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

俄罗斯文学与现代化转型之关系的历史回望

汪介之

俄罗斯文学作为民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特有的方式见证和参与了这一进程，致力于对现代化所面临或遭逢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做出探讨与回应，如东西方之间的道路选择，知识阶层价值与作用的认定和发挥，以及同关于现代化的过程、方式和后果的思虑相关的忧患意识与乡土情结的体认和疏泄，等等。俄罗斯文学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呈现和表达显示出它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也不仅因此成为现代化运动的生动艺术录影，而且构成了总结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思想资源。

一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徘徊

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和文化传统，决定了它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选择和徘徊，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进程，至今仍悬而未决。俄罗斯文学从其开始勃兴之际起，便以特有的方式参与了这一讨论。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的《哲学书简》，作为俄罗斯现代意识觉醒的理论标志，率先提出了本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取向问题，开启了19世纪40年代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既没有胜负之分，也没有形成任何获得广泛认可的结论，但它毕竟经由社会舆论而推动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面对改革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知识界仍然不能回避在东西方之间的选择问题。在宗法制秩序面临解体，工商业阶层不断壮大，城市文化日益发达的背景下，一度信奉西欧派观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期间逐渐形成了承接斯拉夫主义的“土壤派”理论，而作为“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1]的托尔斯泰主义也随后形成。这就使得19世纪后期俄国思想界、文学界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这一天平上，明显地偏向东方一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民粹派运动失败，晚期封建制弊端日益暴露，同西方先进国家的经济文化落差越发明显，“世纪末”危机感的蔓延，俄罗斯知识界再度展开了关于东西方问题的讨论。和先前的斯拉夫派、西欧派不同，作为俄国象征主义先驱的诗人兼宗教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及受其影响的一代作家，都强调俄罗斯负有“综合”东西方的使命，其观点中有着传统的“弥赛亚”意识的明显渗透。索洛维约夫曾在《三种力量》一文中指出：世界历史中的两种彼此对抗的力量——穆斯林的东方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各自运作的结果，都将给人类带来有害影响；只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才能成为这两种力量之间的调和因素。索洛维约夫对东方和西方都同样抱有警惕，并认为只有俄罗斯能够把这两种力量“综合”起来，实现它的救世使命。

索洛维约夫的上述思想被俄国“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直接承续下来，并由于他们的发挥而一度风靡俄罗斯。作家别雷曾经说过：“俄罗斯是一片处女地，她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她既不应成为东方，也不应成为西方，但东西方在她身上交汇，在她身上、在她独特的命运中有着整个人类命运的象征。……这个民族负有调和东方与西方、为各民族间真正的兄弟情谊创造条件的使命。”[2]在别雷的三部曲《东方或西方》第2部《彼得堡》中，俄罗斯就被理解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场所。这座都城是俄罗斯的象征，也即东西方两个世界交接点的象征。作品直观地显示出两种文化的矛盾：西方的唯理主义、实证主义和东方的因循守旧、破坏性本能发生碰撞，演化成一种神秘的危害力量。小说从多方面暗示：彼得一世创建彼得堡，成了俄国历史进程中遭遇一种“劫运”的起点；他机械地接受了西方的原则和方法，却不能在东西方的融合中建立一种新的统一和谐，造成了俄罗斯无法走出的困境；1905年革命标志着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荒谬历史的终结，而其后俄罗斯的“劫运”将是对于历史的启示录式的飞跃。

俄罗斯与东西方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激动着许多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别尔嘉耶夫和高尔基之间就曾发生过一场绵延多年的争论。1915年，别尔嘉耶夫发表《俄罗斯灵魂》一文，描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矛盾，强调俄罗斯不能像东方那样限制自己并与西方对立，而应当成为两个世界的连接器。同年，高尔基也推出《两种灵魂》一文，认为在俄罗斯灵魂中，东西方两种精神并存且彼此冲突，造成了它的内在矛盾和不稳定性。他呼吁俄罗斯人同自身的“亚细亚心理积淀”进行斗争，承认西欧文化的优势并向其学习。针对高尔基的《两种灵魂》，别尔嘉耶夫发表了一篇评论《亚细亚的和欧罗巴的灵魂》。他强调：东方是一切伟大宗教和文化的摇篮，而欧洲的理性和科学却有着内在的悲剧性和深刻的危机，因而不能简单地对欧洲文化顶礼膜拜，蔑视东方文化。他还指出：不应把俄罗斯的独特性和落后性相混淆，这种落后应该通过激发创造新文化的积极性来克服。

十月革命期间，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把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和民族劣根性联系起来，继续强调必须根除民族文化心理中落后愚昧的亚细亚因素。别尔嘉耶夫出国后则出版了《不平等的哲学》，从宗教哲学视角对十月革命进行批判性反思，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其居民不是欧洲人，而是东方人、亚细亚人，具有游牧民族的本能，其愚昧落后难以避免。但他不像高尔基那样认为这样的社会心理条件决定了革命的时机不成熟，而是指出：在这样的国度发生的剧烈历史变革，其形式和结果都不可能是个性的自由解放。别尔嘉耶夫后来还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中，认定俄罗斯负有“解放各民族”的特殊使命，把“第三国际”在莫斯科的建立视为对“第三罗马”的取代，认为“第三罗马的许多特点转移到了第三国际”，并断言“这是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一种转换”[3]。别尔嘉耶夫与弗·索洛维约夫的思想联系，于此可见一斑。

在这场断断续续的争论中所表达的不同见解，对于革命后俄罗斯现实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别尔嘉耶夫是从他的宗教哲学观念出发来谈论东西方问题的，因此，即便他关于俄罗斯负有拯救世界之使命的思想，与苏联官方宣传的世界革命理论有着某种契合，也不可能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中。高尔基虽然被苏联官方宣布为无产阶级作家，但他所守护的实际上是启蒙主义和民主理想。他反复强调的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主张，不仅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也因掌权者的沙文主义心态而一再遭遇排拒。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们再度思索俄罗斯的命运时，才重新提起上述争论。

在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形式，那一时段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氛围，使得对于东西方问题的考量几乎完全从文学界、思想界淡出。只有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涉足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以后，曾大力主张过苏联应当走西方的民主化道路。1989年，萨哈罗夫成为民主改革势力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俄罗斯现代化进程发生巨变的征兆之一。随后，当关于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和道路的追问又一次无可回避地提到了人们面前时，知识界再度回到这一老问题上来。在索尔仁尼琴、利哈乔夫等人的形成论争态势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东西方问题的重新思索。但他们的观点绝不是以往斯拉夫派或西欧派思想的重复，而是就一个老旧的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并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自我定位和道路选择。

索尔仁尼琴在1974年出国前，就曾提出俄罗斯应当在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两种模式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苏联解体前后，在表达自己关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看法时，他再次论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他先后推出《我们如何安排俄罗斯》等三部政论，对历代沙皇一一予以评说，揭示了当今俄罗斯存在的种种弊端，试图为俄罗斯走出危机与困境指明路径。索尔仁尼琴对于彼得一世及其改革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他脱离成熟的社会心理条件而盲目引进西方文明的个别成果，其结果是贻害无穷。索尔仁尼琴号召人们警惕西方资本把俄罗斯变成其殖民地，主张恢复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在俄国出现的“地方自治”管理体制。他的观点显然和19世纪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土壤派”理论较为接近，故被称为“新斯拉夫派”。但索尔仁尼琴既不否认西方世界的先进、发达和富有，也不讳言本民族的落后和弊病；只是他不赞成俄罗斯向西方学习，而是主张它应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1999年，文学史家、文化学家德·利哈乔夫出版《关于俄罗斯的沉思》一书，就俄罗斯究竟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发表了自己新颖独到的见解。利哈乔夫从民族起源、国家制度、民主传统、宗教信仰、经济来往和艺术成就等方面，指出了古代俄罗斯和东方的文化联系极为有限，从而说明了俄罗斯的“非东方性”。他突破了俄罗斯究竟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一旧有框架，认为在俄罗斯文化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南方和北方，而不是东方和西方；是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而不是亚洲和欧洲”。[4]他强调俄罗斯文化主要是斯拉夫文化、斯堪的纳维亚（北方）文化和拜占庭（南方）文化的融合，而不是东方与西方、亚洲和欧洲文化的融合。这样一来，困扰几代思想家、文学家的东西方问题便被南方和北方问题所置换。显然，利哈乔夫有意把对于俄罗斯及其文化的归属问题限定在欧洲本身的范围内予以讨论。在认定俄罗斯及其文化的欧洲根源与欧洲属性时，他还论证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强调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保持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与特色。他拒绝关于俄罗斯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的“弥赛亚说”，把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称为“莫斯科帝国主义”，断言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不肩负任何特殊的世界历史使命。这一观点无疑是与弗·索洛维约夫、一代象征主义者和别尔嘉耶夫等人的思想针锋相对的。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加强和西方世界的联系成为俄罗斯当务之急的背景下，如果说知识界又出现了新一轮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那么索尔仁尼琴和利哈乔夫正是这两种倾向的主要代表。历史已经表明，索尔仁尼琴的新斯拉夫主义，响应者无几，不过他关于俄罗斯应当坚持自己独特发展道路的主张，却受到人们的重视；利哈乔夫的思想影响，则可以在当今俄罗斯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政策中发现不少痕迹。当然，文学家、思想家们的见解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总是隐性的而非显性的，几代俄罗斯学者对于东西方问题的继续考量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的不倦探索及其成果，却不仅映照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而且也将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继续为俄罗斯民族在自我身份定位、发展道路选择和国际关系处理等方面提供参照与启示。

二 知识阶层使命与命运的寻思

知识阶层作为现代化的行为主体，承担着唤醒民众、传承文化、抵御各种社会弊端的使命，知识者群体本身也经历着动荡与分化。俄罗斯文学卓越地表现了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书写着一代代知识者在现代化激流中的命运，显示出文化转折的历史印痕和现代化行程的运行轨迹。

现代化转型的主体是人，领航人则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不言而喻。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各种思潮，无一不是知识分子所提出，知识分子也是这些思潮的载体。爱德华·W.萨义德曾在《知识分子论》中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肩负起“这些极为重要的任务——代表自己民族的集体苦难，见证其艰辛，重新肯定其持久的存在，强化其记忆”，此外还应当“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5]。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民族现代化转型中的角色，十分符合萨义德的上述定位。

伴随着民族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行程，俄罗斯文学出色地描写了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透过这类形象，作家们探讨了知识分子同人民的关系，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等问题。因此高尔基说：在俄国文学里，知识分子“内心生活的全部历史，是特别详尽、深刻而且忠实地被描画出来”[6]。文学成为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精神历程的形象描述，其中有不少作品带有自传性，往往是作家生活史、心灵史的艺术写照。这一特点使俄罗斯文学具有特殊的魅力。

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被称为“多余的人”的贵族知识分子。这一形象表现了19世纪初期俄国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反映了那些厌恶贵族生活圈子、但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知识者的悲剧命运。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则是一个对上流社会不满的贵族青年，但他无法摆脱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闷绝望；他既否定现存的社会，也蔑视自己，同样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也是一个“多余的人”形象。作品通过他和另外两个正直、善良的青年都陷于“灾祸和不幸”的命运，指出封建农奴制是扼杀青年的罪魁祸首。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同名主人公是俄国文学中最后一个“多余的人”形象，标志着贵族知识分子先进性的终结。取代贵族知识分子而走上俄国历史舞台的平民知识分子，在文学作品中是以“新人”形象出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塑造了一系列“新人”形象，他们都具有理想化的“新人”品格。

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在屠格涅夫的系列小说中得到了循序渐进的展现。19世纪50年代，他以《罗亭》和《贵族之家》塑造了“言辞多于行动”的贵族知识分子罗亭和无力反抗传统道德的拉夫列茨基两个“多余的人”形象，60年代则在《前夜》中第一次塑造了“新人”——英沙罗夫和叶琳娜的形象，及时反映出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真实。在《父与子》中，他又通过大学生巴扎罗夫和贵族基尔沙诺夫兄弟的纠葛，揭示出新旧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烟》的主人公李特维诺夫是作家的理想人物，但事业上、爱情上的失败，却使他感到浮生若梦，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这一形象表现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知识分子的思想低潮。《处女地》则反映了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及其失败，在改良主义者沙罗明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渐进主义理想。屠格涅夫的6部长篇小说就这样构成19世纪40—7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艺术编年史。

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有着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如《第六病室》中的拉京，《姚尼奇》中的同名主人公，《文学教师》中的尼基京，《没意思的故事》中的斯捷潘诺维奇，《樱桃园》中的特罗菲莫夫，等等。作家同情他们思想受禁锢、人身遭迫害、理想不能实现的命运，也揭示了他们难以抵制庸俗风气或种种有害流行思潮影响的局限——这些形象常常是作为民族文化心态的体现者存在的。《樱桃园》中的特罗菲莫夫发出的“你好，新生活”的呼喊，则表达出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生活变动的预感，对于未来的祝愿。

从奥涅金到特罗菲莫夫，不仅映照出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变动的轮廓，而且显示出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文化转型的迹象。20世纪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历史情状，文学也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新的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的命运，艺术地呈现出知识分子与现代化转型的复杂联系。在这一领域中具有披荆斩棘之功的当推高尔基和帕斯捷尔纳克。

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历史作用、精神特征和命运道路的思考，一直在高尔基的全部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他在不同时期写过许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在社会批判时期的创作中，他的这类作品大都是抨击知识分子缺乏社会改造的热情，忘却使命感，安于现状，无所追求，在平庸无聊的生活中打发光阴。在民族文化批判时期，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则有很多是超越庸俗环境和陈腐观念之上的有识之士。作家在这类知识分子形象身上，寄托了唤起民众意识觉醒、传播先进思想文化、提高民族精神心理素质的愿望。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描写的是19世纪70年代出身于俄国外省某城市一个“中等”家庭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据以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人灵魂的意义。他的精神文化性格，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的消极特征，又是这一民族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他的空虚无为的一生，既表征出横跨两个世纪40年间知识分子的沉浮起落，又勾画出他们无可回避的命运轨迹。借助这一形象，高尔基艺术地揭示了部分知识分子市侩化的历史真实，对民族文化心理弱点进行了痛切的批判。从作品中还可品味出作家关于提高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发挥等几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思考，聆听到一代忧国忧民的真诚知识分子的心声。

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部艺术编年史，又堪称一部通过个人命运而写出来的特定时代的社会精神生活史。它是作家在战后岁月里对20世纪前期历史所作的一种诗的回望，也是他与时代的一部艺术性对话。作品着重表现了日瓦戈的人道主义观念与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之间的悲剧性精神冲突。在历史发生深刻变动的年代，他一直把个性的自由发展、保持思想的独立视为自己最主要的生活目标。他以人道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人和事，区分善与恶。他那种童稚般单纯的心灵，超凡脱俗的胸怀，使他无法接受一切形式的暴力。他在人类思想水平、道德水平和价值标准还没有达到认可他的精神追求高度的时代“过早地”出现了，他超越了那个时代，结果反而好像落后于时代。这是他的悲剧。作家同情、肯定主人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理想，经由他的遭遇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怀和共同命运。

不难看出，俄罗斯文学实际上构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成为知识分子精神历程、心灵历程的形象描述；作为心灵的创造物的作品，往往是创造者心灵运动的形象记录。诸多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家本人，在精神上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有一种天然的血统联系。很多作家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都是自传性的，或带有一定的自传性成分。奥涅金之于普希金，毕巧林之于莱蒙托夫，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之于屠格涅夫，直到日瓦戈医生之于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莫不如此。契诃夫和高尔基在各自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身上，凝铸了自己以及世纪之交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热情与痛苦、困惑与忧虑。每一位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都不只是作家自我心灵与生活的艺术写照，也不只是作家思想的载体，而是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和命运的艺术概括。这些作品连缀起来，便构成一整部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形象化历史，并映现出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全部艰难历程。

三 苦难体验、忧患意识和沉郁苍凉的底色

由俄罗斯的天然条件和宗教情怀所构筑的苦难体验、忧患意识和乡土情结，在现代化转型中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民族现代化转型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得这种感受与体验在俄罗斯文学中有了更具体、更鲜明的表现。文学映射出千百万民众面对时代巨变的复杂情怀，既涵纳着对当下处境的忧虑、对历史的反省和对未来的瞩望，也表征出回归生命原点和重建精神家园的渴求。俄罗斯文学不仅由此而形成了其特有的精神文化价值，彰显出深刻的伦理意义，也锻造出它那特有的厚重感和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

别林斯基在谈到俄罗斯诗歌的基本情调时说过，这个民族的诗章往往散发着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打上了长期苦难生活的印痕。这种根植于民族精神性格中的忧郁音调，渗透于作家的灵魂，内在地制约着他们的气质与作品的风格，决定了俄罗斯文学的底色和总体美感特征。别林斯基指出：普希金诗歌创作的基本风格特色是“明朗的忧郁”;“忧郁和惆怅”是普希金诗歌和声中主要的音响之一，它赋予这位诗人的歌行以恳挚、亲切、柔和与润湿的特色。在论及普希金“过渡时期”的诗作时，别林斯基曾写道：“普希金所特有的因素是主宰这些诗的一种哀歌式的忧郁。”[7]当诗人更多地关注俄罗斯现实、关注俄罗斯命运时，在他的灵魂深处，更产生出英国诗人拜伦式的痛苦的沉思，并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逐渐成为庄重、忧郁、严厉、悲剧的诗人”[8]。诗人书写自己“郁郁的思念”“迷惘的徘徊”，表现“别离的痛苦”“沉郁的吐诉”以及“预感、思虑、深沉的忧愁”，感叹“凄凉的命运”和“一去不复返的往日的记忆”。然而，普希金的忧郁绝不是“温柔脆弱的心灵的甜蜜的哀愁”，它“消释灵魂的痛苦，治疗内心的创伤”[9]。这种忧郁是一种纯粹俄罗斯精神和情感的表现，也就是俄罗斯民歌中那种抓住我们灵魂的东西。

普希金的后继者莱蒙托夫的“注满了悲痛和憎恨的铁的诗句”，集中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罗斯人所共有的痛苦和忧郁。别林斯基发现：莱蒙托夫的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禁卫兵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中禁卫兵的语言，充满着一种“深刻的哀愁”,“这种哀愁构成着我们民族诗歌的基本因素，亲如血肉的力量，主要的调子”！他的《邻居》一诗，则是“像泪珠一般一声声流出的忧郁的、优美的歌声”，这是一种“发自强大、坚实的灵魂的安详而温顺的愁怅”[10]。赫尔岑也认为，莱蒙托夫的沉思“就是他的诗歌，他的痛苦，他的力量”[11]。和普希金的忧郁有所不同，莱蒙托夫的忧郁更多地和痛苦与悲愤相联系，但同样参与了俄罗斯文学基本情调的构成。

忧郁与苍凉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基调，也是俄罗斯散文的底色。果戈理的作品虽然充满喜剧性情节、幽默感和十足可笑的人物，但其实是一种“含泪的喜剧”，也即运用了“以喜剧的形式写悲剧”的手法。作家善于发掘生活中和人们灵魂中可笑的东西，又能让读者的笑迅速消融在悲哀之中，令读者在笑之后忧郁地叹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赫尔岑才把他的讽刺杰作《死魂灵》称为“充满一种深沉痛苦的史诗”。

在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也许是最有忧郁气质的作家。美国诗人惠特曼称他为“高尚而又伤感的”作家，法国作家福楼拜则说他有着一种“迷人忧郁”。屠格涅夫善于以温情脉脉的笔调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牵动着一代代读者的心弦。他作品中的景色描写，也总是同人物的悲切、哀婉、缠绵的情绪交融在一起，带上了一种怅惘、柔弱的色调。他的作品往往都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气息，糅合着淡淡的哀愁，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艺术魅力。与屠格涅夫相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也被同时代作家称为“‘阴暗的’现实的行吟诗人”,“歌唱‘寂寞的’人们的悲哀与苦难的忧郁的歌手”[12]。

这种忧郁与苍凉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获得了自然延伸，并具有了更为鲜明的体现。“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是以她的那些隽永含蓄的爱情诗步入白银时代诗坛的，但是当她把全部激情从咏叹个人遭遇转向沉思国家民族的命运，写出了《安魂曲》（1935—1940）这样的杰作时，便成为20世纪俄国诗坛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安魂曲》的书写与诗人个人的悲剧性遭遇密切相关。在“一切都永远紊乱了”的特殊历史年代，诗人遭受了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经历了漫长的精神折磨之苦，但是她没有停留于咀嚼个人与家庭不幸，而是经由自身的痛苦体验到了民族的苦难，并将个人的悲剧性倾诉升华为民族与人民的呐喊：“亿万人民通过我呐喊呼叫，/假若有人堵住我苦难的声音，/但愿在我被埋葬的前夜，/他们仍然会把我怀念。”[13]深切的个人不幸与民族的灾难融合为一体，使这部长诗获得了惊人的艺术力量，成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中俄罗斯命运的一份艺术备忘录。

对于这些诗人和作家而言，俄罗斯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俄罗斯究竟怀着怎样深沉的感情？流亡女诗人季·沙霍夫斯卡娅在远离祖国之后写下的诗句对此做出了卓越的表达：“俄罗斯是痛苦，是漂泊的忧愁，/是怎么也无法消解的渴求，/是被每个人抓住不放的/一把温暖的骨灰，一抔沙土。”[14]诗人以真诚的歌哭，喊出了一代流亡者的心声，也无可争辩地表明忧郁与苍凉、冷峻凝重的风格特色渗透于整个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的这种以冷峻凝重、沉郁苍凉为总体特色的主导风格，其形成既和俄罗斯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相联系，又是这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行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必然显现。但是，俄罗斯人没有在这种苦难面前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而是培养了一种对“对苦难的坚忍耐力，对彼岸世界、对终极的追求”[15]。于是，民族的苦难便化为一种精神财富。这种独特的苦难体验和俄罗斯人的宗教意识互为表里，彼此交融，造就了该民族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文学正是这种精神心理特点的形象表达。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文学不是产生于令人愉悦的创造力的丰盈，而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的痛苦和多灾多难的命运，产生于对拯救全人类的探索。而这就意味着，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的。”[16]宗教、形而上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折磨着俄罗斯文学。关于生活的意义、关于从罪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一直占据优势地位。别尔嘉耶夫无疑是准确地把握到了俄罗斯文学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

俄罗斯文学沉郁苍凉的底色表征出的另一精神文化内涵，是这个民族的乡土情结，也即对故乡、土地和家园的依恋。俄罗斯人迷恋漂泊，但流浪不是他们的归宿，只是使他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体验苦难，从远处回望家园，其乡土情结在回望与比照中得到升华。处于流亡状态的俄罗斯人，在回首往昔、怀念故土时，特别能够体验到文学和民族命运、民族灵魂的血肉联系。20 世纪30 年代，流亡诗人和批评家伊万·伊里因曾做过题为《俄罗斯诗歌中的俄罗斯》的演讲。他指出：对祖国的眷恋、牵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忧郁，是俄罗斯诗歌的基本主题。它不是表现为对俄罗斯大自然与日常生活的渴望，而是表现为对她的一种斩不断的精神联系。“俄罗斯诗歌像是祈祷，像是歌唱”，它歌唱的是自己的心曲。世界上未必有哪一个民族的诗人，能够像俄罗斯诗人一样，同时又是“民族的先知和智者，民族的歌手和乐师”[17]。俄罗斯诗歌融入大自然和俄罗斯人的灵魂中，参与了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诗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感受、叙说着俄罗斯，体验着她的历史和命运，她的痛苦与欢乐，爱与恨，悲伤与热情。俄罗斯诗歌即是俄罗斯心灵的产物，俄罗斯心事的流露，全体俄罗斯人民的心声。伊里因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于俄罗斯诗歌的理解和热爱，同时把净化心灵的希望寄托于诗歌。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苏联社会日益城市化，千百万农民离乡进城，传统的“农民的俄罗斯”渐渐走向消亡。在这一背景下，农村散文的创作出现了繁荣，舒克申、拉斯普京等，是这一领域最有成就的作家。舒克申在他的小说《红莓》（1973）中，以抒情性和哲理性水乳交融的笔调，描写了主人公叶戈尔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性格和悲剧性结局，让读者品味人生道路的艰难。作品中关于俄罗斯土地和乡村的描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乡土的热爱，而且构成善良的俄罗斯母亲和淳朴的道德风尚的象征性意象；对待俄罗斯土地和乡村的态度，成为检验主人公心灵与道德水准的标尺。拉斯普京则在他的《最后的期限》（1970）和《告别马焦拉》（1976）等小说中，描写了西伯利亚人的伦理关系和道德面貌，严峻审视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特点及其在当代的演变。作家谴责那种忘恩负义、忘本忘根、对故土家园没有感情的道德蜕化现象，表达了对那些保留着民族传统美德的老一代农民的深深敬意，对故乡一草一木的无限眷恋。这类农村散文生动地表现了俄罗斯人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乡土情结，并同样呈露出沉郁与苍凉的艺术风格。

由此可见，俄罗斯现代化转型历史步履的艰难与沉重，是和这个民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长期徘徊和选择相联系的，并始终渗透着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以及他们自身的困厄与痛苦思考，引发出千百万民众面对时代巨变的复杂情怀，以及回归生命原点和重建精神家园的渴求。这也就决定了一代代俄罗斯作家所吟唱的，大都是一种忧郁而悲壮的旋律。俄罗斯文学沉郁苍凉、冷峻凝重的总体特色，不仅使它拥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特有的厚重感，而且成为俄罗斯民族别具一格的精神文化印记，也为总结和反思现代化行程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