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唐诗的辉煌时代也是中国古典诗歌趋于全面繁荣的时代。作为中国古诗的一朵奇葩，唐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同其他汉学经典，唐诗在英语世界的行旅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必然，它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流传、推广与影响。西方学者以西释中且成果丰硕，对其进行梳理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研究的总体思路是对唐诗在英语世界的文本行旅进行梳理，探讨唐诗在英语世界行旅的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全过程；通过把握译介与研究的发展脉络，总结唐诗在英语世界行旅的各阶段特色；考察英语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唐诗的诗学认识和文化审视。在此基础上深思跨文明、跨文化交流语境下的唐诗研究带给当今学术及文化交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唐诗在英语世界跨越200年的传奇历程，是英语世界在中西文明的对话中，对唐诗的诗学形式特征、情变所孕的内容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的思考与探索，在探索中又折射出西方文化、文学批评的自身印记及中西诗学的互动与再识。跨文化语境下，唐诗在英语世界经历了文化交流初期的语料研究、文学审美、诗歌体制审视、意象感悟、形神再悟、文化阐述、文论参照等进程。

最早译自汉语原文的英译唐诗可追溯到19世纪初，但彼时对于唐诗的译介并非出于文学审美的需要，而是源于跨文化交流的实际需求——西方迫切想通过汉字学习进一步认识东方，以满足其殖民扩张。因此，早期的唐诗译介出现在19世纪初以英语编撰的汉语语法辞书当中。以传教士为代表的汉学家按照当时欧洲语法辞书体制编撰了汉语语法辞书，将唐诗作为分析汉诗语言特色的素材列入其中，从而成就了发轫期的唐诗英译。虽然此时期的唐诗英译仍然处在相对边缘化的地位，但在此后近50年的时间里，唐诗因其诗学语言魅力及其广泛的创作主题，成为西方了解汉语言文字、文学和文化的重要语料素材。

随着唐诗诗学魅力的日益展现，它走进了西方学者的文学审美主流视野，不仅是传教士，更多的汉学家、诗人把目光转向唐诗，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诗歌这朵奇葩。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唐诗在英语世界译介的首个巅峰时期，不仅唐诗译介数量有了大幅度提高，选材也更加宽泛。唐诗英译经历了格律体译诗、自由体译诗与跳跃节奏译诗的三次变革，变革中体现了英语世界对唐诗诗学特征的思考与重构策略的探索，同时也折射出中西诗学语言及其蕴含的文化积淀的差异与移植困境。以翟理斯、克莱默-宾、弗莱彻等为代表的汉学家以英诗格律体重构唐诗，赋予唐诗曼妙的身形、铿锵的节奏和柔美的韵律，但唐诗的内在表意魅力在诗歌形式特征的移植中被忽略，尤以因韵害意最为常见。20世纪初，以庞德、洛威尔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以英诗自由体译介唐诗，译诗没有格律的束缚，语言自由驰骋，唐诗意象也在自由体诗歌体制中集中凸显。唐诗英译自由体派契合了英语诗坛变革，影响巨大，并成为此后唐诗英译的主流译介方式。几乎同一时期，以魏理为代表的汉学家对唐诗诗学特征的重构进行了再次尝试。魏理以“跳跃节奏”译介唐诗，译诗不受韵律限制，跳跃着英诗格律体的节奏美感，同时也凸显了原诗以意象为代表的表意单位。除魏理外，刘若愚、葛瑞汉也是“跳跃节奏”派的代表，前者以“跳跃节奏”英译的唐诗作为其诗学理论的重要分析素材，后者以“跳跃节奏”重构晚唐诗，开创了唐诗风格翻译理论的先河。

“二战”后，唐诗译介更加繁荣，从直接以唐诗为总体译介对象的诗集，到个体诗人诗作译介、群体诗人译介、中国诗歌集中对唐诗的关照等，唐诗在英语世界中的行旅向着多视角、精深化方向发展，集中体现了两大特色。其一是诗歌的译介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发展同步。“垮掉一代”代表作家通过对以寒山为代表的唐代禅诗的阅读，找到了精神寄托与文化共鸣，从而引发了“寒山热”和随之对禅文化的追寻，以及由寒山诗拓展到对唐代禅理诗、禅趣诗的译介。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文艺理论日新月异，这些理论的发展与应用也参照了唐诗译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也辐射唐诗译介，它对唐代女性诗作进行了发掘与重构，并由此引发了唐代女性诗作的译介热潮。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唐诗在英语世界走过了200余年的历程，从最初作为语料分析的素材到走进文学审美视野，在汉学家对唐诗诗学特征与西方诗学特质的比较与思考中，就“规则与自由”的命题掀起了唐诗译介的三次重大变革，即格律体译诗、自由体译诗与跳跃节奏译诗，分别对应的是对诗歌形式、意义及试图兼顾二者的重构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关注的重点不一，但都面对一个共同且不可回避的话题，即对唐诗中蕴含的典故或是文化意象的移植与重构。随着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唐诗在英语世界不仅仅是文学文本，其自身承载的诗学与文化内涵也日益彰显。“垮掉的一代”作家在唐诗中寻求精神寄托与文化共鸣，女性主义思潮将唐代女性创作再次推上华丽的诗学舞台，让唐诗在千年后的大洋彼岸诉说心声。

不同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必然会有相互诠释。这种诠释带有主体自身种种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范式，因此它展现出来的“他者”很少是客观的。英语世界对唐诗的诠释体现的也是“他者”与“自我”的关系。英语世界对唐诗的解读体现的是其内心的阐发、延伸和补充，并投射到对唐诗的译介中。东西视角的相互审视是一种对异己的考察与思考，在这种相互诠释的对话中，东方凝视西方镜像中的自我，通过比较、借鉴和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获取新的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

负有盛名的唐诗研究大家宇文所安曾写道：“我们惟一能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1]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怎样使唐诗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建立平等学术对话和争取学术话语权，是国内学者的重要任务。我们处在西方学术之外，以东方视角关注与诠释西方，对英语世界中的唐诗进行研究，也是跨文化视野下“由同出发进而求异”[2]，体现文化交流中“互识、互证、互补、互利”[3]的过程，探讨“他者”如何关注“异己”的文化印象，以及折射出种种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范式，如何将自我投射于“他者”，这种投射是何种的内心阐发、延伸和补充，如何暴露了自己。通过他者的视角审视自我，只有“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论的互补与互释；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同规律寻求的基础之上，达到中西的融汇、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4]最终融汇英语世界唐诗研究成果，使之对国内学界真正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1][美]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2]乐黛云：《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3]曹顺庆：《比较文学学》，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4]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