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走向新学科（代序）

叶舒宪

苏永前的博士论文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即将出版，请我写序。这是我在2017年暑期写的第二篇序。前一篇是给12卷本《金枝》在国内推出的英文版写的序。该序题为“弗雷泽：知识全球化的里程碑”。《金枝》全本问世一个世纪了，其缩写1卷本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学界已经普及流行许久，而原本的12卷本，几乎无人问津。早在20世纪的上半叶，《金枝》的英文版就在中国学界引起一批学人的注意，并伴随着掀起一个向早期人类学家著述学习的热潮。永前的博士论文，就是针对国内这一批经历文化人类学知识启蒙的先知先觉者所做的学术史梳理研究，侧重在和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历史渊源作对接。本书所选择的几个代表性人物是周作人、茅盾、郑振铎、闻一多、孙作云。作为文学研究阵营中的革新者，正是由于20世纪前期的这些先知先觉者的开辟和引领，我们在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语境下，才迎来被称作“文学人类学”的这样一种跨界新学科。

“文学”一词的古今意义尽管有很大差别，毕竟是大家熟知的对象。可是“人类学”作为新学科，是19世纪末期才在欧美孕育而生的。它最初传播到中国，给那个时候的学界带来很大的激荡效应。特别是进化论的社会发展模型说，功能学派的文化功能论，巫术—宗教—科学的人类精神演进模式，神话—仪式理论，万物有灵论，图腾理论，等等。当代学坛的文学人类学倡导者们，从萧兵、方克强，到徐新建、彭兆荣、庄孔韶、程金城等，无不受惠于20世纪前期的这批开创性研究者的成果。萧兵教授曾告诉我说：他没有读过大学，他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是非常坎坷和曲折的，甚至要承受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但是有一种渴求学习新知识的动力在驱使着他。他的案头在显赫位置经常放置的书只有两本：一部是《说文解字》，一部是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闻一多从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那里受到重要的启发，他热衷吸收这些新学科带来的新知识，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显然同传统国学的研究范式有很大的不同。其基本思路同后来的神话—原型批评有某种程度的类似，即文学研究需要从解读神话入手。人类学家关注神话讲唱的仪式语境和社会功能，精神分析学家关注神话所承载的无意识的想象内容。受此双重影响，难怪闻一多的研究取向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别具一格。无论是对高唐神女传说的分析，还是对龙凤图腾的源流辨析，在当时都足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就是闻一多所尝试的文学人类学探索实践。

这也是在还没有文学人类学这面旗号时，本土学者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实践。古往今来，大凡是创新者，都会遭遇超常的阻力和风险。杰出如闻一多者，也莫能例外。朱自清在给《闻一多全集》所作序言中说，闻一多的学术研究，“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1]。从唐诗到《诗经》《楚辞》，再到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莫不如是。后来他不满足于文献上的探究，“很想到河南游游，尤其想看洛阳——杜甫三十岁前后所住的地方”[2]。朱自清对此判断说：“这就不是一个寻常的考据家了！”[3]不仅如此，“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考》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4]。可以看出，闻一多在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下，跟随自己的研究对象，进入华夏文化的源头，越走越远。他的观点新颖而大胆，自然会招来不少非议。“正统的学者觉得这些不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就戏称他和一两个跟他同调的人为‘闻一多派’。这却正见出他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那披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5]如果说与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其他新兴学科相比，文学人类学在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的话，那么一个根源性的原因，就在于20世纪前期由敢于挑战传统学术藩篱的“闻一多派”们给我们开辟出道路，奠定跨学科研究和中国文化溯源研究的坚实基础。

孙作云，是闻一多任教清华大学时国文课堂上的直传弟子。他选修的课程是闻一多用新方法讲述的《楚辞》。据弟子们追忆，在当年的闻先生的课堂上，师生们或可相对而坐，授课过程如同座谈，学习的氛围机智而轻松。孙作云在课后按照闻先生指教的新方法细读屈原的《天问》，由此奠定一生治学的基石。两年的《楚辞》课讲下来，再结合闻先生新发表的轰动性大文《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孙作云自己有了研究的灵感，他提出《九歌》中的女主角山鬼，无非也是高唐神女的变身。“山”即巫山，“鬼”即神女。《九歌·山鬼篇》就是楚国宫廷祭祀先妣或高媒的乐舞歌词。闻一多对这个能够举一反三的弟子非常赏识，在1936年4月3日致游国恩的信中说：“清华学生孙君顷撰《九歌山鬼考》一篇，大意谓山鬼即巫山神女，列证甚多，大致可信。”[6]就这样，二十四岁的孙作云能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上公开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处女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之研究》（1941）、《夸父盘瓠犬戎考》（1942）、《飞廉考——中国古代鸟族之研究》（1943）、《鸟官考——由图腾崇拜到求子礼俗》（1943）、《黄帝与尧之传说和地望》（1944）、《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1944）、《后羿传说丛考——夏初蛇、鸟、猪、鳖四部族之斗争》（1944）、《中国古代图腾研究》（未刊稿）[7]……仅从这些考据性论文的题目，就不难看出闻一多“神话与诗”的研究思路如何引导着孙作云的学术探索途径。在河南大学任教期间，孙作云目睹了新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如何利用地下的出土资料，特别是汉画像的图像资料，重新解读上古神话，成为他晚年研究范式的新拓展。像《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画幡考释》（1973）、《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1973）、《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傩仪图》（1977）、《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考释》（1977）、《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画像石墓雕像考释》（1978）、《楚辞天问与楚国庙壁画》（1983）、《洛阳西汉墓壁画考释》（1987）等一批成果，从题目上已经明显看出神话研究视野有所转移，比老师闻一多那个时代大进一步。这些图像叙事的证据，就是我们在21世纪初建构“四重证据法”的基础。只不过涉猎范围更为宽广，从画像石、画像砖，上溯到史前的陶器、铜器和玉器形象，即上溯史前文化大传统深处。

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萧兵先生，年龄比孙作云先生小21岁。他走在自学成才的路上时，《孙作云文集》还没有问世，所以他的案头上只有闻一多的《神话与诗》。他和闻先生、孙先生一样，好像也有那种刨根问底的“考据癖”。他也同样自觉地走向图像资料和考古资料，而且关注口传资料，并据此提倡“新考据学”[8]。从孙作云到萧兵的研究实践，就是文学人类学一派能够在1994年提出“三重证据法”，在2005年提出“四重证据法”的渊源和铺垫；也是文化大传统理论得以借助新的考古发现在21世纪诞生的前世基因。

2010年秋，苏永前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我读博士，他博士论文选题，着眼于梳理20世纪前期文学人类学研究先驱的探索成果，对接到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20世纪后期，文学人类学能够作为国家人文学术创新的有生力量而崛起。如果有这么一个学派，其基本脉络，已经大致清晰起来。永前的这部书，给出的是学术史视角的长焦距审视。当今时代，跨学科研究大潮方兴未艾，文学人类学也从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拓展到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越来越多的高校围绕着文学人类学的专业方向招生，或培养研究生。但许多人可能没有读过郑振铎的《汤祷篇》和《黄鸟篇》，更不用说孙作云的图腾研究了。我一向认为，个人的学术创新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基础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对学术史的深刻反思，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所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另一个方面则是自觉培育理论思维的能力。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永前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前一个任务，尤其是梳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引导后学如何充分利用多重证据，相互为用，拓展人文研究的大格局。希望永前能再接再厉，为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再做更多的体系建构方面的理论思考。

是为序。

2017年8月26日

于北京太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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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自清先生序》，载《闻一多全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页。

[2]《朱自清先生序》，载《闻一多全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页。

[3]《朱自清先生序》，载《闻一多全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页。

[4]《朱自清先生序》，载《闻一多全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页。

[5]《朱自清先生序》，载《闻一多全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页。

[6]闻一多：《致游国恩》,《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7]以上均收入《孙作云文集》第3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参见萧兵《三十年自学生涯》,《文史哲》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