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梁启超“过渡期”的“新诗”文体观

第一节 “过渡期”概念及“调和”文体策略的提出

梁启超是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存在，其在清末提出的“诗界革命”主张，为白话新诗的登场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其在五四时期尽管一度沉默，其诗学观点也并未引起新派的多大兴趣，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探索。当然，他的“探索”一直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新文学处在一个过渡期内，在此期间，新文学的革命重在“变革精神”而非“革其形式”，“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1]。可以说，他的这一观点横贯了清末民初两个不同时期。五四时期，他似乎更为偏重于改良工具，改良语言形式，“我因为在新旧文学过渡期内，想法教我们把向来公用的工具，操练纯熟，而且得有新式运用的方法，来改良我们的技术”[2]。看起来与专用白话的新诗人思路一致，但实际上意在“调和”，即试图在白话和文言之间、新材料与旧格律之间进行一番平衡。他把这种经过“调和”“折中”后的诗派，称作“最中庸的诗派”[3]，并以此作为自己心中最理想的诗派。

在新文学发轫之际，胡适等进行白话诗试验，建构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证明白话是否可以入诗，“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了。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全力去试做白话诗”[4]。试验的重点是“白话”入诗的文体合法性，是放开手脚“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文体实验，“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笼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因为如此，故我们极不赞成诗的规则”[5]。因为急于打破格律文言诗的束缚，建立一种立足于口语的新诗体，所以有无诗性、是否遵律之类问题也就一时无暇顾及了，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诗歌毕竟是诗歌，它毕竟有自己特殊的文体规范。白话自由诗出现后，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一系列疑问，比如仅仅大白话的分行文字算不算诗，白话与文言的界限如何区分，如何将文言中有活力的分子纳入白话之中，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加以解决。

为回应这些问题，白话诗运动开始之后，至少产生过三次重要的“修正”活动，一是胡适本人以及梁启超等进行的“文言化修正”，二是闻一多等人的“格律化”修正，三是废名等人进行的“诗化”修正。先倒过来看看20世纪30年代废名提出的“诗的内容”说。废名强调“新诗与旧诗的分别尚不在乎白话与不白话”，而在乎是否具有“诗的内容”，“新诗要别于旧诗而能成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不关乎这个诗的文字扩充到白话”[6]。其“诗的内容”说的内涵比较丰富，在诗质方面，突出诗情的真实、质直、新鲜、饱满等内在质素；在感兴方面，强调生命的直接抒写；在境界方面，强调横竖乱写与随处吐露的自由境地等[7]。他不同意胡适等将旧诗词中的白话部分认作白话新诗的做法，认为它们是在“一个性质之下运用文字”而已，其内容并没有什么新因素。因此他认为“新文学欲罢不能的新势力”乃在于“文学的内容”，“这个内容每每自然而然地配合了一个形式，相得益彰，于是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御”，“我的重要的话只是这一句：我们的新诗首先要看我们的新诗的内容，形式问题倒还是其次。旧诗都有旧诗的内容，旧诗的形式都是与其内容适应的，至于文字问题在旧诗系统之下是不成问题的，其运用文字的意识是一致的，一贯下来的，所以我总称之曰旧诗”[8]。所以这样一来，他实际上是把胡适的白话诗理论给颠覆了。在他看来，新诗要健康发展下去，首先要抓住的龙头，应该是“诗的内容”而不是什么“白话”。他坚持认为只要把握住了这个核心，中国新诗的语言就可以超越文白的限制，也可以超越中外的限制，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新诗要发展下去，首先将靠诗的内容，再靠诗人自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写出各合乎诗的文章，这个文章可以吸收许多长处，不妨从古人诗文里取得，不妨从引车卖浆之徒口中取得，又不妨欧化，只要合起来的诗，拆开一句来看仍是自由自在的一句散文”[9]。废名提出的从文言中提取语言资源的问题，曾经是初期白话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第二次修正是文言与白话的混合问题。胡适为此也进行过不少努力。据胡适自述，关于白话诗的言语构成，他的认识是有一个渐变过程的。新文学试做之初（1916年），他曾一心一意地做着他的白话试验，“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力图保持白话的单一性和纯粹性，如《朋友》《他》《尝试篇》等皆是此类作品，但是第二年“忽变易宗旨”，认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10]。将文言中尚具活力的分子纳入白话，这当然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梁启超对于新诗的语言探索与胡适的做法有相似之处。他既反对以文言排斥白话的做法，也反对以“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的偏激之论，认为二者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他坚持，“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11]。在他看来问题的实质主要还不在于语言的文白，而在于是否具有“好意境好资料”等诗性内容。不过，梁启超心目中的“白话诗”跟胡适心目中的白话诗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提倡白话诗，据我们看来最核心的问题还不是白话不白话，而是是否打破了平仄对仗等格律限制，这跟梁启超刻意泯灭格律诗与自由诗的界限是有质的区分的。梁启超说：“其实白话诗在中国并不算什么稀奇，自寒山、拾得以后，邵尧夫《击壤集》全部皆是，《王荆公集》中也不少。这还是狭义的诗，若连广义的诗算起来，那么周清真、柳屯田的词，什有九是全首白话。元明人曲本，虽然文白掺半，还是白多，最有名的《琵琶记》，佳处都是白话。在我们文学史上，白话诗的成绩，不是已经粲然可观吗？那些老先生忽然把它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12]由此可以看出，梁氏虽然也提倡白话诗，但是他把白话诗的范围“调和”得太过宽泛了，举凡诗词曲赋之中用语浅近的都属于白话诗，而恰恰忽略了格律等新文学家所最关心的东西，因此梁氏心目中的这种“白话诗”，与胡适等新文学派心中的“白话诗”，并不是一类东西。

从言语形式出发，梁启超进一步否定了白话诗和文言诗之间的界限。“白话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寒山、拾得、白香山，就是最中庸的诗派。我对于白话诗的意见大略如此。”[13]这里，他对新诗旧诗进行了一番中庸式的调和，认为文言白话，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不必过于强调界限，并举了一大堆例子进行说明。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再高尚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就是在律诗里头，‘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情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那最高超雄浑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若说是定要满纸‘的么了哩’，定要将《石壕吏》三四两句改作‘有一位老头子爬墙头跑了，一位老婆子出门口张望张望’，才算白话，老实说，我就不敢承教。若说我刚才所举出的那几联都算得白话，那么白话、文言，毕竟还有什么根本差别呢？老实讲一句，我们的白话、文言，本来就没有根本差别，最要紧的，不过语助词有些变迁或是单字不便上口，改为复字。”[14]

他的这些例子及其说明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白话与文言本来就是笼统的称谓，有目前口头上说的白话，也有时间较为久远的白话；有上古时期的文言，也有比较晚近的文言。语言的构成分子往往是犬牙交错而非泾渭分明的关系，所以争辩文白之间有无界限，对于一种全新诗体来说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不仅没有建构意义，而且可能因为夹带旧格律与新材料的“折中”，而将胡适的“诗体大解放”之真正目的予以消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所谈诗歌语言的文白，跟胡适所论及的文白，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梁启超之所以要改造白话诗，主要原因是从“现行通俗语底下讨生活”，资源太贫乏了，具体表现有三点：第一是白话缺乏“词约义丰”的效能，名词动词转词助词不一而足，因此显得冗长不堪，会妨碍诗歌语义的表达。第二是不够含蓄隽永，“含蓄者，自然非廋词谜语之谓，乃是言中有意，一种匣剑帷灯之妙，耐人寻味。这种技术，精于白话的人，固然也会用，但比文言总较困难”[15]。第三是字不够用，他认为这是“做‘纯白话体’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桩事”，“因为我们向来语文分离，士大夫不注意到说话的进化，‘话’的方面，却是绝无学问的多数人，占了势力，凡传达稍高深思想的字，多半用不着。所以有许多字，文言里虽甚通行，白话里却成僵弃。我们若用纯白话体做说理之文，最苦的是名词不够。若一一求其通俗，一定弄得意义浅薄，而且不正确。若做英文，更添上形容词动词不够的苦痛”[16]。所以他的结论是：“极端的‘纯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17]那么，白话诗如何才能达到成功的境地呢？他相信“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智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18]。前者寄望于文白语言的相互濡化，后者借重于音乐性的重生，他鼓励新诗人积极开拓这诗的“殖民地”，相信只要新诗做到文言白话兼蓄，就一定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总体来看，梁启超对于“新诗”文体的建构，基本策略是采取“调和”方法，一是极力调和文言、白话，使之相互濡化、共同生长，二是极力调剂新体、旧体，在相互接近中寻找二者最大的公约数；而“调和”的最佳状态就是如黄遵宪、寒山、香山之类的“最中庸的诗派”[19]，在他眼里，这些文白混杂、新旧混杂的诗体，就是最理想的“过渡期”的“新诗”文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