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学说对《毛传》解《诗》的影响

王振华[1]

关于阴阳学说对《毛传》解《诗》的影响，罕有学者专门论及。因为一般认为，阴阳五行说在汉武帝时经董仲舒倡导，之后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今文三家《诗》受其影响较大，尤其是《齐诗》与之关系更为密切，而《毛诗》作为古文学，多承古说，且长期在民间流传，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很少。[2]这一观点大体不差，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其父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将阴阳家列于儒、墨、名、法、道德之上，为六家之首，可知最晚从战国后期到西汉初阴阳学说非常盛行。这正是《毛传》形成的时期，《毛传》解《诗》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势所难免。[3]据笔者考察，《毛传》中涉及阴阳说的言论有十余处，已构成一种学术现象，值得专门研究。“战国时，大概是阴阳家首先把五行和阴阳混合统一起来。”[4]而《毛传》中几乎没有五行说的痕迹，所以本文主要讨论阴阳学说对《毛传》解《诗》的影响。

《毛传》受阴阳学说的影响有些很明显，如：《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传》“国君尊严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随绥绥然无别，失阴阳之匹”，《小雅·无羊》“众维鱼矣，实维丰年”，《传》：“阴阳和则鱼众多矣”，《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传》：“月，臣道；日，君道”等；有些却隐藏较深，如果不了解阴阳学说的理论，很难发现它们是这一思维模式影响下的产物，进而妨碍了我们深入彻底地理解《毛诗》。本文就试以对“讹言”一词的解释为引子，讨论阴阳学说对《毛传》解《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