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小说叙事中浓重的乌托邦乡土气息

一 小说叙事的“及物性”品格与实证精神

莫怀戚深知，现代小说叙事是一种强调实证精神的“及物”性质的写作活动。现代小说就其精神品格而言是“出世”的，亦即具有内在的乌托邦品格。但是，其叙事和语言又要求它必须在世俗和物质的层面上行走。因此它又是“入世”的。它必须描画出一个“逼真”的物质世界和一种经得起勘验和“坐实”的俗世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个小说家的精神造假，是从他对物质世界的造假开始的；是从对实证精神的蔑视，以及对“及物”性质的写作活动的一无所知开始的。莫怀戚曾经多次和我谈论过这个问题。记得有一次是在北碚街边的一间小茶馆里，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有一些写小说的人，完全不懂什么是小说的实证精神；他们往往忽视对生活的物质层面的关注和‘考证’，特别是对世俗生活中的俗物和俗事，表现出一种愚蠢浅薄的轻视态度，不顾一切地挟着某种理念朝着叙事的路上狂奔。其结果往往是劳而无功。不仅缺乏小说应有人间烟火气息和人文暖意，关键是由于缺乏实证精神，往往在涉及俗物和俗事的常识、常理时破绽百出，导致整个叙事逻辑混乱，人事和世相的描摹处处可疑，无法在读者那里得到起码的信任。”我当即回应他说：“写小说实际上是在履行一种写作契约。这种契约，一是对小说的内在纪律而言；二是对外在的世俗边界而言。”他马上补充说：“另外还必须考虑到对读者的信任方面。一个小说家不能只顾天马行空而忘记坚实的大地。毛泽东诗词里面写到鲲鹏展翅九万里，你看那只神奇的大鸟，它‘背负青天’还念念不忘要‘朝下看’呢！我觉得小说家就应该是这样的大鸟，它一边高飞一边还必须深情地朝下看。”

很多人不太清楚，写作为什么能够使莫怀戚感到愉快？其实，他是在认真地履行这种契约时，充分享受那种他所熟悉和热爱的生活，他所追寻的那种奔放和自由。在《三七开之幸福观》中，他写道：“个人终归是软弱的。所以我只能过自己的生活，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和发现世俗生活的乐趣。”但是，又因为是在“实证”当中去寻找和发现世俗生活的乐趣，所以通过小说叙事他竟然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他还写道，“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生造的语词：物质成本。比如对美的敏感，比如制造乐趣的热情和技巧等。没有立足于物质层面的‘实证’，舍不得这样的成本投入，精神方面的升华就无从谈起。”[7]他还特别举例说：“人类追逐幸福，不错！但幸福其实只是一种感觉的劳什子，只存在于情感之中，尤其是对世俗之爱当中。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寻找幸福的努力，有些像从大理石里面抽取蚕丝。由于这种人很多，所以有一些错误的说法得以流传，如‘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之类。其实草木也是有情的。岂止草木，所有的物件都是有情的。所以罗素说，‘万物皆有灵性’。”[8]所谓“万物皆有灵性”，实际上说的就是美的敏感和制造乐趣的天性、热情和技巧等，必须建立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尊重的基点之上，否则小说家是无法寻找和发现到世俗生活的乐趣的；小说叙事的“及物性”脉搏也是无法触摸到的。即使是《白沙码头》中那个天马行空般的八师兄，也必须刻画出他的世俗情感和“及物性”的人间柔情：

八师兄大大地睁圆儿童般晶莹的眼睛，半晌，说，他们拉出的声音，没有你拉出的干净。停了停，又补了一句，你拉出的声音，一颗一颗的，像浸在江水中的鹅卵石。小提琴声可以美成这样，就是在那一瞬间明白过来，顿悟一般：金色的梧桐叶在微风下飘动，像绸缎一般闪闪发光，合于那音乐的韵律。这声音又像水，慢慢地从什么地方淌出来，又慢慢地淌向四方。八师兄的脚边也给这流水打湿了。他无声地叹息起来。

“寻找幸福的努力”，就如同小提琴“拉出的声音”——寻找小说叙事的生命活力也是如此，不要指望能“从大理石里面抽取蚕丝”，而应当像“浸在江水中的鹅卵石”——“顿悟一般”。小说当然也强调它自身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格，就如同琴声“慢慢地从什么地方淌出来”。当然，小说的精神境界和超越世俗人生的思想品格常常是通过“及物性”，也就是通过思想的可视性和精神的具象性，从而让人们感知和感动的——“八师兄的脚边也给这流水打湿了”。这里面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力量将我们引领到“纯粹的美”的境域。《银环蛇之谜》（最初发表时叫《银环蛇的性美学效应》——作者注）写与杀人现场一模一样的那个卫生间就极为细致而绝妙——堪称“及物”写作特别在意细节的一个范例：

这是港台式卫生间。大约二十五平方米，抽水马桶、盥洗盆及浴缸所占不过四分之一面积。其余用着什么？理论上是用做起居室；实际上用意非常暧昧。这么说吧。比如你将布幔一拉，隔开了那四分之一，这里就成了一个华丽的包间，可以跳舞，也可以摆上桌子形成至少两个牌局……说白了，这种卫生间是可以长情绪的。

这是在写一个神秘恐怖的卫生间的“及物性”品格，以及它那幽闭隐秘的多种用途。《南下奏鸣曲》写那面诡秘莫测的镜子也非常有意思：“在发廊里坐下，对着墙壁那样大的一面镜子，看着自己逐渐面目全非，桑彦感到自己像个三百年前的非洲黑人，刚给卖到法国马赛。”桑彦追逐爱情不顾一切去了深圳，谁知在商品大潮中淹了个半死。金钱和爱情全都付之东流。所以镜子里面的他，连他自己几乎都不认识了。《诗礼人家》写“大哥”的“及物性”世俗相貌和特异的世俗心境也颇见功力：

大哥在暗淡的灯光下很年轻。但有时候他就像四十的人，让人看了心酸。他眼皮下那道皱纹又深又长，老硬硬的，好像生来就有。看见这道皱纹就想起他的肋骨，肋骨被水牛打断过。但大哥最后离开农村时偏同那水牛合了影。那水牛将头偏着，又像还想打人又像不好意思。母亲初见这照片时惊呼一声，说天哪，你哥哥倒像这头水牛！而哥哥的确也属牛。

在莫怀戚笔下，小说人物的这种“及物性”描写，有时还以典型的重庆人幽默调侃的方式简洁生动地勾勒出来。《认定同一》对市井人物的“漫画”式勾勒就是极好的一例：

一样的短眉毛，一样的单眼皮，一样的厚嘴唇，一样的凄苦无肉半透明耳朵；一样的方指甲，一样的大手板，一样的翘屁股，一样的外八字，神气更像；打喷嚏更像：狗皱鼻梁，鲢鱼瘪嘴，不打则已，一打三个不多不少。

《电话有无录音装置》中，写蔺于飞与易金环这一对昔日的知青情人时隔多年的不期而遇之后旧情复萌，在一次郊游突遇险情，其“及物性”描写也相当有特色：

那情景很像一枚鱼雷欲给敌舰拦腰一击，激起女人的惊叫。然而就在即将撞上的那一瞬间蔺于飞同易金环打了照面。她那种惊讶与自惭的复合表情同当年一样，倏然之间瓦解了他的斗志也同当年一样。而且——说时迟那时快——他突然意识到最有可能淹死的只是易萌。所以他猛地一打舵，想避开。

小说描写世俗人心的突变和“应急反应”，以及日用器物的物理属性和直观感受并不难，难的是能进一步写出器物摆放和场景设置背后的人心和人性——比如，“非常暧昧的用意”和“可以长情绪”的卫生间；比如，“那情景很像一枚鱼雷欲给敌舰拦腰一击”，等等，诸如此类的“及物性”描写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了。莫怀戚小说叙事中的“及物性”往往又是通过对乡土性的世俗生活，特别是对风习器物的描写得以凸显出来的。正是这种与实证精神密切相关的乡土“及物性”特征，才使得莫怀戚小说叙事中的人物、风物、器物以及历史经验、思想情感有了深深打动人的可信性力量。比如，在《母亲的心思》里面，有一段“及物性”的抒情散文式的景色描写：

视野所及，本是一片菜地。在这温暖的南方，一年四季交替着绿色的苗和黄色的花。风总是从右边的长江上吹过来，公路上的汽油味呀什么的一点儿也闻不到。有时候，牛从土埂上走过，“哞”地懒叫一声，鸡就在坡上的茅屋边“喔喔喔”地大唱一气，形成鲜明的对比……就是下雨呢，也好看，田野上什么都是亮晶晶的……人类领受着这一切，就会想到生命、新鲜、平和、协调，还有诗，还有歌……

如今，这样传神诱人的风物描写并不多见。一方面与一些作家失去写作耐心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一些作家压根不知道“及物”写作的重要性大有关系。再看莫怀戚笔下乡土“及物性”审美体验中的重庆的春天：

认真说来，重庆只有一个春天。太阳道歉似的紧随阴冷的人们。终年灰糊糊的行道树，只有这一段才干净。嘿，嫩芽儿是不上灰的。这是一个迷惘的问题：嫩芽儿不上灰！如果用美学而不是生物学，那么可以说：青春不上灰。只因为青春。杨维智拍打肩头和膀子。天上飘着白云，白到诱人去吸溜，白到露出命根儿。树叶不停闪动，春风吹进肚脐。世界舒服到麻痹，舒服到错乱。

在重庆这一特定的地理人文空间中，与春天有关的这些物事，它们奇异的生命形态唤醒了小说家的这种特异的感受。而这些感受是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乡土语境中的太阳、行道树、嫩芽儿，以及天上飘着白云、吹进肚脐的春风，还有“舒服到麻痹，舒服到错乱”的世界，等等。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乡土审美经验，它意味着：倘若离开了这种特异的经验环境和感知空间，这样的感受和体验是完全不可能获得的。同样，《美人泉华》中的那一轮重庆乡土的太阳：“天空有个太阳，永远不能当顶的冬天的太阳：薄薄的如半透明的纸，靠人间的热气来暖和自己，冬眠着默数时日盼望春天早日来临。”显然，这些与小说家成长经验、乡土体验相关的事物，统统成了小说“及物性”叙事及小说家个人精神自传的重要材料。

小说《国骑》写城里的干部李国骑在这种特异的经验环境和审美空间里面感知和感受，那种诱人的诗情画意和民风民俗扑面而来，令人醉倒——

他在屋檐下坐下来，天麻麻黑了。那隐约的月亮这下真的亮了。月亮椭圆，像长江边半透明的鹅卵石。此刻美丽的大鹅卵石在夜空中由人打量，随时就要扑面而来。月亮升高了，更亮了，李国骑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晚风吹过，竹林摇曳，有几支竹梢划到了月亮里面。月上中天了。他站起来。月亮下面有一溜紫色的云彩，像人围了条薄薄的纱巾；这样，那一排竹林就像人穿了一件大大的衫子，风吹着衫子飘。嘿，他快乐地叫起来，龟儿子满天的星星一颗都没有！

这段浸润着朴素乡土情感的风物人情描写，可谓绘声绘色，精妙绝伦。这里面既有一种对经验与感受的特异表达方式，同时也是检验经验与感受是否具有真实力量的方式。“龟儿子满天的星星一颗都没有”，“龟儿子”在此语境中并不是骂人，而是表达一种极致的赞叹。这种粗俗快意的重庆经验和个性化表达，既是乡土的又是“及物”的。假如失去了这样的地域经验环境，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真实感受，也就不可能描绘出这种独特的“事物秩序”和个性化的经验情态。在莫怀戚笔下，即使是描写城市风情的寻常事物也浸润着素朴动人的乡土情韵：

在郊外石桥铺的旷野上，有一爿砖舍带围墙，遥望以为乡镇企业，其实是管新潮的仓库。载重卡车往来不息，生机勃勃。

俯瞰是沙坪公园，绿树如云，但绿得仿佛塑料，有风也不会摇动。公园一隅，视线不及之处，是林立的墓碑，块块高峨。

过了花溪，顺小路往里走。花溪清澈，河底的巨石：斑痕累累。路窄人稀，恰到好处。青翠了一冬的竹林此时反而开始苍黄。

需要说明的是，莫怀戚一生写作的边界十分明确，就是始终立足于和围绕着地理、民俗和经验意义上的重庆，充分伸展开他那具有实证和考据意义的审美触角，又充分伸展开他那具有经验场域和精神家园意义的虚构的翅膀。他的绝大多数小说叙事几乎都是在以“川东”地缘文化，特别是在这一地区的民俗文化风情的背景上，展开他的重庆叙事的。因此，莫怀戚小说的重庆叙事，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关于重庆地域文化的乡土叙事。即使他不厌其烦、恣肆纵横地将他的许多故事都放置到作为“现代大都市”的重庆，摆放到“主城区”的声色犬马和灯红酒绿的氛围里面讲述，只要我们细细地品味，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品尝出他笔下的这个生龙活虎、玄机四伏的重庆城那浓郁醉人的乡土气息。的确，在这个大山大水、大胆大气的重庆城，无论有多少高楼大厦、企图欲望在疯长，与中国南北许多城市完全不一样，重庆的乡土气息是最浓郁的、同时也是最诱人的——特别是在莫怀戚的小说当中。

“粗糙”的乡土重庆何以连“工整的京都不敢来比”呢？《透支时代》里面，他借王静的视角状写乡土重庆无处不在的这种“粗糙”之美：“我们这个位置本来是阳台，所以一扭头就可以望见奔流不息的江面，和那块著名的江中沙石之洲珊瑚坝。天还很亮，夕阳之下，一切都很美。我们这座城就这样：单独看，哪里都不咋样，合起来却很美。粗糙之美，野性及阳刚之美，朦胧及宏观之美……虽然没有风景，然而有的是风光……”

但是，在他的小说当中同样有着乡土野性的嘉陵江却似乎永远是美不胜收的。就是这条如重庆美女一样的嘉陵江，使重庆的男人魂牵梦绕，难分难舍；更重要的是，莫怀戚认为这条充满柔情蜜意的嘉陵江足以从实证意义和精神意义上，使“粗糙”的男性的重庆陡然变身为女性般风情万种的重庆——

小船走出了山影，春天的太阳温暖到骨，让人全身舒展。这澄了一冬的江水还是很清亮的。嘉陵江是一条美丽的江。正是嘉陵水瘦时。河滩很开阔，青草一片一片到处铺开，嫩绿湿润，让人想吃。人们如此这般地践踏着山水，春草还是一如既往地长出来，栀子不由心生愧疚。回头望望石壁，黄桷树粗大苍劲的根龙飞凤舞，整个一泼墨。粗糙的家乡其实也有工整的京都不敢来比的地方。

在蔺于飞的乡土感怀当中，实证意义和精神意义上重庆乡土风物牢牢地牵引着他：“青春和爱情使他觉得三十里也不过一箭之遥。沿途的竹林、小桥和下面明澈的溪流、巨石、青草和野花，这一切都是因为熟悉而生出悠悠抹不去的感情来。”而身处城市的乱象当中，是绝不可能生出这样的感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