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四个救国方案，将中国之前途命运系于“近代化”，阐述如此鲜明有力，加之蒋氏在学界、政界的影响，无怪乎此书后来居上，其声望反超越了陈恭禄60万言的《中国近代史》。

再次，二人对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屈辱苦难之根源均持反求诸己的态度，而反对将之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其时国、共两党均以“反帝”口号作为激励民气、动员群众的革命舆论工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则认为，中国的衰落是因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鬼”，而不能怪帝国主义。[70]陈恭禄、蒋廷黻在其近代史论述中，亦均倾向于民族自省。陈恭禄强调清朝政府的愚昧无知、处置失当，导致鸦片战争爆发。[71]蒋廷黻则坦言：“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72]他因而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并将第一次鸦片战争视为“东西对打”。[73]

与此相关的是，陈、蒋二人对于近代史上的中外冲突皆肯定“妥协”之价值。蒋廷黻在1933年8月论述说：“如果中国的近代史能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74]“不战而和当然要吃亏……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75]蒋氏认为，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皆因士大夫守旧多事而招致。他为琦善辩护，认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林（则徐）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76]蒋氏着眼于曲全邻好，对琦善、李鸿章、袁世凯的妥协外交均予肯定。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和”与“战”的价值判定，亦基于其现实中对日和战问题上的倾向：他反对“唱高调”，主张通过妥协到国际生活中寻找出路。[77]

最后，两人皆持精英主义立场，轻视普通民众的作用。蒋廷黻反感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革命：“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78]他强调：“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煞费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79]陈恭禄将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称为时人的“夸张”和“自慰”。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等民众暴力，对于中国造成极严重的灾难性后果。[80]

陈恭禄、蒋廷黻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一种悲观的笔调叙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外力侵入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反思导致当前困境的历史原因。他们批判民族惰性，实则上承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派反思国民性之余绪，其初衷亦为直面民族弱点与缺失，以反求诸己的反思促国人振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其基本态度。

“现代化”叙事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从近代化的角度回溯考察近代中国的艰难历程，剖析各个救国方案的成败得失，自不无资鉴现实的积极意义。但此一叙事体系的局限也不可忽视：其一，将现代化等同于欧化，近代史等同于欧化史，如此一来，丰富多面的中国近代史就被化约成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扩张史，其“欧洲中心论”的偏见阻碍了真正研究这一时期那些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或关联较少的历史侧面。[81]其二，以现代化作为唯一的审视视角，着力强调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观念冲突的一面，而对中西冲突中侵略与反侵略的一面视而不见。

关于“革命”叙事。近代中国处于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革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而，以“革命”为基调、以“革命”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近代史叙事体系，几乎与“现代化”叙事同时并起。论及“革命”话语体系的渊源及流变，欧阳军喜追溯到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1929年编印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教材《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两书的直接影响。[82]但实际上，“革命”叙事还有中国自身的发展脉络。

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深重，早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多以外患史、国难史为主题，以寻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并以之凝聚国人民族意识。据俞旦初统计，20世纪初期，着眼于近代以来的国耻、国难，以外患为主题的著作达37种，其中翻译的20种，编写的17种。[83]这种着眼于列强侵略的近代史著作，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为最重要的内容。

20世纪20年代，在苏俄革命意识形态及列宁“帝国主义论”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反帝”口号[84]，同样在苏俄扶植下，国民党亦高举“反帝”旗帜。[85]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向北伐将士演讲中声称：“抵抗帝国主义，实为国民革命最大之使命。”[86]“反帝”民族革命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诉求。此前一年5月爆发的五卅运动，已在全国上下形成反帝高潮。如此背景，逐渐形成了以“反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的话语模式，这是“革命”叙事的基础。如刘彦于1927年重印《中国近时外交史》（1911），改名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并在“自叙”中揭示：“今者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口号已遍于全国，究竟帝国主义在中国所作之罪恶，其具体的演进为何如，不平等条约其具体的演进又为何如，应有专书阐明之，以为民族运动实际之补助。”吴寿彭等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其目的在于“说明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的痛苦，要说明反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87]

“革命”叙事之形成同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有密切关系。德里克指出：唯物史观的引入，使得对中国历史进行比较激进的再解释成为可能。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方法论。[88]李大钊在其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历史加以分析：“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89]“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90]因此，“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91]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92]正是这样的言说，演出了国共两党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从推进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注重从反帝革命运动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并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以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93]恽代英1926年印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华岗1931年出版《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94]，“革命”叙事于此初具规模。

“革命”叙事的基本预设直接来自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判断。其核心乃为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之判定[95]，在随后开始的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论战中，这一观点居于主导地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顺理成章的逻辑推演。帝国主义成为近代中国蒙受屈辱、落后挨打的总根源，而中国国内的封建主义（包括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近代史遂被化约为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李鼎声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96]，全书分为18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至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此书着重把握社会形态演变的趋势，强调国际资本主义带来的影响与阶级分化。作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国际资本主义浪涛的袭击带动了部分民族资本的兴起，但民族资本“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因而“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达史，但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97]，此书以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为主线，揭示“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吸吮着膏血来膨胀它们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在我们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98]

李鼎声引入了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近代史。因此，在注重叙述帝国主义列强历次侵华战争的同时，他尤为注重农民起义、民众反帝运动、劳工政治斗争。他以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内部不同阶级的不同态度。封建官僚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往往不惜与帝国主义结合，洋务运动在他看来就是国际资本主义与封建统治者利益结合的一个例证。这种结合，反而有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在他的论述中，向西方学习走向“现代化”之路被直接否定了。这与蒋廷黻、陈恭禄等人以“现代化”为线索的近代史著述判然有别。

1937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张闻天主持的当时以“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名义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篇幅虽仅17万字，却影响甚广。此书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研究对象，其梳理的中国革命史基本线索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国共合作—大革命。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体系初步建立起来。[99]

“革命”叙事的成熟定型，还要待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其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等问题的论断，日渐被视为毋庸置疑的“真理”。毛将近代中国历史主题概括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00]这一概括构成了中共史家铺陈论述近代史的主线。

范文澜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布置与指点之下完成的。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留学日本，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校，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重点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并提议中国近百年史各专门史的研究做如下分工：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史（陈伯达），哲学史（艾思奇），文学史（周扬）。[101]而毛泽东从政治角度出发，运用政治话语对中国近代史做出的一系列论断，对范文澜的著述无疑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范著《中国近代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触解释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102]。以至于沈渭滨将由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初创、新中国成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规范称为“毛—范近代通史体系”[103]。

范著《中国近代史》诚为个人撰著，但同时又系统地表述了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堪称革命时代的《资治通鉴》[104]，对于中共革命力量的动员与整合，居功至伟。值得一说的是，在范文澜的所有近代史著述中，从来不曾直接提及蒋廷黻，但毋庸置疑，蒋著《中国近代史》是范氏虚悬的批驳靶标，将二者对照，不难发现范文澜批驳的机锋处处指向蒋氏。

蒋廷黻提出：“……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105]范著则着意与之针锋相对提出“抵抗”与“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妥协乞和的穆彰阿、琦善、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等作为卖国贼大加批驳，对坚持抵抗的林则徐、关天培则颂为民族英雄。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唯一明智之举是向列强妥协，唯有妥协方能向西方学习。范文澜则揭示，妥协者反而是因循苟且者，抵抗派才真正具有“向西方学习”这一在蒋氏看来最大的优点。范文澜强调：“另一类人如颜伯焘、裕谦，他们形式上类似抵抗派，实际上是极端顽固的闭关主义者，这种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失败。”[106]

另一个针锋相对之处在于两人对于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之态度。蒋廷黻无疑是精英主义者。范文澜则以人民本位立场，对于下层民众的斗争不惜笔墨着力描绘。如平英团之类的斗争，在蒋氏著作中是没有位置的，而在范著中则详加叙述。对近代中国的两次以农民为主力军的运动——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更加以浓墨重彩的状写，将太平天国运动称为“揭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序幕”的历史大事，将义和团运动称为“有志愿、有纪律”的反帝运动[107]，予以充分肯定，并将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联系起来。

“革命”叙事既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事阶级斗争、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武器，其形成与演进及走向成熟的过程，便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息息相关。但因其过于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革命”叙事有时也存在将诠释凌驾于史料证据之上的弊病。钱穆批评曰：“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108]

三 近代史基本研究方法与学术规则

晚清民国以降，史学“科学化”是史家挥之不去的情结[109]，被称为“倡导有计划的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第一人”的罗家伦亦深受影响[110]。他在1931年发表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正式揭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原则和方法。此文堪比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系统表述了罗氏对如何将中国近代史研究建基于“科学”之上的取径。

对当时大多数中国近代史著述，罗家伦难以认同，称之为“带有营业性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品”，“学术界却不能认为研究”。[111]而史学要“科学化”，必须以史料为基础。他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期。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国近世史方面要做任何工作的话，我便认定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必须有这各部分的史料丛书几百种后，才可以动手写科学的中国近代史。”[112]

在罗氏的构想中，浩瀚且零乱的中国近代史料应分成三类编成丛书。第一类为中国史料，包括档案、官书、禁书、当事人的文件和记载、专家著述、定期刊物、图画等七种。第二类为外国文字材料。第三类为专题研究成果。[113]概而言之，罗家伦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科学化”的途径，一为“放开眼光，扩大范围，随时随地，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一为开展专门分题研究。否则贸然著述，则不过“建筑华厦于流沙之上，或是用纸壳子来糊成房子，风雨一来，全部崩溃”。[114]

罗家伦此文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影响甚广，多有应和者。赵丰田在1940年提出：“近来国内治中国近世史者，风起云涌，颇极一时之盛。然而史料繁多，搜辑需时，范围广大，端赖分工。若仅凭一人之力，抄撮选辑，仓卒成书，如今日书肆流行之数种课本者，为争取一时之名利则可，殊不足以入著述之林也。大抵今后有志治中国近世史者，有两种工作为之先焉。第一须为专题之研究，第二须先从事各种书目之编作。二者中尤以先编作书目为最切要，以其为用，于人于己皆足供进一步研究之便利也。”[115]其看法与罗家伦如出一辙。而直接受罗家伦影响、互相引为同道且致力于建立“科学的中国近代史”者，当属蒋廷黻与郭廷以。[116]郭廷以赴台湾后，成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其主要工作“一为搜集整理史料，二为专题研究，三为编纂完整之近代中国史”。[117]郑鹤声在1951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重复“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之论[118]，罗氏此文影响力之深远可见一斑。

罗家伦所揭示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念方法，其核心为史料方法。罗氏强调：“其实什么是历史研究法？严格地讲，历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我所谓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119]罗氏的理念方法，深受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之影响，且出自当时中国“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主流学术语境。与古代史相比，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学者们的看法不同，研治路数亦各有千秋。罗家伦说：“‘文献足征’而且‘所见异词’优于‘所闻异词’，是研究近代史所占最重要的优势。”[120]梁启超究心于近代史，并撰有《戊戌政变记》《戊戌六君子传》《李鸿章》等著述，对此的认识则更深一层。他认为：“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他直言不讳：“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121]但他对近代史研究还是觉得易于古史，盖因史实材料多为人们所皆知：“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类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122]

胡适认为：“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123]“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124]可见胡氏对研究近代史的难度偏于乐观。李絜非也认为：“近世史为期不过百年，虽史实繁颐，范围广泛，但时近事切，耳熟能详，在其史实的可靠性上，较古史为多且便。……所以研究近世史，并不需要什么考证工作，取材利便，但依丰富而可靠的史料，加以排比与解释便足，似较研究古史为方便。”他认为研治近代史之难处，“第一，是置身其中，难为冷静观察一切，乃不免感情用事，非厚诬当世，即触忌时人。第二，是重要史料未及发表时间，而无从阅读，虽有所掇拾与成篇，终其支离破碎，无当宏指，传闻失实，难获直确。第三，限于时空，国际间之合作无由，而个人之才力，又每举鼎绝膑，不克胜任愉快，则虽有研究与结果，终不免挂一漏万，或买椟还珠”。[125]

梁启超、胡适等人，对研究近代史的难度不免有所低估，反倒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华岗体认更深：“研究中国近代史，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同时也有很多困难的地方。所谓便利的地方，就是近代史料要比古史料丰富得多，而且比较容易搜集。中国近代历史之舟的搭客、划桨人和把舵人，现在还有不少健在，只要我们肯去调查访问，就可以得到许多新鲜史料，作为我们研究的根据或参考。所谓困难的地方，就是史料虽多，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反不容易察出底细来。”[126]

当时主流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然形成一定的共识和学术规则。

1.重视档案资料。蒋廷黻指出：“研究外交史，不是做宣传，也不是办外交，是研究历史。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原料不可尽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127]陈恭禄亦强调：治近代史应“首先搜集原料”。[128]档案作为最主要的“原料”，在新的史料眼光之下，其学术价值日益受到重视。[129]如沈兼士认为：“良以档案为未加造作之珍贵近代史料，固等于考古家之重视遗物遗迹也。”[130]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清代档案是“直接史料的大本营”。[131]蔡元培明确宣示：“历史中直接的材料与间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别。……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132]傅斯年则云：“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133]至20世纪30年代，“故宫文献馆、北京大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各档案保管处，现在都忙于传抄出版和利用，凡是研究近代史各种问题的人，都想从档案下手”。[134]故宫博物院陆续编辑出版《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清代文字狱档》及中外关系档案五十余种。[135]可见，史学研究必须从档案等直接史料入手，史料取舍以“原料为尚”，已成为近代史研究者共同遵循的学科规范。

2.重视搜集海外资料。陈寅恪在20世纪40年代声称不治晚清史，实则对近代史亦颇多关注，曾负责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且指导研究生石泉撰写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陈氏认为：“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136]“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边疆史料，不详于中国载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记载，非征译海外著述不可”。[137]陈垣亦强调：近代史的研究“非杂采各国对远东之史料不能成中国史”。[138]史语所初创之时，傅斯年曾欲向“中国近代史题”进军，然因为“吾国最近百年来史料每在外国文籍中”，故必须尽量搜集。[139]罗家伦明确提出：“不知道他国材料，或是不能运用他国材料而写中国近代史，则一定使他的著作，发生一种不可补救的缺陷。……近代的中国，不但在国际战争或外交方面，受外国的影响，就是内政的变动，也何尝不受外国的影响。或是直接的公文报告，或是间接的观察调查，在外国文字里都有重要的史料；而且他们的观察调查，有时比我们自己的还清楚。”[140]他还曾说“近百年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英国”。[141]罗在1926年游历英、法时，曾通过陈寅恪向清华大学建议，在欧洲各国搜集中国近代史史料。[142]

以治中外关系史而名的蒋廷黻，对于海外史料则有更为细致的剖别，他认为要先认清外交资料本身的性质，着重其中与本国史料间的差异性。他提出在中日甲午战前，应当留心中国方面的外交资料；而战后则需了解且研究外国史料。原因是甲午以后，中国的外交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当局的态度无关紧要，反倒是应该注意列强各国究竟在政策上如何进行妥协和牵制。[143]在重视海外史料的观念之下，不少留学海外的学生与学人致力于搜罗、抄录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外文资料。其中如萧一山、王重民、简又文等从海外搜罗太平天国文献资料，受到学界称许。留学英国的王崇武全身心投入于有关中英近代外交史料的搜集之中，仅《读剑桥怡和公司档案笔记》就有十数册，其他事件亦不厌其烦地摘抄。[144]

学者们认为，对于海外史料亦应持辩证态度。如罗家伦所言：史料粉饰夸大、虚报非独中国为然，“西洋的官书和私人著作，有时也不能免。如大战期间各国发表的蓝皮、黄皮、黑皮、白皮等书，往往于选择材料之间，有意为自己辩护”。[145]陈恭禄也指出：“研究近代中国史者，必须打通中外隔膜，材料当博取考证，不可限于本国记录，就质量而言，自以本国材料为重要。”[146]郭廷以更明确表示：外国材料也有“他们的偏执立场”，运用海外新史料时，“有时难免过重洋货，轻视国产。以外来的偏执立场，代替固有的传统成见”。[147]

重视域外史料的理念，势必影响到评价近代史论著的标准，如曹聚仁对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的肯定，主要基于其能利用金陵大学的外文资料，“显得‘全面’得多”。[148]又如蒋廷黻、何炳棣、赵丰田、陆钦墀、姚薇元等人的专题研究，皆因能以中外史料相互印证而得到肯定。[149]这一理念，使得时人认为治近代史须具备世界的眼光。王子休评价魏野畴所著《中国近代史》曰：“治史的人，常受国别的限制，而失掉了世界的眼光。魏君这部著作，着眼在国际的关系，认为中国近世史是在国际间造成的，他用国际的眼光解释中国所发生的事实，我觉得这是治近世史的人必具的一种重要条件。”[150]

至于近代史的实际研究，罗家伦极为强调专题研究，认为“所谓‘摩洛格拉夫’（Monograph，即专题论文——引者注）的工作，尤其是科学的史学的阶梯”。[151]这在当时也获得多数学人的认同。总的来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尚属初创，郭廷以在1939年仍宣称，“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152]

注释

[1]沟口雄三指出：“‘近代’这一概念，本来是地区性的欧洲的概念，至多不过是他们欧洲人内部对旧时代而言的自我歌颂的概念，可是随着欧洲自我膨胀到世界一样大，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世界性的概念。这时，‘近代’一词甚至成了证明他们在世界史上的优越地位的指标。亚洲对此则或由抵抗而屈服，或由赞美而追随，结果是被迫接受了这个概念。”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页。

[2]曾鲲化：《中国历史》第一章，东新译社1903年版。

[3]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政治专史及其做法》，载梁启超撰，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5]桑原骘藏援用西洋史分期模式，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与近世四个时期，将彼时尚未终结的清代划入“近世”，是为“欧人东渐时代”。（参见[日]桑原骘藏《东洋史要》，樊炳清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9年版，第9—10页。）岸本美绪认为，桑原一方面以“欧人东渐”为“近世”特征，同时以1644年清军入关为“近世”开端。“可以说同时兼顾了中国王朝更替的视野和全球性的视野。”（参见岸本美绪《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载《新史学》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4页。）桑原的分期模式影响深远，民初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参见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6]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2页。

[7]参见[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6页。

[8]梁氏亦有研究近代史之实践，萧一山评之曰：“为近代史的研究，建立了可信赖和足为信史的一些楷模。”（参见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载包遵彭、李定一、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93页。）

[9]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10]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11]参见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2]张玉法：《现代中国史的分期问题》，载《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辑《总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页。

[13]详参刘龙心《中国近代史：一门次学科领域的兴起》，载《“史学·时代·世变：郭廷以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页。

[14]参见顾颉刚撰，王晴佳导读《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当然，也有认为近代应始于宋元。如夏曾佑、金兆梓以宋朝为近代开端，钟毓龙、吕思勉以“元初”为近代开端。（参见夏曾佑《最新中国教科书中国历史》，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金兆梓《本国史（新中华初中）》，中华书局1928年版；钟毓龙《本国史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版；吕思勉《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15]参见郑鹤声《中国近世史·编纂凡例》，前编第一分册，南方印书馆1944年版。

[16]《中国近世史·例言》，江苏省立镇江中学1929年版，第1页。

[17]陈登原：《中国文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3页。

[18]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7页。

[19]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20]参见李岳瑞原编《（评注）国史读本》第1册，印水心修订，上海世界书局1926年版，第3页。

[21]参见刘超《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7年6月号。

[22]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中，认为中国近世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参见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讲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不过吕氏亦承认“鸦片战争是近世史上中西冲突的第一件事”。（参见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载《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杨东莼强调：“明清之际，西学和西教士同时传入我国，中西交涉，才由此开始……所以根据这一点，又把明清之际到清末整个时期划为近世期。”（参见杨东莼《（高中）本国史》，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5月初版，第12页。）

[23]参见魏野畴《中国近世史》，申江书店1930年版，第12、18、101页。

[24]详参[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代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3—237页。

[25]参见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原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第1期，据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52—53页。

[2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7]《郭景宇先生的日记残稿》，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82页。

[28]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序》，1934年，第2页。

[29]参见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版，第4页。

[30]萧一山：《清代通史·序例》，北京出版社1923年版，第3页。

[31]参见教育部编《大学科目表》，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48—49页。

[32]刘龙心：《中国近代史：一门次学科领域的兴起》，载《“史学·时代·世变：郭廷以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6页。

[33]刘龙心：《中国近代史：一门次学科领域的兴起》，载《“史学·时代·世变：郭廷以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页。

[34]参见《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

[35]详参刘龙心《中国近代史：一门次学科领域的兴起》，载《“史学·时代·世变：郭廷以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13页。

[36]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3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3页。

[3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89页。

[39]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40]章太炎：《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41]《顾颉刚致罗家伦函》（1930年7月31日），收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附编》，台北，1999年印行，第396页。

[4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763页。

[43]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转引自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6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834页。

[44]汪荣宝：《中国历史教科书》，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5年重印，第2页。

[45]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第1期。

[46]方回：《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发展概况》，《光明日报》1953年10月3日。

[47]朱家骅于抗战时期多次希望史语所加设近代史组，傅斯年以“人才延揽不易”，以及史语所过去重心未放在近代史料的收集上为由加以拒绝。刘龙心认为，这并不表示傅斯年轻视近代史（参见刘龙心《中国近代史：一门次学科领域的兴起》，载《“史学·时代·世变：郭廷以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12页）。傅氏之真实态度姑且不论，然由去台后“中央研究院”设立近史所所遇阻力与波折，主流学界对近代史的轻视诚为不争的事实。他们“认为学术研究要追求真理，真理是要下定论的，近代史时空距离太近，缺乏客观性，不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尤其现代史更不可能”。因此郭廷以陷入在“中央研究院”的“孤立窘境”。（参见陈仪深、黄克武等《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版，第361页。）

[48]夏明方认为：“20世纪以来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两大范式的交替主导之下展开的，这就是以冲击—反应论为核心的近代化范式和以反帝反封建论为主要内容的革命范式。”（参见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德里克认为：“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关于革命和现代化论争的前例可以回溯到1930年代。”（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9]参见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0]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胡绳全书》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页。

[51]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52]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第39卷。

[53]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54]邵循正批评此种分期模式曰：“这无异说，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殖民主义者的历史，而殖民主义者带给中国进步与幸福乃是有大造于中国的”，所以“这部书最显著的反映出英国官方的观点和赫德的看法”。邵循正：《〈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译本序言》，《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55]参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56]《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科学讨论会》，《光明日报》1956年7月5日第3版。

[57]邵循正：《〈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译本序言》，《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

[58]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自序》，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版，收入《民国丛书》第5编第67册，上海书局1996年影印。

[59]《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第1页。

[60]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页。

[61]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351页。

[62]参见[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1948年中央研究院遴选院士，傅斯年向胡适推荐蒋廷黻，说舍此“近代史当无第二人”。（参见傅斯年《致胡适》，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页。）

[63]刘耀：《蒋廷黻的文化史观与中国近代史》，《人文杂志》1983年第6期。

[64]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

[65]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66]蒋廷黻：《外交及外交史料》，《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9期，1932年10月10日。

[67]蒋廷黻：《外交及外交史料》，《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9期，1932年10月10日。

[68]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6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70]参见胡适《我们走哪条路》（1930年），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71]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4—57页。

[7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7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4、6页。

[74]蒋廷黻：《论妥协并答天津益世报》，《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7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56页。

[76]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对蒋氏之扬琦抑林，国民政府治下主流学术界亦颇有不以为然者。1935年陶元珍撰文反驳蒋的观点，“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远较值得称赞的地方为多”；条举史实论证琦善军事方面可责备之处有四：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不免卑屈”，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无所知”，对汉奸式人物鲍鹏“根本就不该用”。（陶元珍：《读〈琦善与鸦片战争〉》，《大公报·图书副刊》1935年5月2日。）另一外交史研究者张忠绂则讥之为“做翻案文章，以惊世骇俗”，“攻击林文忠公，而袒护琦善”；“变法以后，效法西人为势所必然，但因此而失去本身的准则，驯至是非优劣莫辩，殊堪惋惜”。（张忠绂：《迷惘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225页。）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对林则徐、琦善的评价较之此前有了微妙变化，似乎表明中日战端既开之后，蒋廷黻对和战的看法有所调整。茅海建对此有所体认，他认为，蒋氏此时虽仍批评林，但已然把林放在比琦善更高的位置。（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页。）

[77]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4页。

[78]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5页。

[79]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58页。

[80]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7、210—218、557页。

[81]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页。

[82]参见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83]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反帝爱国史学初考》，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7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60页。

[84]中共二大提出革命任务之一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参见《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6页。]中共三大宣言中明确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28页。]

[85]1926年国民党二大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月），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86]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告将士书》，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页。

[87]吴寿彭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武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1929年版。

[88]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iory: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1-4.

[89]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90]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1页。

[91]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69页。

[92]李大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年3月12日），《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93]参见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周报》1924年第81期。

[94]上海春耕书店1931年版。

[95]列宁在1915年《社会主义战争》中表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1922年蔡和森首次明确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1929年中共中央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参见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述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96]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9月版。

[97]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版，第5页。

[98]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版，第5页。

[99]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页。

[100]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101]《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另据蔡美彪回忆：“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四部著作，负责人分别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参见蔡美彪《严谨务实 淡泊自甘——一代史学宗师范文澜》，《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年第1期。）二者略有出入，但范文澜只负责写政治史这一点吻合。

[102]参见王庆成《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致词》，《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03]参见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104]参见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0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56页。

[106]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冀中新华书店1947年9月印行，第54页。

[10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冀中新华书店1947年9月印行，第159、364—368页。

[10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页。

[109]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Ⅵ页；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110]参见王聿均《罗志希先生对史学与文学的贡献》，载《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2册，“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年版，第905页。

[111]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54页。

[112]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61、63、80页。

[113]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80页。

[114]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第80页。

[115]赵丰田：《评教案史料编目》，《史学年报》第3卷第2期，总第12期（北平燕京大学历史学会），1940年12月，第174页。

[116]参见林志宏《蒋廷黻、罗家伦、郭廷以：建立“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及其诠释》，《思与言》第42卷第4期，2004年12月。

[11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2页。

[118]郑鹤声：《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文史哲》1951年第2期。

[119]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第61、63页。

[120]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第58—59页。

[1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91页。

[1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第6、80页。

[123]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页。

[124]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1页。

[125]李絜非：《中国近世史》，文通书局1948年印行，第3—5页。

[126]华岗：《中国近代史的特征和研究门径》，《新华日报》1943年8月8日。

[127]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蒋廷黻选集》第1册，第45页。此前，梁启超揭橥“新史学”，就着重论述了“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别。（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册，第360页。）黄进兴认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

[128]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页。

[129]关于学人史料眼光之变化，参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84页。

[130]沈兼士：《方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1935年1月），《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3页。

[131]顾颉刚：《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文献论丛·论述一》，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6年版，第71页。

[132]蔡元培：《〈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1930年），《蔡元培全集》第5卷（1925—1930），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3页。

[133]参见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函，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134]顾颉刚：《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载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会《文献论丛：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一周年纪念》，第72页。

[135]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3页。

[136]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137]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1月17日），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2页。

[138]《陈垣致陈乐素》（1940年11月26日），载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5—666页。

[139]《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报告书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无字198号之1。

[140]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69页。

[141]参见张朋园、陈三井、陈存恭《郭廷以口述自传》，第109页。

[142]参见蒋永敬《罗家伦先生的生平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下）1974年第4期。

[143]参见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蒋廷黻选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6页。

[144]参见王崇武《日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45]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第70页。

[146]陈恭禄：《近代中国史料评论》，《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3年第3期。

[147]姚薇元：《鸦片战争史事考·序》，台北古亭书屋1971年版，第5页。

[148]曹聚仁：《谈〈中国近代史〉》，载《书林又话》，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94页。

[149]详参潘光哲《中国近代史的书写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知识的生产方式的一些思考》，发表于“中国近代史的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所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6月。

[150]王子休：《序》，载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2页。

[151]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第80页。

[152]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第一册《例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