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界定

本书引入“续书”这一概念来连接两个主要研究对象。“续书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对原作的承续。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续书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白话章回小说中，续书的重点是对原作中人物与情节的续写；而在文言小说中，续书的重点表现为在叙事的题材、文体类型、风格等的对典范的延续，而非如白话章回小说那样是对原作人物情节的续写。”[2] 而《艳异编》作为一部小说选本，它的续书从属于文言小说续书的大类，又与一般而言的文言小说续书有着很大的不同。小说选本的续书指那些编选风格、主旨与之相类似，而所选篇目又不能与之相同的作品。这样《一见赏心编》《稗家粹编》《情史》等书就被排除在外。

具体而言，《艳异编》及其续书包括《艳异编》《广艳异编》《续艳异编》，其中《续艳异编》是从《广艳异编》中选取若干篇独立成书，是选本的选本，内容完全出于《广艳异编》，因此本书不再对其进行具体研究。《古艳异编》《艳异新编》虽然在篇名上与《艳异编》相关，但实际上并不能算作《艳异编》的续书，本书第六章将对此问题做详细的讨论，此不赘述。因此本书以《艳异编》《广艳异编》为主要研究对象，拟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剖析，在扎实的文献整理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至于《宫艳》《情史》《一见赏心编》《国色天香》等数量庞大的同类作品群，本书将其纳入背景与源流的讨论之中，对于中国古代的这些文言小说选本的整体性做深入研究，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选题，这将是笔者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要对《艳异编》及其续书进行研究，我们还需要明确以下概念。

（一）艳异

从语源学来说，“艳”的解释很简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好而长也”，《小雅·毛传》曰：“美色曰艳。”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看，“艳”本为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本来与歌词的性质和内容无关，但随着儒家政治教化的推行，“艳”逐渐成为与“雅正”相对的贬义词，“一切淫靡的乐曲和歌诗都可以泛称为艳曲或艳歌”[3]。在政教音乐学中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而在文学传统中，“艳”却有着丰厚的内涵，常常令人浮想联翩。追问这一文化现象的起源，我们不得不回溯到中国文学的源头，从诗三百中的关关雎鸠、桑中陌上到《楚辞·山鬼》中的“披薜荔兮带女萝，结芳馨兮慰所思”，歌舞以娱神，香草美人的臣妾自比，这些中国文学的“风骚”传统都将女性、尤其是恋情中的女性带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从汉乐府到唐诗，之后又传入宋词、元曲，历代文人骚客传诵千古的诗文名篇都在不断延续这一集体无意识。其中齐梁时的宫体诗、五代花间词派尤以关注女性与艳情著称。细读之下，我们会发现：凡是优秀的作品都不脱这一规律：有歌咏就有恋情，更确切地说就有艳情。艳，作为诗教文化的对立面，不符合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道德规范，不能登堂入室，却更符合饮食男女的食色天性，有着吸引人、打动人的文学天性。从诗歌之词赋之小说，随着文学表现手法的多样及表现力的增强，“艳”的文学感染力也在不断强化。

“异”则是中国小说特有的文学本质，有种让人惊怖却紧追不放的魔力。清闲情老人《谐史》序云：“夫天下之人，凡遇其事之奇者，莫不耸听而乐闻；遇其物之怪者，莫不心而发悸。”汉魏小说家多秉承“补正史之缺”的信条，记载了无数个让后人可惊可愕的奇异之事，“异”成为优秀的小说作品在文学原点上的胎记。天河浮槎、悬壶济世、干宝父婢、丁令威、马化盗妇、紫玉韩重，这些奇事异闻吸引着我们，常常令读者惊讶地屏住呼吸。据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统计，六朝、唐宋时期仅以“异”为名的小说书就有《述异记》《甄异录》《广异记》《旌异记》《古异传》等，“大概近六十家”。[4]

发展到唐传奇，小说真正成为成熟的文体，不再极力标榜附庸史传，开始“叙事婉转、文辞华艳”，昂扬的盛唐气象造就了诗国高潮，风流士子们也将诗歌的意象融入传奇的写作之中，在有关神仙狐鬼的奇情艳想中“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5] 艳与异得到了交融与升华。综览唐代传奇志怪之作，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我们不由不惊叹那些优秀的传世之作都可以“艳异”名之。“艳异”是对中国小说精神的深层体悟，是中国小说优秀作品的标签。到了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6]。可见“艳异”二字有着强烈的市场感召力，“艳异”类小说迅速大面积流播并为书商带来了丰厚的出版利润，在晚明的时代氛围中“艳异”类小说和小说选本层出不穷。

从美学倾向上来说，《艳异编》出版之初，就提出艳不伤雅，艳情并非敌对于名教。托名汤显祖的序里说“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秾纤合度，修短中程”，“得其说而并得其所以说，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诡谲浮夸而不离于正”。连专门编选宫闱之作的《宫艳》也以诗教来粉饰：

昔《周南》，宫人之咏西伯也，以洲女起化而用为《风》首，安见肃雍之不在琴瑟间耶。太白赋《行乐词》有曰：“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疑人世间征鱼选肉，偎红绕翠，终作巫山一梦耳。虽事以艳传，谁谓以艳伤雅也。[7]

这段话告诉我们，无论是文人学士自娱自乐，编选作品消遣闲情，还是书坊主为牟利而出版发行；无论所编选作品书写内容如何，在编选主旨上都是以“讽”为主，并非宣淫之作。《礼记·曲礼上》言“敖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8]，虽然明代的士人在实际上已经极大地背离了这一原则，但在他们灵魂深处根植的还是儒家先贤的思想。

（二）选本

本书将《艳异编》及其同类作品定义为小说选本。在此前的相关研究中，或将其定义为总集，或定义为专题，本书认为均不能很好地概括这类小说作品的文学特点及成书方式，因此特引入诗文研究中常用的选本概念，并依托此概念对其成书来源做细致的梳理论证，以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选本”这一概念：

自从出现文学作品，相应就会有作品的结集出现。因此“选本”概念的考察可以上溯至中国文学的源头。从《尚书》《诗经》《离骚》等作品开始，就已经是经过选择的作品，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些文学经典，多是经过某个人的选择集结而成。鲁迅先生说：“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9] 由是观之，此说不谬。但是伴随着选本的出现，其与总集、丛书等概念就开始出现牵扯不清的关系。

1.选本与总集

虽然评选的诗文集早已出现，但并非一开始就以选本名之。《隋书·经籍志》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其集部析分为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总集”类小序云：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又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总集一词首次出现就可以选本替代。主要是编纂者有感于当时“众家之集，日以滋广”，为了免除读者阅览之“劳倦”，而加以采择类编而成。在编纂的过程中“采擿孔翠，芟剪繁芜”，有所取舍。我们今天可见的最早文学选本是南朝梁昭明太子的《文选》，也是因为作品繁多，“卷盈缃帙”，萧统才“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编为《文选》。

考察历代史志典籍与公私书目，终未见“选本”一词，凡选编的作品集始终归入四部中之集部，名之为“总集”。此处总集与“选本”有同有异，我们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类”的小序为例来看：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

这段话为我们解答了“选本”与总集的异同。首先两者的编选原因是相同的“文籍日兴，散无统纪”；其次两者又同中有异，总集（此处用全集来代替更确切）“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选本“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由此可见，总集包括全集与选本（选集），两者有交叉之处，此外别集中也有选本，如《剑南诗稿》就是陆游《剑南诗钞》的一个选本。可见选本是传统目录学总集或别集中非全集的那一类。考察中国文学史上的选本我们不难发现：由晋至唐宋，总集以选本为主，而明代以来，全集日夥，选本、全集并驾齐驱。

这里我们需要提及的是：明代选本数量居历代之首，而质量却常为人所诟病。从数量上来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类”共著录书目164种，其中明代45 种，约占30%，“总集类”存目共著录401种，其中明代270种，约占70%；就小说选本而言，明代也大大超越了前代，任明华《中国小说选本研究》列出宋代小说选本63 种，元代小说选本11 种，明代小说选本246 种，清代小说选本106 种，有明一代的小说选本超过了历代之和，从中我们也能感知明代小说繁荣发展的盛况。然而对其质量历代评论却颇多微词，甚至一笔抹杀：

至明万历以后，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剿窃陈因，动成巨恢，并无门径之可言，姑存其目，为冗滥之戒而已。[10]

这是清人对于明代文学选本的整体评价，小说选本当然也在其列。书坊主是小说选本编选的强大后盾，在牟利思想的驱使下，其编选往往就粗制滥造、鱼龙混杂，《古艳异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中既有单篇作品，又有小说总集，还有小说选本；书前序言也和《玉茗堂摘评王弇州先生艳异编》序言相同；书中插图也是借来的：“此本卷首冠图八页，十六单面图，绘刻精工，页六 ‘宿驿’ 图与《绿窗女史》插图全同，唯人物均反向绘刻，似出苏州刊本。”[11] 从各种情况来看《古艳异编》根本就是一部拼凑之作。

2.选本与丛书

我们再来看“选本”与“丛书”的区别。《说文解字》曰：“丛，聚也。”《中国丛书综录·前言》中说：“丛书是汇集许多种重要著作，依一定的原则、体例编辑的书。”可见“丛书”就是把多种书汇聚起来，别立新名。而“选本”是把多篇作品汇聚起来，“丛书”收录的是相对完整之专书，如《说郛》《古今说海》《唐人说荟》等，“选本”收录的都是单篇作品。在本书的研究对象中，《艳异编》《广艳异编》编选的是前代或明代的单篇作品，是小说选本；《古艳异编》既编选了单篇作品《汉杂事秘辛》，又编选了《北里志》《青楼集》《侍儿小名录》等小说集或小说选本，是一部五味杂陈的具有丛书因素的拼凑之书。

厘清了选本的概念，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选本的文学批评价值。

3.选本价值探讨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选”即是“评”，文学批评乃是文学选本的本质功能。选本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选本是文学观念的外化和载体。选本可以见出选者才能的高下，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例言》中曾说，选者有才方能“尊其创格”，有学方能“存其面目”，有识方能“汰其熟调”。李东阳《麓堂诗话》亦云：“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选者的文学观念决定了编选方向，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其复古的文学观念决定了《艳异编》中主要编选前代的小说作品。冯梦龙作为启祯间的通俗文学大家，作为王学发展潮流影响下的一员，其“天地有情”的以情为纲思想贯穿《情史》编选的始终。

其次，选本是文学发展的总结和见证。小说选本编选了前代优秀的志怪传奇之作，既是文言小说作品的一次汇总，又是其发展阶段的一次见证。《太平广记》作为中国小说史上最早、最大型的一次小说汇总，囊括了前代几乎所有优秀的文言小说，是文言小说发展史上的一次总结，也是中国古代优秀小说的见证。《艳异编》又从其中筛选出艳异类的小说作品，并加以分部类安排，是小说选本发展不断细化的一个见证。《广艳异编》在《艳异编》所收作品之外，广采博收，是艳异类小说选本发展的又一个见证。

再次，选本还是文学流播的媒介和途径，选家的令名美誉亦会随着选本的不断传播而流布。如明代高棅编《唐诗品汇》，因力主唐音，所选甚精，品评亦当，受到世人推崇，“终明之世，馆阁宗之”[12]，高棅亦随之名声大噪。梅鼎祚虽布衣终生，却因《青泥莲花记》《才鬼记》等的编选为后世所称誉。

总之，选本即是编选者以自己的旨趣为依归，按照自己的编选原则，将前代或当代作品选择归纳成书。相对于总集而言，它不必搜罗殆尽；相对于丛书而言，它不必摘选全书；相对于类书而言，它不必分类精准。随便一个编选者，抄撮五七篇他人作品，略加归类，就可以称为选本。然而选择即是批评，选本亦能见出高下，“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13]。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很多优秀之作逐渐湮灭于历史的洪流中，只有在选本中不断出现的作品才成为经典为后人所熟知。伴随着文学作品总量的增加，文学选本也不断增加，加上印刷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助，选本的规模不断扩大，堪称全集的选本越来越多，优秀之作也越来越多，在文学作品的保存传播史上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