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课题和研究状况

魔鬼合约作为文学母题在中世纪之前便已存在，最早可追溯到《圣经》的某些章节，它不仅长时间地活跃在德语文学创作中，在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芬兰语文学、瑞典语文学等中同样为人所知。魔鬼合约在世界文学史上与时浮沉，几经变迁，至今仍然是文学创作中一个跨越时空的重要母题。

在德语学术界，有关魔鬼合约母题的研究文献可粗略地划分为四类：猎杀女巫事件中的魔鬼合约研究（Teufelspakt in Hexenhammer-Schriften），其中对女巫大屠杀的核心著述《女巫之锤》的研究较多；民间故事中的魔鬼合约研究（Teufelspakt in den Volkserzählungen），如童话、传说中的魔鬼合约；浮士德作品中的魔鬼合约研究（Teufelspakt in Faust-Werken），包括对《浮士德民间故事书》和之后作家创作的浮士德题材作品的研究；其他文学作品中的魔鬼合约研究（Teufelspakt in anderen deutschen literarischen Werken）。其中，研究、探讨最多的莫过于浮士德题材作品中的魔鬼合约，原因有二：16世纪的浮士德传说深深扎根于德国文化，浮士德这个人物作为文化符号家喻户晓，而魔鬼合约作为浮士德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和浮士德题材一样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且为之后的魔鬼合约故事树立了典范；从《浮士德民间故事书》到歌德的诗体剧《浮士德》、再到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作家创作，这些浮士德文本都是德语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其研究者众，研究文献自然蔚为大观，因此对文本中牵涉的重要母题——魔鬼合约——的研究相对来说也不少。这方面的文献有以下几部值得一提，首先是叟瓦寇-施普拉特（Marianneli Sorvakko-Spratte）的博士论文《德语、芬兰语、瑞典语的浮士德文本中的魔鬼合约：一个不道德的提议？》[1]，盘点了德国、芬兰、瑞典文学中的浮士德作品，在文本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中心话题：在不同的文化中，与魔鬼签约是否都被看作不道德的事件？其次，科内克（Barbara Könneker）的文章《浮士德民间故事书中的魔鬼合约》[2]和施密特（Jochen Schmidt）的文章《多愁善感的人浮士德、多愁善感作为结构元素直至魔鬼合约》[3]分别论述了产生于1587年的《浮士德民间故事书》和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合约以及浮士德形象。有关女巫猎杀事件中的魔鬼合约可谓是个十分沉重的研究课题，其中有两篇博士论文引起笔者的关注，即瑙于曼（Almut Neumann）的《与魔鬼签约：〈女巫之锤〉中的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的观念》[4]和黑勒（Iris Hille）的《近代早期审判记录中的魔鬼合约》[5]，前者从宗教著述中对魔鬼的出身寻根探源、从概念上区分魔鬼同盟和魔鬼合约、从《女巫之锤》产生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的文学中追踪与魔鬼合约相关的蛛丝马迹，最后对汇集于《女巫之锤》这部著作中的魔鬼合约观进行总结性地探讨；后者在分析大量的女巫审判记录的基础上，详述近代早期的魔鬼信仰和女巫信仰，揭示女巫理论和魔鬼合约观的形成过程，从语言、文字方面剖析审判记录的套路、说辞等，将审判过程中涉及魔鬼合约的具体元素呈现出来，以科学的考据告诉人们，魔鬼合约观是如何参与到惨绝人寰的女巫大屠杀之中的。与浮士德题材和女巫大屠杀中的魔鬼合约相比，民间文学特别是童话中的魔鬼合约大多没有浓厚的宗教氛围、恐怖的死亡或下地狱的结局，童话中的魔鬼合约往往气氛轻松，合约故事活泼诙谐。与人签约的魔鬼原本想要借此来欺骗人，不料反而成为被捉弄、戏耍的对象，而且这些合约大部分都是口头协定，口说无凭，所以最终魔鬼常常落得个有苦说不出的悲惨结局，靠聪明才智战胜魔鬼的主人公皆大欢喜。民间故事中的魔鬼合约也是颇受欢迎的研究对象，采尔格（Renate Zelger）[6]和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7]的著作便是代表。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的魔鬼合约”一类中，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涉及以下文学作品：路德维希·蒂克的《鲁内山》（Der Runenberg，1804）、富凯的《绞架侏儒的故事》（Eine Geschichte vom Galgenmännlein，1810）、《森林探险》（Ein Waldabenteuer，1816）、沙米索的《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1814）、豪夫的《冷酷的心》（Das kalte Herz，1827）[8]、戈特赫尔夫的《黑蜘蛛》（Die schwarze Spinne，1842）、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马贩子的精灵》（Der spiritus familiaris des Roβtäuschers，1844）[9]、施笃姆的《白马骑士》（Der Schimmelreiter，1888）[10]、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1947）等。可以看出，所涉及的文本中前五位作家的六部作品都属于浪漫派的艺术童话，《黑蜘蛛》是毕德迈耶风格[11]，《白马骑士》是现实主义作品，《浮士德博士》则是战后反思小说。

从以上对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归类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作为文学母题的魔鬼合约的研究集中在浮士德作品和浪漫派的艺术童话这两块，且对两者的研究是独立存在、互不联系的。此外，对浪漫派艺术童话中的魔鬼合约的研究都是零散出现的，既没有集中于某一部作品，也没有将该类型的作品联系起来做比较研究。就魔鬼合约文本产生的时间来说，已有研究涉及的文本集中在中世纪晚期至19世纪，对20世纪的魔鬼合约文本的研究基本限于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除了对浮士德作品和艺术童话中的魔鬼合约研究之外，对德语文学中的其他魔鬼合约文本的研究相当少，有的魔鬼合约文本虽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研究文献也自成规模，然而其中的魔鬼合约母题却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比如奥地利著名作家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的戏剧《耶德曼》（Jedermann，1911）、德国作家卡尔·楚克迈耶的反法西斯剧作《魔鬼将军》（Des Teufels General，1946）等。目前，在德国的德语学术界尚无将魔鬼合约作为一个完整的母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在国内德语学界，仅有戈瑜琤的《与堕落天使签约》[12]这篇硕士论文涉及魔鬼合约研究。该论文将中心放在魔鬼形象的深入挖掘上，着重探讨魔鬼合约是否道德这一问题，而对于魔鬼合约作为母题在德语文学史上发展的整体脉络、在不同文学时期呈现的不同特点，尤其是对于魔鬼合约包含的重要话题救赎，这篇论文都没有论及。

魔鬼合约母题在德国文学史上走过了逾千年的旅程，它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对魔鬼合约进行综合性研究、系统地梳理这一母题势在必行。本书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魔鬼合约母题研究：从魔鬼合约的源起、发展纵向看母题本身的变迁；对同一文学时期的魔鬼合约文本进行横向比较，探索同一母题在不同作家的演绎下呈现出的多样化；重点探讨伴随魔鬼合约母题而存在的救赎话题。由于魔鬼合约母题在文学研究上一直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已有的研究几乎没有对母题本身给予足够的关注，研究者要么把魔鬼合约作为自己要处理之问题的引子，要么只是在分析文本的时候顺带提起，总而言之，目前对魔鬼合约母题的研究处于匆匆带过、浅尝辄止的状态。对魔鬼合约的基本组成元素，如魔鬼形象、签约者、合约内容、签约形式、合约双方的关系、合约的结局等，至今无人深究，尤其是合约的结局令人深思：17世纪之前的魔鬼合约故事大多为宣扬宗教服务，遵循叛教必死的教条，与魔鬼签约者必下地狱；17世纪之后的魔鬼合约文本逐渐转为截然相反的结局，即签约者最终必得救赎，可概括为爱（Liebe）的救赎：可能是上帝的博爱，可能是尘世的爱情，也可能是亲情、友情之爱，甚至可以是人的自爱。对魔鬼合约基本组成元素的剖析，对合约结局——爱的救赎——的探讨，正是本书要处理的内容。此外，在主人公签署魔鬼合约、走向堕落的过程中，有一些小人物的形象值得关注，他们要么是魔鬼的帮凶，推波助澜；要么是魔鬼合约的替罪羊、牺牲品；要么是拯救者，看似弱小，却是唤醒主人公撕毁合约的希望之光、星星之火。女性在魔鬼合约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签约者能否成功地逆转魔鬼合约、主人公最终是被救还是积极自救，这些都是颇有意思的研究话题，也是魔鬼合约母题研究中的新视角。

魔鬼合约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上经久不衰，原因在于人的内心有一种与恶魔签约为伍的隐秘愿望，这种对恶的渴望古已有之，且不断推陈出新，这正是魔鬼合约的现实意义所在。17世纪之前的魔鬼合约文本中，与魔鬼签约往往意味着出卖灵魂、背弃上帝，因为这种行为与基督教倡导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魔鬼合约因此被打上叛教和渎神的不道德标签。启蒙运动之后，进步作家如莱辛、克林格尔等争相以魔鬼合约母题进行创作，他们笔下的魔鬼合约、签约者倏忽之间变得不一样，是魔鬼合约变了还是道德观变了？在现代的文学中，魔鬼合约的隐喻即是与恶为伍，人类的诱惑者不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而是具体或抽象的恶，如恶的人、恶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魔鬼合约是一场善与恶的对决，是一次外在与自我的较量，是个人发展与道德意识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