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学派

俄国文艺学学院派中的文化历史学派指出了文学的社会制约性,认为文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他们不重视文学特点,使文艺学丧失了特殊的对象。而学院派中的历史比较学派在继承文化历史学派传统的同时,克服了他们的缺陷,强调重视艺术特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将艺术形式变化规律的研究视为首要任务。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维谢洛夫斯基。

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是俄国科学院院士,彼得堡大学教授,他是俄国学院派文艺学最杰出的代表,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和历史诗学的创始人。70年代,他在彼得堡大学首次开设总体文学讲座,称得上是“俄国比较文学之父”。他的代表作《历史诗学》(1870—1906)提出了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建立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的任务。他的研究对俄国文艺学乃至对世界文艺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正如科学院院士希什马辽夫所说,“我们常常引用现代的思想和原理,有时甚至完全不明白或忘记了这些都同维谢洛夫斯基有关”[9]

维谢洛夫斯基的美学观继承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唯物主义美学的传统,同时吸收了俄国学院派文艺学中历史文化学派的合理因素。他一方面继承了历史文化学派的思想,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反映,必须到社会历史文化中去寻找理解文学史的钥匙。他在1895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社会产生诗人,而不是诗人产生社会。历史提供了艺术活动的内容;孤立地发展是不可思议的。”[10]另一方面他强调应当克服历史文化学派模糊文艺学研究对象,把文学史等同于社会学史、文化学史的偏向,重视艺术形式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把俄国文艺学引向了科学的正道。

维谢洛夫斯基反对把文学史变成“无主之场”的地带,好像谁都可以进去涉猎一番,从中攫取一些东西,虽然这些货色或猎物贴着同样的标签,但内容却大相径庭。他认为文学史应当重视形式和形式演变的研究,他说:

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思想史。据我看来,如果在文学史中应当特别关注诗歌的话,那么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会在这个较为狭窄的范围内为文学史揭示出一个崭新的任务——考察生活的新内容,这一随着新的每一代人而涌现的自由因素,怎么渗进到多种旧的形象,这些必然的形式中去,而任何一种以往的发展都会体现在这些形式之中。[11]

什么是文学史?关于文学史最受青睐的见解之一,也许可以归结为大致如下的定义:体现于形象诗意体验及其表现形式之中的社会思想史。[12]

这两段话清楚地表明维谢洛夫斯基科学的文学史观。他指出文学史是广义的社会思想史,旨在说明文学是源于社会生活的,文学史是同社会生活、社会思想史不可分割的,这就同那种过分强调文学独特性的先验的唯心的文学史观划清界限。同时,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文学史应当着重研究艺术形式的演变,着重研究文学形象的诗意体验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又同文化历史学派片面强调文学史与社会思想史同一性而忽视文学特性和规律的缺陷划清了界限。这样,维谢洛夫斯基就把文学研究中的内容因素和形式因素统一起来,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统一起来,指明了文学史的研究方向和任务。其中关于内容的自由和形式的必然构成文学发展的本质的重要论断,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M.弗列登别尔格指出:“毫无疑问,维谢洛夫斯基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问题……维谢洛夫斯基是在同生活打交道,并认为它们在文学上的因素的建构上可以超越意识形态而发挥直接作用;他是按照时代历史的精神,来理解这些事实的;它们构成了形式的,包括情节的起源,整个文学都同它们处于因果相互关系之中”[13]。这就是说,文学是离不开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而文学史的发展也离不开内容和形式相互关系的辩证统一。

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中心是什么呢?历史诗学的研究对象和中心是什么呢?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是“诗的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14]。他认为要使文学史从思想史分化出来,就必须明确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文学史不仅要研究诗的意识的演变,也要研究诗的意识的艺术表现形式的演变,而且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在人类历史上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随着审美意识的变化,逐渐形成诸如史诗、抒情诗、戏剧等文学样式,以及情节、修饰语、韵律等艺术手段,而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要用对新的生活的新的诗意体验来改造、充实和丰富这些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段,历史诗学就是要研究由诗的意识的变化而引起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段的变化,并从中寻找艺术发展的规律。

那么,历史诗学的研究目的和任务又是什么呢?维谢洛夫斯基在《历史诗学导论》中谈道:“几年前,我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所讲的课程,都具有为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为归纳诗学收集材料的用意,这种诗学能够排除它的思辨体系,为的是从诗歌的历史中阐明它的本质。”[15]这段话对于理解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理解他的文学史观,是至关重要的,它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历史诗学是针对规范化诗学,是针对“文学史的各种思辨理论”。西方的古典诗学一直是一种规范化的诗学,是一种思辨的诗学,它只是依据文学史经典推导出一系列文学创作的原则和文学批评的标准,而不对文学理论问题,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的历史演变作历史的考察。这种诗学是一种规范的思辨的诗学,是一种共时的诗学,它无法通过活生生的历史内容,通过历时的研究,来探究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历史演变,来掌握它的发展规律。

其次,历史诗学的目的,“为的是从诗歌的历史中阐明诗的本质”。历史诗学的任务是“从诗歌的历史演变中抽象出诗歌创作的规律和抽象出评价它的各种现象的标准——以取代至今占统治地位的抽象意义和片面的伪定的判决”[16]。维谢洛夫斯基所倡导的历史诗学是一种历时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共时的研究方法,是试图通过历史的研究来揭示诗的本质,来探究诗的发展规律。从文学史的角度讲,文学史是要寻找文学的发展规律的,但规律不是凭空编造的,规律是要从历史的研究中得来的。比如,维谢洛夫斯基通过历史研究,既看到了形式演变同现实生活和人们对生活的新的体验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看到艺术形式演变的特殊性,艺术形式的演变也有其内在规律的。他认为艺术形式不是简单地随着思想内容的变化而不断创造新的形式,而是对传统的形式加以利用和改造,推陈出新。他说:“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更特殊的一些艺术领域,我们都被传说所束缚,并在其中得到扩展,我们并没创造新的形式,而是对它采取新的态度。”[17]换句话说,新形式不是从旧形式的旁边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它里边,从它里边生成出来的。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在文艺学中最早把历史研究提到了重要的地位,是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的。俄罗斯学者指出:“当代学者承认,就其纲领的全球性——文学的历史的和理论的研究方法的内在的一体化——而言,维谢洛夫斯基在全欧范围内,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确实是罕见的现象。”[18]

第三,历史诗学采用的方法是归纳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历史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是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得以成功的保证。这种研究十分重视大量掌握第一手材料,收集古代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神话学的材料,它重事实,重实证。同时,他又在这个基础上对大量事实和材料进行归纳和比较;从中概括出文学发展的因果关系和一定的规律性。而对所得的结论又不断进行重复检验,使其接近准确性。比如他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雷同现象,发现雷同现象有三种情况:一是作品源于同一祖先(神话说);二是一部作品受另一部作品的影响(移植说);三是作品由近似的生活条件和心理结构的制约而产生的独立现象(自生说)。他通过比较分析认为这三种学说并不矛盾,应当加以综合利用,以利于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寻。

维谢洛夫斯基运用历史诗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一系列诗学范畴。他在《历史诗学三章》(1899)中,深入研究了文学体裁的演变,情节史以及诗歌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

维谢洛夫斯基指出艺术样式源于原始社会的“混合艺术”。在人类原始社会,不同艺术是混为一体的,诗歌就是从混合艺术中逐渐演变出来的。混合艺术是有节奏的表演,歌舞和语言的结合,开始歌词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悲欢溶于集体合唱之中。随着礼仪和祭祀活动的出现,即兴歌曲变成某种比较稳定、完整和有意义的东西,这就是诗歌的萌芽。在出现领唱之后,领唱者和合唱队形成对话,其中出现了相互交替和相互补充的诗节、散文叙事的段落、主题和副歌。维谢洛夫斯基称开头有韵的歌为抒情叙事诗歌,叙事部分是情节主线,抒情部分通过重句、叠句造成情绪。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演化为一种抒情叙事诗歌。后来由于人们对神话传说和祖辈英雄业绩日益感兴趣,代代相传抒情叙事歌曲按照年代顺序或故事内在结构编织在一起,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叙事诗体裁。至于抒情诗,也是源于原始的“混合艺术”,主要来自合唱中的呼喊,作为表达集体情绪的欢呼和悲叹,通常是两句或四句的形式。后来随着民族的瓦解和阶层的分化,个人自我意识逐渐形成和发展,以表达个人情感为主要特征的抒情诗开始形成。至于戏剧,维谢洛夫斯基不同意黑格尔所说的戏剧是史诗的客观性和抒情诗的主观性相互渗透的产物。他认为戏剧也是从古代“混合艺术”演化而来的。戏剧保留了当时表演、叙述和对话的因素。由于戏剧是从不同的礼仪和祭祀中成长起来,于是形成不同的演化类型。如果戏剧演出是从祭祀而来,它便逐渐同祭祀分开,提出道德秩序、内部斗争、命运和责任问题,从而构成了具有悲剧意味的戏剧冲突,这就是后来的希腊悲剧。而希腊喜剧则是从农村祭祀酒神所唱的生殖器崇拜歌曲,即模仿礼仪的合唱中产生的。其中没有神话和理想的形象,只有世俗的人物和充满欢快情节的日常生活场景,后来又用现实生活中提炼的主题串联起来,从而构成富有喜剧性的戏剧冲突。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除了研究文学样式的起源,还研究情节史。他认为构成文学史作品叙事基础的情节有一定的模式,这些模式又大都形成于原始社会,反映远古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这些模式从古到今经常在各民族文学中重复出现,可以通过比较方法找出情节的重复因素,找出文学发展的规律。他把文学作品的叙述模式分为母题和情节两个基本因素。从文学作品的起源看,母题是第一性的,它直接源于原始的“混合艺术”,而情节则是对各种母题进行的艺术加工。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地研究作品的情节起源于哪些母题,这些母题经过了哪些变异而成为作品情节的基础,这对于探讨小说的发展规律和文学的发展规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还关注修饰语和诗歌语言风格的研究。他认为诗歌语言比散文语言更富于形象性、韵律感和表现力,但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其界限是历史形成的和变化的。诗歌语言为了保持感性和诗意的特征,就要不断更新修饰手段。诗歌的修饰语是为了给一个词增添新义或强调某一特性而设置的。当词汇面临变成抽象概念时,便需要用别的,在内容上和它相同的修饰语来修复它的形象性。同时,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各民族诗歌中的修饰语也是有差异的。从这个角度上看,维谢洛夫斯基认为修饰语的历史就是一部缩写版的诗歌风格史。历史诗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各民族诗歌中的修饰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揭示出诗歌风格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1] 转引自《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2页。

[2] 转引自《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3页。

[3] 《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7页。

[4] 《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1页。

[5] 《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6页。

[6] 《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8页。

[7] 《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

[8] 《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8页。

[9] 《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4页。

[10] 《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6页。

[11]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12]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13]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9页。

[14]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15]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16]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页。

[17]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2页。

[18]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