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

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界说，我们大多是从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富里迪、别尔嘉耶夫、艾尔曼等人那里转述或借取。很显然，知识分子的概念莫衷一是。我以为重要的不是其名，而是内在的精神品格。成为知识分子与谋生的方式无关，与日常事务的惯性和压力无关，与特定的身份和功利无关。他们是一群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社会良知与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

在1989年5月19日的上海西北嘉定某乡，茹志鹃主持“中国四十年文学道路研讨会”，说到“中国人民无法再忍受一代精英的损失了”时“禁不住哭泣”[16]。在茹志鹃哭泣行为背后，潜藏的是当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一代精英”再损失的深沉忧患[17]。历经漫长“右派”身份之后的茹志鹃，用非理性的情绪外泄消解了“政治为本”[18]的作家工具论的话语惯性[19]，踏上了昔日的辙迹[20]。

毋庸置疑，“一代精英”显然指向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精英”原是社会学概念，本意是“选拔”，而选拔只是个程序性和动作性过程，但选拔依据的标准和价值观却是各有差异，且有历时性。“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承担着启蒙任务，到民间祛除普罗大众的思想蒙昧（愚昧）是精英主义者们的执念，“国民性批评”是当时主流话语且影响至今；在20世纪中下叶，知识精英是被改造对象，普罗大众被无限神化、美化、幻化为政治性、社会性的概念。知识分子一旦自觉走进民间成为普罗大众的救赎对象，或是扔掉知识人格力求成为普罗大众的一分子，那么，无论是主动诉求还是被动屈从，他们已不再是精英，而是民众的附庸、政治意识形态的注脚。从这个意义层面上，茹志鹃指认的“一代精英”，大抵是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品藻的一群。这一群人，既有张灏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说的三个特征：

1.受过相当教育、有一定知识水准的人（此处所谓教育不一定是指正式教育，也可以指非正式教育，例如自修求学的钱穆、董作宾等人），因此他们的思想取向比一般人高。2.他们的思想取向常常使他们与现实政治、社会有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3.他们的思想取向有求变的趋势。[21]

又类似于以赛亚·柏林所言的知识阶层：

知识阶层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有人说，知识分子关心的只是如何把思想变得尽可能有趣。而“知识阶层”是一个俄语词汇，表达的是一种俄国现象。它诞生于1815—1830年间，是由一群有教养的、道德敏感的俄国人发起的一场运动，他们不满蒙昧的教会，不满对大多数生活在卑贱、贫困和无知中的老百姓无动于衷的残忍暴虐的政府，不满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践踏人权、阻碍思想与道德进步的统治阶级。

他们坚信个人与政治的自由，坚信非理性的社会不平等注定会被消灭，坚信真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与科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他们持一种启蒙的观点，推崇西方的自由和民主。

知识阶层主义是由需要专门知识的职业人员组成……[22]

这个知识阶层（在中国的话语版图中，我们习惯知识分子而非知识阶层的表达方式），不是那种把知识作为炫技的资本或是用知识换取稻粱、谋取权力的非人文性的知道分子匠工，而是秉持责任意志和自由意志，与政治、政府刻意保持距离（起码不从善如流），坚信真理和民主，如黑夜的一道幽光，成为混乱时代的精神守夜者。这样的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人。而知识分子精神的核心表征是自由的精神，体现为介入的世道情怀、理想主义式的人类良知的守望者和社会公理的维护者等。唯其如此，“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阶层和力量，其历史作用乃在于他们实际上所承担的文化批判者的角色。”[23]

林贤治在随笔集《午夜的幽光》中界说过知识分子是有着乌托邦理想的存在，“无论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24]，这也部分地决定着、引领着知识分子散文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正是基于这种价值取向的选择，我们在散文作家、散文文本的考量上，会有别于此前散文史的取样。有一些通常被认为重要的散文存在会作淡化处理，而另一些“在野”的、具有某种精神史意味的写作会得到凸显。

诚然，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精神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与特殊的社会存在、时代精神风尚密切关联。这样，作为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散文及其演变，也就必然地关联着社会的转型。某种意义上，晚近三十多年的散文，既是反映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思想稿本，也是特定社会存在的独特投影。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是启蒙时代的重新开启，自由精神复归成为可能，思想解放、人性解放成为新的历史必然性。对历史的回望与反思，成为其间主流散文的基本主题，作为历史的在场者和受害者的作者，以散文书写的独特方式参与新的思想文化启蒙。20世纪90年代是商业化、市场化全面裹挟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强大洪流中，人文精神和思想呈现整体下滑趋势[25]，知识分子散文因其思想性、严肃性、沉重性，陷入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同时伴随着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多元化，知识分子内部也有了明显的“内分化”。追求时尚的“小女人”散文，是主体物化的某种表征，而园林书写则是以“隐逸”的方式对物化现实的反抗或躲避。新世纪是一个“全面的利益冲突”时代，社会分化加剧，价值建构尚未达成，知识分子如何坚守自由之意志、批判之精神，担当“守夜人”职责？理想型知识分子大抵以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者的角色立世，并且将这种文明批评的职志视作一种宗教般的道义。而要担当起普世的公共价值守望者的使命，就必须持有一种独立不倚和自我完善的精神操守。因此，在公共价值消解和功利物欲日盛的时代，知识分子自身成为知识分子言说的对象。

但是，如何言说以及言说什么？成为新的疑难。拉塞尔·雅各布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认为，异化的知识分子炮制着只有少数人才会阅读的专著和论文，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都被重铸了，他们缺乏独立性、批判性、思想性……知识分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而“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26]。欧文·豪在《从众的时代》中也论及，“他们不仅失去了传统的反叛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再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27]。于是，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28]成为新“天问”，知识分子散文写作更是一种稀缺式存在。

那么，出现这样巨大的断层和黑洞的根源何在呢？也许有四个质素：一是与文学批评标准有关。知识分子散文因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性、独立性、批判性、自由性等元素，需要批评者以超越性思想、主体性独立、批判性态度介入文学文本；但因袭的政治为本、道德教化为范的批评准则使政治与道德凌驾于文学（批评）之上[29]，作为文学重要评价标准的主体思想和人性长期被抽空、剥离。此外，中国人崇尚“中和为美”，实化在主流文学批评阵营中，乡愿式和稀泥批评方式成为常态，凡有尖锐立场、原则、主见的文学批评便被言之哗众取宠，以“酷评”论之。因此，知识分子散文研究若要普遍化存在，不能算是易事。二是与创作者的主体身份有关。“你在为谁写作？”“为人类写作？”“是为谁的人类写作？”能否真正做到“为人类写作？”这种种问题影像中，作家的主体身份才是决定问题的根本所在。林语堂说过，“著作界应该永久是个反对党”，起码也是个不合作者；有人将散文家界定为人文知识分子以区别于市侩知识分子、政治知识分子等，为的是凸显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精神和散文精神。只是，当作家被国有化、体制化、组织化、商业化，当作家身份成为一种政治代言、道德附属、生存职业与牟利工具，创作自由、言论自由、知识分子精神的散文创作与研究只能是个虚假的想象。三是与出版审查制度有关。共产主义导师马克思和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杰斐逊曾对出版自由不约而同地给予了礼赞，认为出版自由是通往真理和其他一切自由的根本。但是在政党国家，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纯粹性才是根本，意识形态对出版仍然有着明确的指令，国家或者政治的意志成为“隐作者”。因此，从作家到编辑（特别是一些高校出版社）到宣传部门的文化官员，可以说，权力意志与“安全系数”是他们综合考量的首要准则。也有极个别的坚持着思想自由的作家和编辑，被“特别关注”等成为一种无法规避的现实。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散文作品，在出版的“隐干涉”作用力下，很难规模化生成，必然导致了知识分子散文（研究）的缺失。四是与时代及思想有关。20世纪80年代是启蒙时代的重新开启，思想解放、人性解放成为新的历史必然性，但“文化大革命”专制思想形态仍以惯性方式渗透在各个领域、特别浸入人的思想深处，因此知识分子话题还是一个被警惕与自我警惕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是商业化、市场化全面裹挟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强大洪流中，人文精神和思想呈现整体下滑趋势。[30]为了迎合实用主义时代社会整体的审美和阅读需求，俗文学大行其道，知识分子散文在世俗的泥潭中凌乱不堪。新世纪是各种思想兼容并存期，政治、社会、人群以包容的姿态迎接一切的新思想、新事物。在这个没有绝对主潮话语制导、被誉为“全民写作”的文学时代，部分成就了知识分子散文创作和研究。

对于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写作的种种现实，自有警觉者。孟繁华从知识分子社会职责出发，强调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担当：

一个民族或者社会无论发展到怎样的地步，知识分子都无须也不能放弃他的良知、理性和精神传统。社会转型带来的进步已为全社会共享，而它的负面也有人在无声承担，知识分子不能无视这一存在并容忍它的无限蔓延，他须以前瞻性的批判加以阻止并告知世人，而不是熟视无睹，以讨人喜欢的面孔加以迎合或认同。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无非以理想的方式诉诸它的未来，使社会更多地告别丑恶和更多地接近文明。[31]

谢冕从文学的视角，期望以明净的文学照亮民族的精神空间：

文学若不能太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引导，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32]

对于那些洞彻中国社会根底的人，会对那些旨在启蒙式试图救赎的文学动机感到可笑。但是，关于重建社会良知或张扬理想精神的呼吁显然不应受到奚落……拥有自由的文学家可以尽情地去写你们想写的一切，但是，我们却有理由期望那些有志者为中国文学保留一觉明净的精神空间。[33]

而新世纪力推的“在场主义散文”等非虚构性写作，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声音的切实回应，即以真实的在场、思想的在场，重新找回散文应有的知识分子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