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先秦兩漢量詞研究現狀與展望
嚴修在對古代漢語語法研究史述評時指出：“在上半世紀（筆者按，20世紀），古漢語語法研究的主流是泛時的‘文言語法’，而下半世紀古漢語語法研究轉向以漢語語法史爲主，這個轉變是古漢語語法研究的一個重大飛躍。”[15] 漢語量詞的研究尤其如此，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漢語量詞研究没有區分語料的時代，甚至没有區分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祗是部分語法學專著涉及了對量詞本身的認識與描述。正如前文所述，在此類研究中甚至量詞在詞類系統中的地位都長期没有得到確認。真正意義上的古代漢語量詞研究是從上世紀50年代纔開始的，特别是從劉世儒先生對魏晉南北朝量詞的系列專題研究與斷代史研究開始的，但是可惜這一研究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此後並没有得到持續。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漢語量詞研究纔重新獲得了長足發展，先後發表了大量高質量的學術論文，並出版了系列相關專著。
我們對中國知網所收録量詞爲篇題的論文進行全面考察，1979年到1999年20年間發表的關於量詞的學術論文已有390多篇；2000年以來量詞研究的論文更是數量激增，到2016年爲止16年間論文達到了1600餘篇，反映了進入新世紀以來語言學界對量詞研究的重視。[16] 以下本節按照目前研究的幾個重點、熱點問題，對建國以來的量詞研究做一概要介紹，以利於在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展開深入研究。
一 古漢語量詞研究綜述
20世紀50年代末，劉世儒先生最早展開了對魏晉南北朝時期量詞的系列研究，劉先生在系列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完成了其斷代史研究，但斷代史的研究涉及語料繁多，所以此後學界研究更多集中于專書與專題研究，特别是相關定量定性的量詞系統的描寫；隨著語法化研究的興起，量詞個案的歷時研究和語法化機制與動因的研究得到了廣泛關注，進一步的漢語乃至漢藏語系的量詞語法化動因的研究也得到了關注，基於類型學視野的量詞語法化研究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一）量詞断代史的研究
最早對一個歷史階段的量詞系統展開全面研究的是劉世儒先生，1959—1962年間劉先生在《中國語文》上先後發表了關於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的系列論文，包括《漢語動量詞的起源》（《中國語文》1959年6期）、《論魏晉南北朝的量詞》（《中國語文》1959年11期）、《魏晉南北朝個體量詞研究》（《中國語文》1961年10、11期合刊）、《魏晉南北朝稱量詞研究》（《中國語文》1962年3期）、《魏晉南北朝動量詞研究》（《中國語文》1961年8期），並在1965年完成了其專著《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出版），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量詞系統全面描寫，對每一個量詞的來源、功能都展開了深入地探討，並進一步考察了其歷史演變、語法功能等諸多方面。該書可謂漢語量詞斷代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也是典範之作，爲後來的量詞研究提供了範本。嚴修在評價該書時認爲：“雖是斷代研究，但常窮源竟委，推究始末，廣泛聯繫前後各個時代。材料豐富，邏輯嚴謹，論證有力，是一部學術價值很高的專著。”[17] 蔣冀騁則更爲高度評價該書：“研究漢語量詞的，誰也無法繞過劉先生的著作而能另闢蹊徑。劉先生有此一書，可以不朽。謂之大家，當亦無愧。”[18] 但限於時代、研究方法以及語言材料本身的複雜性等諸多原因，作爲第一部量詞研究的專著，該書在全面性、系統性上也還存在一些或可補足之處，如對於魏晉南北朝量詞的描寫仍不夠全面，多有遺漏，如汪維輝統計僅《齊民要術》一書中就有12個名量詞，2個动量詞失收[19]；而且對量詞及相關稱數構式没有進一步的數據統計，從而導致對該時期量詞發展程度的探討或有可商榷之處。
此後，限於語料的龐雜量詞斷代史較爲少見，斷代研究的論文多集中于語料範圍相對較小的殷代量詞研究。殷代甲骨文是漢語量詞的萌芽期，雖然這一時期量詞數量罕見，很多所謂量詞的性質也仍介於源詞類和量詞之間，但作爲量詞語法化的初始期對探討量詞語法化的動因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受到了語言學界廣泛關注，如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1953）將量詞單獨列爲一類，探討了其中的6個量詞；李若暉在對甲骨文量詞全面分類考察的基礎上，探討了該時期量詞的特徵與發展，並提出量詞起源的根本原因是量詞的“修飾”作用，認爲“漢語量詞的産生是語言表達中修飾與表意要求綜合作用的結果，這導致量詞内涵的虚實雙重性，決定了量詞每一概念外化爲詞語及每一詞語承載概念的變化。”[20] 其他如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1988）、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2001）等甲骨文研究專著也多有涉及。
黄盛璋對兩漢時期漢語特有的“性狀量詞”（即自然量詞）展開考察，認爲兩漢時期是量詞的“茁長階段”，但漢代文獻眾多，黄文所涉及的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21]
其他的斷代史研究還有葉桂郴《明代漢語量詞研究》（2008），該書以《六十種曲》爲主要語料，探討了明代的量詞系統及其發展情況。李建平《隋唐五代量詞研究》（2016）則基於傳世文獻《全唐文》《全唐詩》和出土敦煌文獻、吐魯番文書、碑刻文獻對隋唐五代時期的量詞系統做全面系統考察，並進一步分析了隋唐五代量詞的特點和語法化程度等問題。
斷代語法史、詞彙史研究的專著中往往也將量詞的發展作爲獨立的一章，如姚振武《上古漢語語法史》第三章“數詞、稱數法與量詞的發展”全面考察了上古漢語中的個體量詞、集體量詞、臨時量詞、動量詞的發展，並進一步探討了“Num+Cl+N”結構的來源等問題。王雲路《中古漢語詞彙史》（2010）第九章第三節“中古量詞的發展”也對中古漢語量詞的概況、特點、來源和分類做了系統考察與探討。
但總體來看，古籍文獻浩如煙海，即使一個較短的歷史階段語料也極爲浩繁，要全面系統整理研究其量詞總貌工作量非常龐大，需要一個長期持續的研究過程，如劉世儒從1959年在《中國語文》發表相關論文到魏晉南北朝斷代史完成出版前後持續了7年多，因此後世相關研究論文雖多，但真正系統的斷代史研究成果罕見，特别是專著較少，從而影響了進一步的量詞發展史研究和語法化研究。
（二）專書的量詞研究
何樂士言：“專書語法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是語言學史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它把語法研究由主觀取例的方法轉移到充分重視第一手資料的科學軌道上來。”[22] 隨著專書語法研究的興起，專書量詞研究成果也數量眾多，此類研究由於語料範圍容易把握，對語料的分析也更深入，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做出的定性分析也更爲令人信服。
何樂士先生致力於《左傳》專書語法研究多年，其論文《〈左傳〉 的數量詞》（2000）是專書量詞研究的典範之作，對其數詞、量詞逐一分析、描寫，窮盡性統計了每個量詞的出現頻率與功能，客觀、真實地描寫了該書數量詞的使用情況，並進一步聯繫其他相關語料深入考察了一些量詞的語源等問題。[23] 李佐豐《〈左傳〉 量詞的分類》（1984）則以《左傳》爲語料來源，按照形式邏輯對劃分的規定，堅持每次使用一個標準對量詞進行分類，爲此後學界量詞分類的研究提供了借鑒。[24]
隨著專書研究的蓬勃興起，很多典籍中的量詞都得到了深入研究，目前已經得到研究關注的文獻主要有黄高憲（1982）、達正岳（2009）、龔陽（2011）、婁博（2012）、趙利杰（2015）對《詩經》量詞的研究，官長馳（1988/1989）、于濤（2004）、貝羅貝、林徵玲（2010）、趙建華（1985）、黄任忠（2005）、魏麗梅（2005）、過國嬌（2005）、謝新暎（2005）、陳躍（2006）對《紅樓夢》量詞的研究，高育花（2012）、馬菁卉（2013）、劉婷婷（2013）、趙梓涵（2014）、劉念慈（2016）對《老乞大諺解》和《樸通事諺解》量詞的研究，周建民（1989）對《金瓶梅》量詞的研究，馬芳（2002）對《淮南子》量詞的研究，崔爾勝（2003）、惠紅軍（2006）對《水滸傳》量詞的研究，[韓]李宗澈（2004）、方琴（2005）對《史記》量詞的研究，賀芳芳（2005）、李小平（2006）對《齊民要術》量詞的研究，王定康、明茂修（2006）、鄭嬋嬋（2014）對《洛陽伽藍記》量詞的研究，于冬梅（2006）對《呂氏春秋》量詞的研究，劉文正（2006）對《朱子語類》量詞的研究，葉松華（2006）對《祖堂集》量詞的研究，孫艷（2006）對《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量詞的研究，徐晶晶（2008）對《三言》量詞的研究，夏宇（2008）對《華陽國志》量詞的研究，胡波（2008）對《九章算術》《周髀算經》和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三種上古數學文獻量詞的研究，周素貞（2009）對《周氏冥通記》量詞的研究，劉玉朝（2009）對《元刊全相平話五種》量詞的研究，余劍（2009）對《春秋公羊傳》量詞的研究，程超（2009）對《廬山遠公話》的量詞研究，馬秀蘭（2009）對《聊齋俚曲》量詞的研究，邵會平（2010）對《歧路燈》量詞的研究，王大瑩（2010）對《後漢書》量詞的研究，陳紱（2010）對《顏氏家訓》量詞的研究，栗君華（2010）對《兒女英雄傳》量詞的研究，王曉瑋（2010）對《聊齋俚曲》量詞的研究，余劍（2010）對《諸病源候論》《黄帝內經太素》量詞的研究，王曉姝（2010）對《三國志裴注》量詞的研究，顧亞芹（2011）對《本草綱目》量詞的研究，楊帆（2011）對《禮記》量詞的研究，李亞茹（2012）對《鼻奈耶》量詞的研究，劉文芬（2012）對《北史》量詞的研究，丁敏（2012）對《醒世姻緣傳》量詞的研究，王喬（2012）對《漢書》量詞的研究，陸燕婷（2012）對《幽明録》量詞的研究，魏洪（2012）對《關漢卿戲劇集》量詞的研究，葉桂郴（2013）對《肘後備急方》量詞的研究，郭乃鑫（2013）對《觀世音應驗記三種》量詞的研究，郭立建（2013）對漢譯《元朝秘史》量詞的研究，杜靖華對《全宋詞》量詞的研究，王陽（2014）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量詞的研究，羅丹（2014）對《傷寒雜病論》量詞的研究，方義祥（2014）對《老殘遊記》量詞的研究，朱曉紅（2014）對《劉禹錫集》量詞的研究，張雅雯（2015）、杜環環（2015）對《鏡花緣》量詞的研究，李洪琳（2015）對《型世言》量詞的研究，高月瑩（2015）對《十二樓》量詞的研究，吴春燕（2015）對《孟子》量詞的研究，朱嫣紅（2016）對《顏氏家訓》量詞的研究，杜啟朕（2016）對《遊仙窟》量詞的研究，張萌萌（2016）對《鹽鐵論》量詞的研究，等等。
由此可見專書量詞研究的繁榮，系列成果釐清了諸多文獻中的量詞狀況，爲進一步的量詞研究奠定了扎實的資料基礎，多數研究也能夠將專書研究置於量詞發展史中進行歷時考察，甚至進一步探討其中部分量詞的語源等問題。但也仍存在一些有待改進之處：一是多數研究仍止於共時描寫，而未能將其與歷時考察結合起來；二是對量詞判定標準的不同、對稱數構式認識的不同，諸多研究對量詞、稱數構式的統計方法也不盡相同，甚至對同一部專書的統計結果往往也並不一致，影響了後續研究對相關研究成果的利用；三是個别典籍獲得了較多學者的關注，如《詩經》《左傳》《紅樓夢》等典籍或《金瓶梅》《老乞大》《樸通事》等口語性較強的文獻，但很多重要文獻仍未有研究。
（三）專題的量詞研究
與專書研究相對而言，所謂專題的量詞研究指的是對量詞中某個專題的系統考察，如對名量詞、動量詞等大類，或對拷貝型量詞、同形動量詞等小類的研究，既有對這些專題的歷時考察，也有對專書中一個特定專題的研究。
對專書中特定小類的研究在專題研究中最爲凸顯，如關於動量詞的研究有朱彥（2004）對《水滸全傳》動量詞的研究，同時考察了近代漢語動量詞的發展；袁仁智（2004）對《元曲選》中動量詞的研究，陳穎（2007）對《儒林外史》動量詞的研究等；其中又有對動量詞中特定小類的研究，如黄任忠（2005）對《紅樓夢》專用動量詞的研究，李存周（2006）對《拍案驚奇》中同形動量詞的研究，華春燕（2010）對《三俠五義》中同形動量詞的研究。
對名量詞的研究有劉興均（2000）對《周禮》物量詞的研究，于濤（2004）對《老乞大》和《樸通事》中名量詞的研究，李莎莉（2005）對《洛陽伽藍記》中名量詞的研究，許仰民對《金瓶梅詞話》中物量詞的研究，陸喜英（2009）對《拾遺記》中名量詞的研究，郭萬青（2009）對《國語》名量詞的研究等；其中對名量詞中特定小類的研究又有高佳（2006）對《元曲選》個體量詞的研究，夏宇（2008）對《華陽國志》的個體量詞研究，貝羅貝、林正玲（2010）對《老乞大》個體量詞和語言循環現象的研究，周静怡（2014）對《金瓶梅》集合量詞的研究，徐慧文（2006）對《醒世姻緣傳》方言量詞的研究等。[25]
麻愛民的《漢語個體量詞的産生和發展》（2015）則對漢語個體量詞的歷時發展做了宏觀梳理，並對“隻”“條”“頭”“張”四個量詞做個案考察，對數量結構的發展、量詞重疊式的歷時發展、大型辭書量詞編纂中的問題等都有研究，成果斐然。[26]
總體來看，專書專題的量詞研究一直也是語言學界的研究重點和熱點之一，成果豐富，但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於眾多研究對量詞內部不同小類的劃分還存在不同的意見，如部分量詞既可以用作名量詞又可以用作動量詞，研究中如何界定其性質；個體量詞與集體量詞的界定，方言量詞的界定，準量詞是否納入研究範疇等都還存在争議。
（四）出土文獻的量詞研究
從1899年甲骨文發現至今，甲骨、金石、簡帛、碑刻等出土文獻資料大量問世，特别是近年來戰國至魏晉簡牘帛書文獻的大量出土並整理公佈，對出土文獻中量詞和稱數構式的研究也逐漸引起了語言學界的重視。在語言研究中，出土文獻作爲“同時資料”，與作爲“後時資料”的傳世文獻相比，具有更强的文獻真實性。在漢語史研究中如果僅僅有傳世文獻用例的時候，“例不十，法不立；例外不十，法不破”，但是如果有部分出土文獻中的用例，祗要文例清楚明白，就可以得出確定的結論。
1925年，國學大師王國維提出了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研究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成爲20世紀學術界的重大革新，除了歷史考古領域外在漢語史研究中也日趨得到重視。楊曉敏（1990）結合甲骨文、金文和傳世先秦文獻語料，考察了先秦文獻中的150多個量詞，進行了初步的斷代研究，並進一步考察其歷時演變，從漢語量詞發展史的角度提出先秦處於量詞發生滋長的時期；（法）貝羅貝《上古、中古漢語量詞的歷史發展》（1998）也綜合運用了甲金文、簡帛文獻和傳世文獻，提出漢語的單位詞（measure word）産生於前上古漢語，在上古後期變得普遍；而真正意義上的量詞（classifier）出現在漢代，並在中古早期獲得普遍使用，而大部分量詞的語法化則晚至中古後期纔最終完成。
甲骨文是殷代量詞研究的主要語料，前文已述；金文作爲早期出土語料，也得到了學界廣泛重視，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1981）較早對西周金文中的量詞系統進行考察，全面統計了量詞的使用頻率、稱數構式的頻率等，對進一步的量詞發展史研究和語法化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2005）在“量詞與語序”一章中進一步對西周金文量詞使用情況作分類考察，並對與量詞相關的稱數構式及其語序情況進行了簡要歷時考察與分析；趙鵬（2006）進一步考察了西周金文量詞情況，並對稱數構式進行了窮盡性統計整理，探討了量詞的語法功能和語義特徵。趙鵬（2004）考察了春秋戰國時期金文中量詞的使用情況；徐正考（1999）則考察了兩漢銅器銘文中數詞、量詞及相關稱數構式的使用情況；經過諸多學者的系列研究，西周、春秋、戰國直至漢代金文中量詞情況都有了系統認識。
簡帛文獻時代跨度較大，從戰國早期直到三國吴和晉代；出土材料更是極爲豐富，受到了研究者的日益重視。例如曾仲珊（1981）、吉仕梅（1996）、徐莉莉（1997）、王建民（2001）等分别對《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量詞、稱數方式等進行了較爲全面的考察；魏德勝（2000）則對《敦煌漢簡》中的量詞進行了系統研究；張俊之、張顯成師（2002）對帛書《五十二病方》中的數詞、量詞進行了全面描寫和研究；遣策類文獻中的量詞使用最爲典型，因此對遣策類文獻中量詞的研究也得到了特别重視，如王貴元《楚簡遣策中的物量稱數法和量詞》（2002）和《漢代簡牘遣策的物量表示法和量詞》（2002）、張顯成師《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中的量詞》（2006）等。其他如張顯成師、武曉麗《漢簡三種量詞研究初探》（2007）、《張家山漢簡中的量詞》（2006）、張顯成師《上博簡（四）中的固定稱數結構》（2008）、李建平《從先秦簡牘看 〈漢語大詞典〉 量詞釋義的闕失》（2005）、《從先秦簡牘看 〈漢語大字典〉 量詞釋義的闕失》（2005）、《漢代“帣”之制度補正》（2010）、《從簡帛文獻看先秦漢語數量詞的地域特徵》（2010）、《戰國楚簡中的量詞及其語法化》（2008）、李建平、張顯成師《先秦兩漢魏晉簡帛量詞析論》（2009）；等等。張顯成師、李建平在系列論文的基礎上，完成了《簡帛量詞研究》一書，2016年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可以作爲目前簡帛量詞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五）量詞的個案與興替研究
量詞系統是一個個量詞組成的，因此對漢語量詞發展史的研究必然建立在每一個量詞歷時發展研究的基礎上，因此量詞的個案研究一直是量詞發展史研究的重點和熱點之一，而很多量詞産生或萌芽于先秦兩漢，或者雖然上古時期還沒有産生量詞義，但其源詞的使用情況也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最早進入學界研究視野的是泛指量詞（或稱爲“通用量詞”“共性量詞”），遊汝傑（1985）考察了泛指量詞“個”語源，王紹新（1989）對泛指量詞“個”在唐代前後的發展進行探討，張萬起（1998）則從歷時的角度考察了量詞“枚”的産生及其歷史演變。
對其他量詞研究的成果也很豐富，如孟繁杰等先後對一系列量詞的語法化歷程和歷史演變做了考察，如量詞“條” （孟繁杰2009a）、“面”（孟繁杰2009b）、“張”（孟繁杰2010a）、“幅”（孟繁杰2010b）、“根”（孟繁杰2011a）、“片”（孟繁杰2011b）、“塊”（孟繁杰2014）、“道”（孟繁杰2015）、“通”（魏兆惠、華學誠2008）等，又如葉桂郴（2004）考察了量詞“頭”的歷史發展及其他稱量動物的量詞，等等。
對具體某一量詞源流發展的歷時研究一直是量詞研究的重點與熱點，此類研究往往與量詞的興替緊密結合在一起，如陳紱（2002）首先對泛指量詞“枚”和“個”的興替進行了考察，李建平、張顯成（2009）借鑒前人及時賢研究成果，綜合利用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材料，考察了泛指量詞“枚”的語源與發展，認爲量詞“枚”源自其“算籌”義；考察了量詞“個”的三種不同書寫形式“个”“箇”“個”的不同來源及其發展與合流；並對作爲泛指量詞的“枚”和“個”的興替及其動因進行了探討。其他研究者如郭秀梅（2000）探討了中醫文獻中最常見的稱量藥物的量詞從“物”到“味”的興替，根據出土文獻指出兩漢南北朝時期醫方中的量詞一以貫之是“物”，唐代開始用“味”作爲中藥量詞，其興替的原因是語音的變化。牛太清（2001）則探討了層次義量詞“重”和“層”的興替過程，認爲這一嬗變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葉桂郴（2008）探討了三對量詞：“枚”與“個”，“條”與“根”，“隻”與“頭”的興替，提出興替的原因在於表形需要催生了個體量詞的産生，表形的特質又制約了某些量詞的進一步發展。王秀玲（2009）則在探討量詞“領”歷史發展的同時，考察了量詞“領”與“件”的替换，認爲這一興替發生於明代，其興替的原因在於量詞“件”的泛化。
對專書中特定量詞的研究易於定量定性分析，有助於研究的細化和深入，如李薛妃（2009）對《朱子語類》中量詞“等”的研究，李小平（2011a）《齊民要術》指稱植物的“科”及其演變的研究，李小平（2011b）對《齊民要術》中“升、斗”類量詞稱量對象和成因的研究等。
對每一個量詞的歷時研究，是漢語量詞發展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祗有對每一個量詞的源流和興替有了全面了解，科學的量詞發展史纔能建立起來。目前雖然成績斐然，但對於量詞發展史的建立來説還是遠遠不夠的，諸多量詞的個案研究需要進一步全面考察。
（六）量詞語法化動因與歷程的研究
漢語量詞由其他詞類語法化而來，對量詞語法化的歷時發展的描寫，對誘發量詞語法化動因的解釋，對量詞語法化機制的研究一直是量詞研究的重要課題，黄載君（1964）、金福芬、陳國華（2002）、戴浩一（2002）、李若暉（2000）、李訥、石毓智（1998）、戴慶厦（1997）等諸多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推測和假設，並皆有精彩論證，但對漢語量詞起源動因的解釋也存在諸多無法解釋的難點；但總體來看學界對該問題的關注大大推進了量詞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特别是基于類型學的視野的考察爲漢語量詞研究開闢了新途徑。[27]
在量詞語法化的歷程中，“Num+Cl+N”結構的産生和在數量表示法中逐步佔據優勢地位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學者也往往從這一結構歷時演變的角度來探討量詞語法化的歷程，如郭攀（2001）、張延俊（2002）、吴福祥等（2006）、（新加坡）吴雅云（2014）等從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漢語“Num+Cl+N”結構的來源，提出了“移位説”“取代説”“類推説”等諸多不同視角的解釋。
對於某一歷時階段量詞語法化的程度的研究，雖然在諸多斷代史研究或者專書研究中多有涉及，但其研究並不系統，特别是早期的諸多研究由於缺乏數理統計而难以作定性研究，也影響了研究成果的進一步利用。吴福祥（2007）首先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名量詞范畴的語法化程度進行考察，提出了判别量詞語法化程度的三條原則，通過大規模的文本統計和定量分析，指出魏晉南北朝量詞的語法化並非如劉世儒所説“開始邁入完全成熟的時期”，而是恰恰相反，“整體上還顯示較低的語法化程度”，提出“量詞範疇的完全成熟應該是在唐代以後”，其研究顯然修正了以前缺乏定量定性研究導致的誤區，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該期量詞系統發達程度的認識。
一般認爲量詞由名詞、動詞等語法化而來，語法化是一個由實而虚的演變，具有單向性。李宗江（2004）則指出了漢語量詞語法化中的特殊情況“逆語法化”，即“件”“個”等部分個體量詞的實義化，並分析其條件，當然作者也指出這種情況是否屬於嚴格意義上的量詞語法化單向性的反例也還存在争議，而且即使是部分反例的存在也不能否定語法化的基本規律是單向性的。
近年來，類型學視野下的量詞研究成果迭出，爲漢語量詞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如李宇明（2000）考察了漢藏語系中的拷貝型量詞（或稱爲“反響型量詞”“反身量詞”），並進一步構擬了漢藏語系個體量詞發展的歷程。蔣穎（2007）從類型學的角度探討了漢藏語名量詞起源的動因，包括語言類型的動因、韻律的動因、語言接觸的動因。
無論量詞的語法化研究，還是基於類型學視野的量詞起源動因的分析，一般都是以名量詞爲主的，一般缺乏對動量詞起源動因的關注，正如邵敬敏（1996）所説：“其實，動量詞自成一個系統，内部形成幾個不同的層面，並顯示出各自不同的個性，它與動詞的選擇組合涉及各種因素，很值得深入地進行研究。”對動量詞系統的研究一直主要集中在其産生時代、來源等問題上，劉世儒（1959）、洪誠（1964）、傅銘第（1965）、潘允中（1982）、王力（1989）、吴伯芳（1990）、楊伯峻、何樂士（1992）、葉桂郴、羅智豐（2007）諸先生提出動量詞早在先秦已見，而楊劍橋（2009）、魏兆惠、冷月（2012）則對先秦時期等諸多用例提出質疑，認爲真正意義上的動量詞秦代以前並未産生，用大量文獻用例證明動量詞産生的時代是在西漢時期。鄭樺《動量詞的來源》（2005a）《動量詞的流變》（2005b）兩文則對諸多動量詞的語源和發展進行探討。動量詞的語源及其産生的時代是動量詞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如果没有弄清楚動量詞産生於什麽時代、來源於何處，那麽對動量詞産生的機制與動因的探討就很難落到實處。
二 古漢語量詞研究的局限、展望與研究目的
百餘年來，古漢語的量詞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别是進入21世紀以來，對漢語量詞的研究在各個方面都全面展開，研究視野進一步拓展。但是相對於其他詞類的研究來看，漢語量詞的研究仍然較爲薄弱，仍存在諸多方面的局限，進一步的研究亟待全面展開。
（一）量詞研究的局限
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的角度來看，目前的古漢語量詞研究仍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選題視角的局限。一是系統的斷代史研究成果的缺乏。目前漢語量詞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多爲專書、專題研究，缺乏系統的、窮盡性的斷代研究，對各個歷史階段上量詞的數量、語法功能等問題都仍未明確，對其歷時發展、起源動因的研究缺乏研究基礎。二是量詞個案研究成果的缺乏。量詞的個案研究雖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但相對於漢語量詞系統來説僅僅是很小的一部分，諸多量詞的歷史考察有待展開。三是語法化研究不夠。多數研究往往限於對某一種或某一類文獻中量詞使用情況的描寫，未能基於文本頻率、句法行爲、語義泛化程度等深入考察其語法化程度。四是量詞起源動因研究還遠遠不夠。部分學者已經對量詞起源動因進行了探討，但由於缺乏系統發展史研究的資料基礎，仍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2.語料使用的局限。一是對語料真僞與時代的分析不夠細緻，不僅要考察文獻整體的真僞與時代，其内部篇目的真僞與時代也要細緻考察，如《墨子》中“備城門”篇前後的時代問題。二是語料範圍局限於出土文獻或傳世文獻，未能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進行互證，更未與漢藏語系其他量詞語言相關材料進行比較研究。三是很多珍貴語料，如漢儒經注、醫學文獻等傳世文獻，散見漢簡、兩漢碑刻、買地券、造像題記等出土文獻的量詞研究仍未引起研究界的足夠關注，可見漢語量詞史的研究仍然存在大量空白以待填補。
3.量詞判定標準不明確。漢語詞類的判定一直是語言研究中老大難的問題，量詞也不例外。對於量詞判定標準的不一致，導致不同學者對同一文獻中量詞數量與頻率的統計不一，甚至部分研究摻雜了很多名詞、形容詞等其他詞類，影響了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價值。
從目前研究的現狀來看，對於現存先秦至宋元衆多文獻的量詞研究，目前所涉及的祗是其中很小一部分，無論從資料儲備還是研究現狀來看，對漢語量詞發展史都有系統、深入展開全面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二）量詞研究的展望
從甲骨文中量詞的萌芽，到現代漢語量詞使用的紛繁複雜，量詞的發展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量詞與名詞的雙向選擇關係、量詞的語法功能等都是不斷地發展變化的，因此在研究中必須貫徹歷時發展的原則，將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結合起來；對每一種文獻、每一歷時階段量詞的描寫是量詞史研究的基礎，而對誘發量詞語法化的動因、機制的解釋研究也應當全面展開。
1.加强量詞的斷代史研究。正如劉世儒所言：“祗有把量詞的各個歷史横斷面貌都研究好了，漢語的整套的系統的量詞史纔有可能建立起來。”[28] 對每一歷史階段量詞的斷代史研究是系統的發展史研究的基礎，但古代文獻浩繁，對每一個歷史階段量詞的斷代史研究工作量非常巨大，需要長期、系統的考察。
2.加强量詞個案歷史發展和興替研究。釐清每一個量詞的語源、歷史發展及其興替的機制與動因，並將個案研究和斷代史研究結合起來，可以爲量詞發展史研究奠定堅實的資料基礎。
3.加强量詞的語法化研究。如沈家煊所説：“不管是研究語言中的哪一種現象，研究者都有以描寫爲目標或以解釋爲目標的自由，但是解釋語言現象應該是語言研究的‘最終目的’。”“我們也不能等到把所有的語言現象完全描寫清楚了再去作解釋，因爲語言現象的描寫是無止境的。”[29]雖然目前對漢語量詞發展情況基礎的描寫工作還很薄弱，但對量詞語法化機制與動因的研究也應當全面展開，並以此來指導量詞系統的描寫工作。
4.加强量詞的類型學研究。從類型學的視野來看，漢藏語系、南亞語系等部分語言中也存在較爲發達的量詞系統，那麽跳出漢語的圈子，綜合考察不同語言中量詞發展的共性，通過比較考察漢語量詞發展的特性，必然有助於量詞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在現代漢語的量詞研究中，認知語言學、構式語法等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較爲普遍的應用，如石毓智（2000）對現代漢語中形狀量詞認知基礎的考察等，但在古代漢語的量詞研究中類似新方法的使用仍較爲少見，在此後的研究中應當努力借鑒新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以推進古代漢語量詞研究的拓展與深入。
（三）本書的研究目的
本書以先秦兩漢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作爲基本研究材料，貫徹“二重證據法”，對該時期文獻中的量詞進行窮盡性搜集、整理，分類統計，逐一分析，作一準確、細緻的平面描寫。先秦兩漢時期，是漢語量詞的萌芽和初步發展的時期，後世乃至現代漢語常用的諸多量詞往往是在這一時期萌芽並發展的，因此對先秦兩漢文獻中出現的每一個量詞我們都有必要釐清其語源、産生的時代，並進一步探討其語法化的動因與機制。在此基礎上，通過歷時比較與分析，探索先秦兩漢量詞系統的特點和發展規律，並結合漢藏語系、南亞語系量詞的研究在類型學視野下考察誘發漢語量詞系統語法化的機制與動因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