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乾嘉儒学的经典诠释及其义理建构

明末清初的儒学发展之大势，大致可以归结为“由王返朱”四字。反思和对治王学末流之流弊，成为明清之际儒学最为主要的问题意识。不仅宗主朱子学的顾宪成、高攀龙和顾炎武等人对此有充分认识，而且宗主阳明学的刘蕺山、黄宗羲、孙奇逢、李颙等人对此更是感同身受，要求痛彻反省。蕺山先生以“情识而肆，虚玄而荡”这八个字批评王门后学流之流弊，堪为最佳注脚。他说，“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玄虚，而夷良于贼。”[1]这里的情识而肆，是指泰州派的满街皆是圣人；虚玄而荡，则是指浙中王畿等不免流于佛老。面对“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顾炎武语），“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家国之变，儒者们大多只能“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2]，儒学应对世变的效果令人失望。痛定思痛，文化上反省甚至忏悔意识油然而生，由此吹响了明清儒学自我反思与转型的号角。继清初气象博大的经世致用之学之后，清代中期儒学逐渐转入考据学轨范继续发展。随着儒学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由“存理制欲”向“达情遂欲”的典范转移，乾嘉学者大都对宋明儒学的形上思辨敬而远之，改用历史语言和经验实证方法来重新诠释经典，形成了一种新的经典诠释传统。这固然可以视为宋明新理学的一种反动，但它绝非一种倒退，亦非一种中断，而是儒学发展史上一次既有得亦有失的扩展。从反对伦理异化和唯道德主义偏执，追求达情遂欲和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发展来看，理应视其为明清之际儒学启蒙思潮的延续。

本编将用七章篇幅，着重论述由惠栋、戴震开其端，以龚自珍为结穴的乾嘉儒学所取得的多方面进展。第一章以惠栋为中心，论述惠栋、戴震这两大考据学宗师所奠立的“经之义存乎训”乾嘉考据学或诠释学范式。第二、三、四章，重点论述戴震哲学的理论架构及其形上学基础，主要包括天道一本论、血气心知的人性论、容光必照的认识论以及达情遂欲的伦理学等。第五、六章，分论王鸣盛和赵翼的史学考证工作及其“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思想，指出乾嘉历史考证学派“议论褒贬皆虚文”的史学观点固然是片面之词，但其实是对过去道德主义史学传统的一种矫枉过正式的纠偏。第七章，以乾嘉《易》《庸》之学为主要依据，概述乾嘉儒学的道德形上学基础——“道赅理气”的新天道观。“以道代理”这一哲学本体的转移，意在把儒学从理本论或心本论的既有框架中给解放出来，以恢复原始儒学的自由气息，为清代中期儒学的发展提供了隐性而一贯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基调。

---

[1] 刘宗周：《刘子全书·证学杂解》第二十五，载《刘宗周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 陈确：《学辨》一，载《存学编》卷一，载《刘宗周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