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特纳的原著，尤其是他自认为比较满意的在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是研究特纳史学思想的史料基础。据笔者统计，特纳自1883年首度发表文章至他1932年去世，共有60余件作品公开发表。其中包括一部专著、一部论文集、多部专业学习指南手册，其余的均为单篇论文。另有两部遗著在特纳去世后出版。[3]

公布于1893年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特纳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也是最集中地体现特纳早期思想的作品。但这篇文章的观点，是特纳经历了近5年的研究积累才最终提炼而来的。因此，研究“边疆假说”的主题思想，特别是研究特纳早年对于“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的思考，就需要重视特纳发表于1893年以前的这些作品。1888年和1890年，特纳以“威斯康星的印第安毛皮贸易”为主题，先后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文中体现了一种“社会进化论”的基调。[4]1891年和1892年，特纳又先后发表了《历史的重要性》和《美国史诸问题》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不但直接提出了“边疆假说”的核心思想——“边疆是解释美国历史的关键”，而且表明了特纳的历史本体论和史学认识论，从而为“边疆假说”的构建奠定了史学理论基础。[5]

提出“边疆假说”以后，特纳对美国边疆史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以检验和充实自己的设想。从1893年公布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到1918年发表的《中西部拓荒者民主》，特纳以“美国西部”为对象，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西部地域”展开了实证研究，内容涉及西部边疆社会的民主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众多方面，从而论证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及“边疆遗产”在“后边疆”时代的重要意义。到了1920年的时候，特纳将这方面的文章共13篇结集出版，题为《美国历史上的边疆》[6]。除此之外，特纳还在1906年的时候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新西部的崛起：1819—1829》[7]，其主旨同样是旨在以西部整体史的研究来检验“边疆假说”的有效性。

另一部集中反映特纳史学思想的论文集，是出版于1932年的《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8]，共收录了特纳发表于1895年到1926年的12篇论文，其中包括著名的《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按照该文集编者的说法，其主题是关于特纳的“地域思想”。实际上，这本论文集同样能够反映特纳通过实证研究来重申和发展“边疆假说”的思想轨迹。这些作品不但继续深入研究了“历史性边疆问题”，而且着重表明了特纳对于“后边疆”时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延伸了他提出于19世纪末的“边疆假说”的基本思想。以“地域”为主题的另一部特纳的遗著，《1830—1850年的合众国：国家及其地域》[9]在1934年出版。“地域思想”是特纳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地域”是美国边疆拓殖的产物，特纳正是通过一系列地域研究，才阐明了美国边疆拓殖和社会进化的历程。

除了特纳公开发表的作品以外，另一部分对特纳史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史料，是特纳的未刊作品，包括他生前的手稿、演讲稿、笔记和信札等，它们真实体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特纳思想的提出背景、发展演变和创作动机的信息。从数量和分布上讲，这些未刊作品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于美国各地，最重要的档案文献集藏地包括美国加州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威斯康星大学档案馆（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Wisconsin Memorial Library）、威斯康星州立历史协会（Wisconsi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Library）和哈佛大学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等。[10]

根据这些宝贵的未刊文档，学者们编撰了介绍和深入分析特纳生平与思想的资料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包括雅各布斯（Wilbur R.Jacobs）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编撰出版《特纳的遗产：美国史未刊作品集》[11]和《特纳的历史世界：通信选集》[12]，比林顿于70年代编撰出版《尊敬的女士：F.J.特纳与爱丽丝·F.P.胡波尔通信集，1910—1932》[13]与《特纳：历史学家、学者和教师》[14]。这几本资料集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特纳史学思想的史料，公众据此得以更全面地了解特纳的思想世界。

随着特纳作品在20世纪初叶的陆续发表，特纳的影响逐步扩大，围绕其学说的学术争鸣也逐渐展开。学者们相关成果的积累，对于今天研究特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整个20世纪与时俱进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中，美国学者们对特纳的史学思想遗产展开了经久不衰的学术批判，其研究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是学界研究特纳史学思想的起步和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学者们针对“边疆假说”的合理性，也就是特纳所描述的美国历史进程是否符合美国历史实际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分析特纳在假说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并尝试着写出第一批以美国边疆史为题材的历史著作。具体来讲：

第一，学者们以“边疆假说”为中心展开了大规模的争论。“边疆假说”在提出之际并没有造成太大轰动，其影响力是逐步扩展开来的。在20世纪的头20多年，美国学界对特纳从边疆角度解释美国历史发展感到耳目一新，对他的假说给予热情的欢迎和充分的肯定。尽管当时也有针对该假说的批评，但这种意见并不代表主流。[15]到了30年代，以阶级矛盾和经济利益冲突来解释美国社会发展的“进步主义”学派风行美国史坛。大萧条时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促使学者们重新反思美国史学传统，对假说持批评意见的人大大增多，他们与捍卫“边疆假说”正确性的学者展开了势均力敌的激烈争论。具有唯物史观倾向的美国史学家揭示了特纳“地域学说”的局限性，即以“地域纷争”掩盖了美国的“阶级冲突”[16]。其结果是，在二战结束之前，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已完全占据了上风。[17]

第二，在针对特纳具体的历史解释的争论之外，一些学者开始澄清特纳史学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假说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其目的不在于评判“边疆假说”和“地域理论”内容观点上的是非曲直，而是历史地回溯假说所处的语境以澄清特纳的本意。[18]这种研究，对于更有针对性地评判特纳的学说、更深入地理解特纳的思想是有益的。分析假说中的概念和方法，实质上是在更深层次的史学思想领域的探究，这需要更全面和深入地挖掘文献，尤其是全面掌握特纳的原著，包括其公开发表的以及未刊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著作。然而，当时学者们所利用的材料，主要是特纳公开发表的实证性作品，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显然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直接以美国边疆和西部地域为主题的历史编纂作品也开始出现。早在1910年，作为特纳继承者的帕克森（F.L.Paxson）就推出了《美国最后的边疆》一书，以响应特纳的号召。[19]随后，帕克森在1924年又出版了《美国边疆史，1763—1893年》，坚持维护特纳的基本观点。[20]此外，最值得关注的学者就是韦布（W.P.Webb）。1931年，韦布以《大平原》[21]一书奠定了自己在美国边疆史学界的地位。除了细腻的叙事风格和开阔的研究领域之外，《大平原》最具启发意义之处在于，它第一次将大平原地区作为典型的美国西部地域来给以整体性的研究，归纳其作为一个独立地域所具有的鲜明的地理和文化特征。在特纳的西部史作品中，这个区域的研究比较薄弱。然而，该书的主题——“大平原人是如何适应那里的环境而创造历史”，却与特纳“边疆假说”中的“社会进化论”和“环境适应论”是一脉相承的。韦布对特纳的继承，更明显地体现在1937年他所出版的《我们立场的分歧：无边疆社会的危机》[22]一书中，其观点正是特纳所言之“边疆消失论”的引申，即“无主土地”的枯竭，必将导致美国社会的变革。

总体上讲，之所以说二战之前的20年是美国学者研究特纳史学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是因为其成果多集中于对假说某些个别问题的讨论上，且持论比较激烈，缺乏对特纳整个思想体系及其提出背景和语境的深入了解。对特纳论题的检验，也缺乏方法论层面上的必要反思。故而，这种争论就很容易就事论事、流于肤浅并缺乏针对性。另外，拓展边疆史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数量不多，对特纳成果的超越也比较有限。

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美国学界对特纳史学思想的研究与评价日趋成熟。这一阶段总的特点是：学者们不再单纯地关注特纳历史解释的具体观点，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情绪化地争辩假说内容的正误，而是比较理性地运用新的材料和方法来检验特纳在假说中所提出的问题，总结以往研究讨论过程中的收获和不足，从而深化了对包括假说在内的特纳的整个史学思想体系的认识。同时，美国边疆史和地域史的实证研究也比二战以前更为繁荣。其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边疆假说”继续受到史学家们的关注。曾经批评过特纳的皮尔森（George W.Pierson）在1947年撰文，回顾了此前一段时间美国学者对“边疆假说”的不同看法。在此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不断有关于假说的阶段性论战成果结集出版。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针锋相对的争论应该告一段落了。1962年，罗因（William H.Lyon）发表论文分析了五六十年代围绕“边疆假说”的争论，并号召当时的学者们对特纳的理论进行重新检验，而不是单纯地批评。[23]通过以计量统计等新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学者们不再对特纳的史学思想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认识到“边疆假说”中包含着很多合理的成分。[24]

其次，特纳治史的概念和方法成为史学家关注的新焦点。该时期，哈珀（Norman D.Harper）、格雷斯利（Gene M.Gressley）、杰里克（J.T.Juricek）等人集中分析了特纳著作中“边疆”“地域”“进程”和“西部”等概念。[25]奥斯坦德（Gilman M.Ostrander）、布莱克伍德（G.D.Blackwood）、比林顿（R.A.Billington）、克莱文（W.Coleman）、本森（Lee A.Benson）等人探讨了“边疆假说”的理论来源。[26]雅各布斯（Wilbur R.Jacobs）和卡尔（Barry D.Karl）则就特纳构建历史框架时所使用的方法展开了研究。[27]结合特纳的生平，霍夫斯塔特（R.Hof-stadter）和比林顿综合阐释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边疆假说”[28]。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还涉及与假说相关的特纳的教学思想、修辞风格等问题。[29]总之，经过这一时期的深入研究，史学家们已经将“边疆假说”的认识置于特纳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特纳的丰满形象在史家们的视野中愈发清晰。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充分发掘了前人所未曾充分利用的特纳未刊文稿，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资料集。[30]这种资料整理工作有助于深入理解“边疆假说”的发展线索。

再次，边疆史、地域史和西部史等史学作品的编撰与实证研究有新的突破。比照二战以前，这一时期的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改观。在大部头的边疆史著作创作方面，特纳的传人比林顿、默克（F.Merk）、韦布都推出了新的作品。[31]其中，作为特纳的亲传弟子和同事，比林顿和默克在写作时基本秉承了特纳的模式，以时间为线索叙述边疆拓殖的过程，其作品基本可以看作是“边疆假说”纲领的具体展开；韦布则是饶有创意地将假说的基本观点——“文明征伐论”应用到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解释上。更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帕莫罗伊（Earl Pomeroy）在1965年出版的《太平洋斜坡》[32]，其创新之处为，一是在于作者将研究对象限定为“远西部”的美国西海岸“太平洋斜坡”——这里也是美国边疆拓殖所经的重要地域，从而填补了特纳和韦布的“西部史”研究空白，二是作者综合叙述了该地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后边疆”时代的20世纪的社会发展变化，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美国边疆史的研究范围，为检验“边疆假说”和“地域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除了上述作品之外，其他被拓展出来的美国边疆史实证研究的新领域，广泛涉及边疆的城市、印第安人、妇女、文化、婚姻家庭、人口流动等社会生活各领域。[33]

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关于特纳史学思想的争论虽然比较理性化，但却缺乏对思想中所隐含的深层次史学价值观的批判，尤其是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假说中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思想和白人种族主义中心论的理论本质。史学家们热衷于探究特纳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却没有及时反思自己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对第一阶段围绕假说的争论所进行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成是一种观点汇编，因为这些作品缺乏对韦布、比林顿等史学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倾向的深度分析，也未能及时总结新一代边疆史研究与特纳的边疆史研究之间的继承关系。当时评论界关注的是史学家的具体观点，就如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热衷于争论“边疆假说”的内容正误一样。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及至21世纪初的若干年间，是学界研究特纳史学思想的革新和转型阶段。经过调整之后的美国边疆史学，在研究主题和方法上呈现出新的面貌，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所谓的“新西部史学”的崛起与繁荣，其代表人物有埃图兰（R.W.Etulain）、利默里克（Patricia N.Limerick）、怀特（Richard White）、沃斯特（Donald Worster）、纳什（G.D.Nash）等。新西部史学家不但创作出大量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历史著述，而且还有意识地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层面对他们当时所进行的历史编纂和以往的“边疆假说”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批判。尽管在内容和方法上与特纳的边疆与西部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从整个20世纪美国边疆史学发展的轨迹上看，新一代史学家们的研究，正是在老一代边疆学派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他们的观点、逻辑和价值倾向，与特纳的“边疆假说”和“地域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西部史学派”的崛起与繁荣，是专注于美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们在新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进行自身调整的产物，也是包括边疆史研究在内的美国史学自身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

特纳提出并曾引发激烈争论的“边疆假说”继续受到冷落，以此为题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阶段数量锐减[34]。显然，美国学者认识到这种讨论已经没有多大学术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美国学者对特纳在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与方法仍兴趣不减，但其总体成果已不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繁荣。专注于此的史学家们，主要是通过挖掘更鲜为人知的史料，运用阐释学、比较研究等更新式的社会科学方法来取得研究突破的。[35]

此外，“新西部史学”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备受瞩目，正是因为新西部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基本上都是20世纪美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新的视角研究边疆推进的历程，研究由此而带来的美国西部的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参考。从研究主题上看，新西部史学的历史编纂作品，开始关注边疆拓殖进程中受压迫的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印第安人、墨西哥裔、亚裔、非裔和妇女，呼唤社会正义，批评特纳的“边疆假说”忽视甚至丑化了这些社会群体的存在和贡献；[36]强调边疆社会的文化多元性的同时，自觉地以文化平等论来重写边疆历史，反思“边疆假说”中视为天经地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文化中心主义；[37]再现西部底层民众真实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充分认识到“城市”在文明的推进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突破“边疆假说”仅仅从“边疆”一个因素解释美国历史的倾向；[38]重视西部人所生存的环境，即以美国“地域”视角观察到的西部地理的特殊性，强调西部自然环境因素的独特性及其对于西部地域特色形成所具有的意义，批判“边疆假说”中的“自然征伐论”，提醒美国人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39]最后，新西部史学家还特别关注他们所生活的20世纪的西部，他们接替老一代边疆史家的工作，续写了最新近发生的“后边疆”时代的社会历史。[40]

除了卓有建树的历史实证编撰之外，新西部史学家还对自“边疆假说”提出以来的美国边疆史学传统进行了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层面的总结与探索。在对“新西部史学”自身特色的总结方面，出版了多部富有启发性的论文集，就当时相关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和新问题提出了看法。[41]这一代史学家大都重视自身的理论修养，因而，其实证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阐释性。在史学史梳理方面，“新西部史”史学家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觉意识。将20世纪美国边疆史学思想与实践在纵向上联系起来分析，可以更清楚地定位“边疆假说”在美国边疆史学演进过程中的地位。[42]

“新西部史”史学家在学术创新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在史学价值观上仍然没有彻底反省“边疆假说”中的“文明征伐论”的理论本质。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为白人边疆拓殖运动付出了代价，而同样需要新一代美国史学家普遍承认的是，被美国白人扩张主义当权者列为国家发展“新边疆”的海外殖民地，也是特纳所言的“文明征伐”的对象，那里的主权国家和民众，同样是美国所谓的“边疆”拓殖运动的受害者。二是对特纳学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现实影响力分析得还不够。“边疆假说”既是一种学术思潮，也是一种社会思潮。在这一点上，美国学者远没有中国学者认识得深刻。在学术领域之外，“边疆假说”对美国20世纪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隐性影响，“新西部史”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应该更有作为。三是在总结美国边疆史学史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新西部史学”与特纳所开创的早期边疆史学传统的对立，在批判特纳的“边疆假说”与“地域思想”的同时，新一代史学家们多少忽视了上述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忽视了特纳对于美国史学的卓越贡献。只有从继承与超越两个维度去客观地看待美国边疆与西部史学的发展，只有实事求是地评价特纳学说的价值和效用，才能对美国史学自身的发展有益。四是“新西部史”的实证研究在方法上愈发显现出对象和领域碎化、手段标新立异且华而不实等问题，再有就是认识论上有极端主观化和相对化的倾向，这些问题与美国史学在20世纪下半程所暴露出来的局限在本质上是相通的。[43]

中国大陆学者对特纳的认识与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中，参与研究与讨论的学者主要包括杨生茂、丁则民、张友伦、何顺果、侯文蕙和袁鹏等诸位。从时间线索上看，中国学者对特纳史学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初步介绍到深入分析、由激烈批判到客观评论的过程。就具体内容而言，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关于“边疆假说”提出的背景和条件，杨生茂教授和丁则民教授等美国史前辈深刻认识到：假说的提出，与美国19世纪末的社会发展形势密切相关，此时，美国正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国内经济实力大增，阶级矛盾尖锐，海外势力范围不断拓展，民族和国家情绪高涨，西进运动行将结束；在新的时期，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对国家的历史进行解释；“边疆假说”的提出，正符合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发展要求，符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当权者和帝国主义扩张分子的利益要求。将“边疆假说”看作是一种社会思潮，并将其置于社会发展宏观背景中去追溯其产生根源，显示出中国学者的宽阔历史视野。[44]此外，学者们还提到，假说的提出与特纳早年所在的西部环境，尤其是他对故乡的那种典型的边疆生活感悟有关。[45]关于“边疆假说”的理论来源，学者们认识到，特纳深受当时美国思想文化氛围的影响，假说的主要来源，主要是风行于当时欧美学界的“社会进化论”“经济唯物论”和“地理决定论”[46]。

上述论断均值得肯定，但是，若想对“边疆假说”的提出背景有更深刻的了解，则需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形势、西部地区的崛起和特纳个人经历等三个方面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也就是依靠更翔实的史料，来说明当时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经济社会背景，也包括思想文化背景，到底与特纳提出“边疆假说”存在何种因果关系。将假说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其产生根源的思路是正确的，需要进一步做的研究工作是通过更具体的研究来落实这一主张。对“边疆假说”的理论来源问题，也需要做上述性质的工作。历史学家思想的形成，既受宏观社会背景的影响，也跟个人的学习和思考有关。在后一个问题上，结合特纳早年求学和工作的经历，应该能够探究到这位思想家在建构史学思想的过程中，都汲取了哪些思想家的理论养料。

其次，关于特纳史学思想的内容、概念及其形成演变过程。杨生茂、丁则民和张友伦等学者根据特纳的代表作归纳了“边疆假说”的主要内容，即：边疆的拓殖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边疆的推移构成了缓解社会危机的“安全阀”，更促成了美国的民族、民主和国民性格的形成。何顺果等学者还就“边疆假说”中的重要概念——“边疆”“地域”“西部”和“无主土地”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些概念具有各自确切的含义。[47]关于“边疆假说”形成的过程，以张友伦先生的分析最具代表性。他不仅整理了“边疆假说”提出之前的美国边疆史作品，而且还引用特纳本人发表于1893年之前的作品来说明边疆假说有一个酝酿和提出的过程，这种历史性的分析方法特别具有启发意义。[48]再有就是关于“边疆假说”的衰落，杨生茂等学者从社会环境和假说自身理论局限两方面分析了假说衰落的原因。[49]

总观上述学者的成果，可以发现其中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关于“边疆假说”的内容，一方面，可以通过细读特纳的原作来对假说中的主题思想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提炼；另一方面，也应当认识到，特纳发的早期作品，虽然集中体现了“边疆假说”的主题思想，但特纳关于美国边疆问题的认识却并未就此止步，所以，尤其应当重视在1893年之后的“后边疆”时代，“边疆假说”到底充实了哪些内容。关于假说中的概念，也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因为它们是建构“边疆假说”的理论基础。理解这些概念，也需要细读特纳的原作——包括其公开发表的作品，也包括其未刊作品，由此才可以体会特纳到底是出于何种用意才使用这些概念的，而不是根据我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认识标准和习惯来妄加猜度或过度解释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的历史性词汇。“边疆”“地域”和“西部”等概念，不光在内涵上有差别，同时也应当具有服务于一个思想主题的统一性。要意识到“边疆假说”是一个内涵丰富多样的思想统一体，在复杂多变的思想演进中贯穿着逻辑的连续性。关于假说的形成演变过程，依据历史性的分析方法，除了通过挖掘特纳早期作品来分析假说的酝酿和提出过程以外，还可以通过历时性地考察特纳在1893年之后的史学思想轨迹，来完整地展现特纳史学思想内涵的历史演进过程。

再次，关于特纳史学思想的评价。对于美国学者讳莫如深的假说中的帝国主义扩张思想和白人种族主义中心论，从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界接触特纳思想开始，以蒋湘泽和厉以宁为代表的学者就对此展开了深入而有见地的批判。[50]此后，杨生茂和丁则民先生又进而指出，“边疆假说”直接体现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51]在历史价值观上的批判以外，学者们还普遍认为，“边疆假说”的主要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社会进化论”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种僵化的解释；自然地理并不能取代阶级和社会矛盾而成为推动历史运动的因素；由西进运动所主宰的美国的发展，并不具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例外特性”；边疆拓殖造就美国的民族、民主与国民性格，纯粹是一种“神话”；“边疆安全阀”根本起不到缓解社会危机、改善民众生计的重大作用；在美国近代发展历程中，“边疆”的推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就在远西部地区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等等。[52]为了纠正或补充特纳的解释模式，中国学者还通过各种实证性西部史研究，提出了自己对美国边疆及西部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53]除了对“边疆假说”的理论本质进行严肃批判以外，学者们还逐渐对假说中的合理因素与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杨生茂先生在自己组织编译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特纳在美国“开拓经济史观”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54]侯文蕙和邓鹏的两篇文章，则简要评价了“边疆假说”对于美国社会发展事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55]

任何史学评价，都应该是既要明确被批判对象赖以存在的历史语境，也需要明确自身的批判立场。如果以此为起点，对特纳史学思想的评价应该能够有新的进展。对于他的假说在价值观念和内容观点上的偏颇，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下一步需要进行的工作，就是结合特纳的原作，对有关假说本质的一些问题作深入辩证的分析。比如，关于众所周知的假说中的“白人种族主义中心观”、逻辑“决定论”倾向和“美国例外论”等问题，都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再有，特纳的学说毕竟是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这种思潮受到美国社会各界如此高度的重视，一定有其具体原因。比如，有美国学者称特纳的“边疆假说”是美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门罗宣言”。这足以引发我们思考假说对于美国文化自立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再有，通过分析特纳构建假说时使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便不难认识到，特纳确实在美国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20世纪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开启，特纳都做出了哪些贡献？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内容可以深入探讨。

最后，关于特纳史学思想的影响。特纳提出“边疆假说”以后，在美国史学界引发了不小的反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史学家围绕假说的主要观点，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杨生茂和张友伦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初步介绍了这场大讨论的一些情况。[56]在讨论之外，另有美国学者按照特纳的纲领开展了美国边疆史的实证研究，形成了新一代的“特纳学派”，其代表人物包括帕克森、韦布、比林顿和默克等人。对这些人的史学思想与实践，中国学者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个案分析。[57]

“新西部史学”的崛起与特点，是中国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张友伦、侯文蕙等学者对新西部史学的创新之处及其在美国边疆史学发展中的地位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其中涉及一些新西部史家如何看待“边疆假说”的问题。[58]从特纳的边疆史研究，到新西部史学的兴起，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史学流派。在对这个流派的史学思想进行史学史总结的过程中，以丁则民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看法：20世纪美国西部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西进史学”（to-the-west）到“西部史学”（in-the-west）的转变，前者着重研究美国边疆向西拓殖的过程，后者侧重于作为地域的西部在某个特定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59]以此而论，则特纳所代表的是“西进史学”研究兴盛的时代；从韦布1931年发表《大平原》开始到60年代，是“西进史学”向“西部史学”的过渡期；而六七十年代新西部史学兴起，标志着“西部史学”研究时代的到来。大体同意这种划分的还有张友伦先生。[60]而受这一模式启发并展开更深入探究的是丁则民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袁鹏，1997年他以《20世纪美国西部史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该文认为20世纪美国西部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间的转变一方面表现在史学家们的历史观念——从“西进史观”到“西部史观”的转变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史学家的研究主题——从视西部为“殖民地”到视西部为“领先者”的转变。[61]

在特纳史学思想的现实影响方面，杨生茂、丁则民等学者提出，特纳的学说对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2]此外，于沛等学者还意识到，自从特纳提出“边疆假说”以来，出于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略集团根本利益的需要，西方战略家的“边疆”概念宣传，经历了一个由强调“地理边疆”到重视“利益边疆”的转变过程，他们提出“主权国家虚无化”和“文化全球化”等新的理论主张，力图借助经济全球化来强行输出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而最终建立起听命于西方世界的全球体系。[63]这充分说明，作为“边疆假说”核心思想的“文明征伐论”，已经成为美国及其盟友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理论依据。

对于“边疆假说”的影响，也同样存在着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之处。中国学者们已经就美国边疆史学的演进轨迹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实际情况是，无论是以韦布为代表的“特纳学派”，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西部史家”，确实在美国边疆问题的研究上对特纳有所超越，但是，作为纵向研究美国边疆史学史的“局外”学者，却应当看到特纳之后的研究者对特纳的思想继承，看到美国边疆史学一以贯之的主题。只有从继承与超越两个维度去分析一种史学思想体系的演变，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的分析方法。由此，我们在承认所谓的“西进史学”与“西部史学”的分歧的同时，更需注意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另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因为“边疆假说”在美国学术界的渐渐隐退而忽视了它在美国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假说中所蕴含的“文明征伐论”主题，依然指导着美国今天的内政和外交活动，其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没有改变。“征服新边疆”，仍然为当今某些美国政要所经常提起。对于这种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的“文明征伐论”，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