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惠渠兴修

明成化元年，即1465年，广惠渠开始兴修，这是明代最大的引泾工程[1]。在广惠渠之前，明代对引泾水利就已经十分重视，明初短短六十年，在《明实录》中记载的修浚泾渠就达四次之多。第一次，洪武八年（1375），“浚泾阳县洪渠堰，泾阳属西安府，其堰岁久，下流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长兴侯耿炳文督工浚之，由是泾阳、高陵等五县之田大获其利”[2]。第二次，洪武三十一年（1398），“修泾阳县洪渠堰，时泾阳县耆民诣阙，言堰东西堤岸圮坏，乞修治之。上命长兴侯耿炳文、工部主事丁富、陕西布政使司参政刘季箎督兵民修筑之，凡五月堰成，又浚堰渠一十万三千六百六十八丈，民皆利焉”[3]。第三次，永乐九年（1411）七月，“筑陕西泾河洪堰，堰故灌田二百余里，泾阳、王原（三原）、醴泉、高陵、临潼诸县皆受其利，比决于洪水，有司以闻，故命修筑”[4]。第四次，宣德二年（1427），“浙江归安县知县华嵩言：陕西泾阳县旧有洪堰，潴水灌溉泾阳、醴泉、三原、高陵、临潼五县之田，凡八千四百余顷。岁久堙塞，洪武八年长兴侯尝为修治，民赖其利，既而堰坏。永乐十四年老人徐龄言于朝，复遣官修筑，会营造兴，不果。今乞专遣大臣一员同都司布政司堂上官，于泾阳等五县及西安等卫所，量起军夫，协同用工，寔为民利。从之”[5]。

天顺五年（1461），朝廷又下令对泾渠进行修浚，《明宣宗实录》记载：“陕西按察司佥事李观言：泾水出泾阳仲山谷，道高陵至栎阳入渭，袤二百里。昔汉穿渠溉田万顷，宋元俱设官主之，今虽有瓠口郑白二渠督其事者不职，堤堰摧决，沟洫壅潴，民弗蒙其利，官税因之拖欠。乞敕布按二司堂上官督同被利州县人夫，依时疏凿，则工不侈而水利可足。上命有司浚之。”[6]此次修浚的效果很差，天顺八年（1464）十一月，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项忠上奏修“泾阳县瓠口郑白二渠”[7]，是为广惠渠兴修之缘。项忠（1421—1502）字荩臣，号乔松，嘉兴人，为广惠渠兴修的提倡者。他为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进士，天顺、成化初在陕任官，政声颇著：“天顺三年，（项忠）升陕西按察使，适陕饥，以拯民为己任，不待奏报，辄发仓赈之，全活以万计。壬午，闻继母丧，陕西军民赴阙留者千人，诏夺情还任。明年，以大理寺卿征，既行，陕人复诸阙偕留，天子欲慰陕人，乃改右副都御史，仍抚其地，军民喜其来，争焚香远迓，欢声如雷。……关中水泉斥卤，旧有龙首渠，岁久湮废，居民病之，忠奏开一渠，余三十里。”[8]

广惠渠兴修是项忠任陕西巡抚时的重要业绩，他为此撰文《广惠渠记》[9]，由该文来看，项忠对泾渠的历史十分熟悉。他说，泾渠“远自秦而下历代凿之者不一，故渠名亦因之而变名有六”，这六条渠分别是秦的郑国渠、汉的白公渠和六辅渠、宋的丰利渠、元的王御史渠（又称“新渠”，项忠将其算为两条渠），这六条渠中“惟郑白名渠，独加显焉”[10]。项忠称自己面临的泾渠局面为：“元后至于今，河底低深，渠道高仰，水不通流，废弛湮塞，几百年矣！”[11]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因为泾渠在明代项忠修之前已修过四次。项忠颇具雄心，想在其任上恢复泾渠“前人之功”：

予昔忝臬司之长，今叨巡抚之寄，历官久此，窃思兹渠能仍旧迹而疏通之，则前人之功，庶保其复续，而今之为利，得不同于昔邪！遂询谋佥同，而具实以闻。[12]

在获得同僚支持情形下，项忠上奏皇帝兴修泾渠，并得到皇帝的许可，工程因此展开：

上可其奏，命下之日，予檄醴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六邑蒙水利人户，于彼就役，之前所谓栎阳、云阳者，今已革去。先以布政司右布政使杨公璿董其事，未克成，而升任去，复以右布政使娄公良、右参政张公用澣、余公子俊、按察司副使郭公纪、左参议李公奎继之，务毕其功，有底于成。[13]

项忠将所修泾渠取名“广惠”，在项忠笔下广惠渠收益显著：“考地之界不异于昔，计今溉田，有司则八千二十二顷八十余亩，西安左前后三卫屯田则二百八十九顷五十余亩，每亩收谷三四钟，比旧田亩盖减其数，谷视昔有加者。”[14]

对于修广惠渠的时间，收录于康熙《泾阳县志》卷八的项忠《广惠渠记》道：

再尝闻元之王御史建修此渠三十余年，而功尚未克成，备载泾志。今渠不二年而成者，盖百工之咸集，资给之不吝，又委任之得人故也。[15]

不过，项忠《广惠渠记》内容在真实性方面令人生疑之处颇多，兹举几例。其一，修渠所用时间之异[16]。康熙《泾阳县志》卷八项文说“渠不二年而成”；明嘉靖年间《雍大记》所录项忠该文为“渠不三年而成”[17]；而成化五年所立石碑，其上所刻《广惠渠记》中说“渠不五年而成”[18]。按理而言，这三处载文同源，表述应一致，为何出现这一差异？对此的解释：“渠不二年而成”的记述，表明康熙《泾阳县志》所选《广惠渠记》文本有可能是项忠成化二年去延绥提督军务前为广惠渠所写[19]，此时距成化元年春暖兴工有一年多时间；“渠不三年而成”有可能《雍大记》作者收录该文时笔误；而“渠不五年而成”说法，是因为成化四年末五年初项忠在渭北进行了所谓广惠渠“修成”后的告祭、立碑活动。事实上，以上修渠二年、三年、五年三个说法皆误，广惠渠真正修成花费了十七年，稍后文中将详述。

其二，灌溉亩数“八千三百余顷”的真伪。项文说“计今溉田，有司则八千二十二顷八十余亩，西安左前后三卫屯田则二百八十九顷五十余亩”，总计达八千三百一十二顷三十亩。吕卓民在此基础上推断，明代广惠渠实际的灌溉面积要超出八千顷许多[20]。对广惠渠灌溉亩数还有更多的说法，如《明孝宗实录》等记载广惠渠灌溉七万顷，钞晓鸿对“灌田七万顷”说法真实性有质疑[21]。明天启四年（1624）《抚院明文》碑记载，泾渠共灌泾阳、三原、醴泉、高陵四县地七百五十五顷五十亩[22]，《沟洫佚闻杂录》编者以此怀疑项忠“八千三百顷”灌溉面积为虚夸[23]，这一理由不一定能站住脚，因为此距广惠渠修筑时间已经有150年左右时间。

要弄清楚项忠所说广惠渠灌溉“八千三百一十二顷三十亩”数字的真伪，必须先弄清楚广惠渠真正修成的时间。明代彭华[24]的《重修广惠渠记》是在后期参与工程的邓山请求下所写，记述对广惠渠开凿整个过程及修浚之艰难：

我明抚有四海，视关中为重镇，每廷命大臣抚巡之。往者数于王御史渠口修堰行水，岁久渐圮坏，弗治。今上纪元成化之初，副都御史项公忠，请自旧渠上并石山开凿一里余……功未就，项召还朝。戊子，项复西征过陕，命有司促功责成，及奏凯还，亟以成功纪于石，名其渠曰广惠，而渠实未通也。丙申，右都御史余子俊又经略之，于大龙山凿窍五以取明，疏其渠曲折浅狭者。逾年，余以兵部尚书召，又弗克。

就讫其功者，副都御史阮公勤也。公下车即询民所利病，图兴革之，唯恐弗及。于是三司诸君牵连一口，以渠为言，且曰：囊者之费率征于利及之民，今民未获利而复征之，恐不堪命。阮公曰：然，盍以帑藏金粟募工市材食役者，功成，然后责偿于民可也。众议佥同，乃檄布政鲁君能、参政邓君山督其役，而朝夕躬任程课劳徕者，西安府同知刘端也。用匠岁四百人，五县之民更番供役，役以辛丑二月兴渠口……至十月水冰辍工，明年正月复作，治决去淤塞，遂引泾入渠。[25]

从彭华的记述来看，广惠渠并没有在项忠手上完成，其间经过余子俊经营，最后在阮勤[26]任上完成，前后历经十七八年完成。那么，没有完工的项忠说广惠渠灌田八千三百余顷自然是假的。“八千多顷”可能来自天顺八年（1464）十一月项忠上奏所讲“泾阳县瓠口郑白二渠，旧引泾水溉田四万余顷，至元犹八千顷”[27]，因元代灌溉八千顷，那么广惠渠灌溉不输于前朝，也是八千余顷。这就牵出另一个问题，广惠渠真正完成后灌溉亩数是多少，而彭华的记文仍说是八千多顷，是承袭项忠的说法，还是统计的结果，估计前者可能性大些。对于广惠渠的真实灌溉面积，钞晓鸿最近的研究认为，灌溉面积当在八百顷至一千顷之间[28]。“千顷”的资料来自《明孝宗实录》记载余子俊修泾渠的业绩，不过广惠渠并未在余子俊手中完成，此说或可存疑；“八百顷”说法来自清人王太岳记载明万历年间知县袁化中的说法，因为袁化中为首提“拒泾”之人（后文有详述），王太岳为清乾隆时期对“断泾疏泉”裁定大为褒扬之人，他们对引泾水的广惠渠兴修皆有“偏见”，故“八百顷”说法亦可存疑。笔者以为，现存资料无法说明广惠渠真实灌溉面积，这是一个谜，肯定小于八千顷，由于引泾水的原因，但应该远大于天启年间七百多顷。

开凿广惠渠是一个巨大工程，在项忠看来，其工程及难度要超过以前泾渠工程，为此他竖立“历代修渠界碑”，上书：

秦“郑国渠”直至北界牌止，汉内史儿宽“六辅渠”直至北界牌止，汉赵中大夫“白公渠”直至北界牌止，宋殿中丞侯可“丰利渠”直至北界牌止，元监察御史王琚“新渠”直至北界牌止，大明项都御史‘广惠渠’直至大龙潭迤北谷口止。大明新开工程，次第北自广惠渠口起，直接元监察御史王琚渠口止。其工分自天字工起，金字工止，共四十一工。各工随其山势高下，破山开穿。石渠共长一里三分。[29]

以前所修的泾渠都到“北界牌止”，只有“大明项都御史‘广惠渠’直至大龙潭迤北谷口止”。

从项忠“广惠渠记”碑的碑阴记载来看，项忠动用的人力、物力可谓庞大。修渠所动用人力为：夫匠总共一千八百六十八名，其中石匠六百八十六名、铁匠一百二十五名、木匠三十九名、正夫六百四十八名、杂夫二百一十二名、火头一百五十八名[30]。修渠所费的物和钱为：钢一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斤一十两，铁二万六千四十三斤一十两，木炭一百九十三万九千八百七十九斤，石灰一千九石二斗，麻二千一百斤，酒米、清油四千九十斤，石炭二千六百七十三石四斗五升，施汤米二百五十石。给付匠银四百四十两二钱，共支银一千九百四十四两四钱[31]。按项忠说法，广惠渠的劳作者为“醴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六邑蒙水利人户”，事实上“夫匠通共一千八百六十八名”不可能全为“蒙水利户”所出的人员担任，因为其中“石匠六百八十六名，铁匠一百二十五名，木匠三十九名”，石匠、铁匠、木匠还是要具备一定技术和经验，他们可能属于“匠户”，需要给付匠银，而四百多两的银子支付八百余名匠人显得太少了，所以“役”的性质更重。既然修渠“匠户”不由“蒙水利户”全部承担，那么“匠户”修渠所耗费的粮食由受益灌区各县及其民众承担是自然不过的道理。而“正夫六百四十八名，杂夫二百一十二名，火头一百五十八名”由“蒙水利户”承担没有问题。

修渠所用的粮食是单列的：总计用去夫匠口粮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六石二斗，分为官仓粮和利户粮。其一，官仓粮为六千三百八十三石七斗，其中：三原县、高陵县一百二十一石五斗，醴泉县一百五十六石一斗五升，临潼县二百八十二石一斗五升，泾阳县应为五千八百二十三石九斗[32]。其二，利户粮为八千三百四十二石五斗，其中：三原县四千七百三十七石六斗，泾阳县应为三千六百四石九斗[33]。这组参与修渠的灌区各县所承担的粮食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各县在当时泾渠水利中灌溉情形。对各县承担修渠粮食进行由多到少的排序：泾阳官民共承担九千四百二十八石八斗，三原县官民四千八百五十九石一斗，临潼县二百八十二石一斗五升，醴泉县一百五十六石一斗五升，高陵县一百二十一石五斗。这个排序可以表明当时泾渠水利灌溉中各县灌溉利益的排序。

广惠渠是个巨大工程，尚未修完，就已经“通共积八十六万六千一百二十四工”[34]。组织修渠的官吏及提供其他服务的人员有：陕西布政司照磨文义，陕西按察司照磨李志，西安府同知赵珪，管工经磨赖让，知事谭深，照磨贺昭，检校田畯。泾阳县知县庞辅，管工主簿杨昱，吏刘广，老人王虎、何宽、宋玘、魏显宗，阴阳生王震，医生雒昭，书算生张昭、袁真。高陵县知县马政，老人成端，医生张杲。临潼县知县高恒，老人田刚，医生王刚。兴平县知县宋□。□县知县史侃，阴阳生马纪。盩厔县知县马□，阴阳生辛杯。耀州知州白福，医生孙王。三原县县丞张瑄，吏刘清，医生王连。富平县主簿刘祯，医生段伯通。同官县知县孟浚。同州知州安□，阴阳生杨□□。白水县知县王旭。乾州知州许□，医生□□。醴泉县知县□□，医生张爱，吏□□。武功县知县孟□，医生王威。永寿县知县胡䌷。邠州知州王□。淳化县知县范锦。华州浦城县知县□□[35]。由上面名单可见，这是一个动用了陕西省、西安府、广惠渠受益县以及附近诸县的官吏绅民的大工程。

明成化初年项忠何以能在陕西动员和组织如此庞大人力与物力修筑广惠渠？与明初所形成的赋役制度有密切关系。

明初，朱元璋以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所构建的赋役制度，这是他在继承宋元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鱼鳞图册即田地之图，针对的是元季民众“版籍多亡，国赋无准”[36]的混乱局面，为掌握各地耕田数字以杜绝隐田逃税而设立的；与鱼鳞图册并行的黄册用于括户，为一切赋役的根据，黄册主要内容之一，是用里甲将民众编管起来，使他们附着于土，然后驱使他们以供徭役。朱元璋还建立“配户当差”的户役法制度，不同役籍的役户所配给的徭役各不相同：如民户种田输租，军户守御供役，匠户支应造作，灶户煮海制盐，马户牧养军马，牛户畜牧官牛等，专户专役[37]。

朱元璋所建立的制度，是通过里甲制度实现“画地为牢”的社会秩序[38]。这种制度，统治者在劳役的征发方面具有优势，如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时，可以“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宫供役”[39]，而不需要为服役的人支付很大的开支。明成化初在渭北修建广惠渠这样的大工程，这固然与项忠个人抱负和雄心有关联，但从赋役制度而言，明初所建立的制度有利于这样大规模人力物力的动员和组织。

不过项忠这种动员和组织的效果似乎并不好，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完成工程，最终不敌后任陕西巡抚阮勤在广惠渠后期修筑中所采用的“以帑藏金粟募工市材食役者，功成，然后责偿于民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