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格律体译诗经典之确立

一 时代背景之走进文学审美视野

19世纪后半叶，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逐渐增多，编撰的中英工具书和教科书也陆续出版，语言的隔阂逐渐消除，不再是交流的主要障碍。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有更多的精力放在语言学习和研究之外，更多关注风俗文化的典籍资料，更多地去研究和探求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独特魅力。至此，唐诗作为文学审美的主要对象正式进入英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虽然在此时期没有出现以唐诗为独立主题的译介与研究，但是唐诗在中国文学、诗学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汉学家的认可。在以中国文学或是中国诗歌为主题的研究中，唐诗都是一则华丽的篇章。

从数量上看，19世纪后半叶的唐诗译介比发轫期明显增多，虽然在19世纪末还不具规模，但汉学家们对唐诗的关注已不再局限于发轫期出于语言或是文化交流的需要，更多是一种文学欣赏。以翟理斯、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湛约翰（John Chalmers）、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为代表的汉学家以文学审美的视野品味与译介唐诗。译介的唐诗在同时期中国文学的译介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这一阶段，唐诗正式进入文学审美研究范畴，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开了唐诗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大幕。

最先将唐诗纳入文学研究范畴的是亚历山大·淮烈（Alexander Wylie）。淮烈出生在英国伦敦，1847年到中国传教，1867年著《中国文学札记：附历史源流简介和中国文献西译记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ue aduancement of the art; 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nto u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1]。他在引言部分介绍了中国著作西译的情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江岚教授考证：“有关唐诗西译，只有一项，即法国汉学家马克斯·圣·德尼的法译《唐诗》。淮烈记载，此书除少量非唐代诗歌之外，内容大部分都译自《御定全唐诗》。”[2]《中国文学札记》正文分四章行文，对中国经典、历史、哲学家和文学进行了介绍。淮烈在引言部分高度评价了唐代诗歌，特别是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3]，在正文中对《李太白集》[4]《御定全唐诗》《唐诗合笺注》[5]做了简单介绍。

在淮烈之后，还有两位汉学家在对中国文学或诗学的专题评介中，将唐诗作为中国诗歌臻至辉煌时期的典型范例，因而也翻译了一定数量的唐诗。1870年，外交官出身的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出版了《汉文诗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6]。《汉文诗解》第一部分探讨中国诗歌的形式演变和规则；第二部分探讨中国诗歌的风格和神韵，辅以多首诗歌加以例证，英译的唐诗有两首，分别是王涯的《送春词》[7]和杜甫的《春夜喜雨》（An Euening Shower in Spring）[8]，译诗和原诗一起刊出。

王涯《送春词》为五言绝句，杜甫《春夜喜雨》为五言律诗。德庇时以英诗格律体来进行译介，隔行押韵。对比原诗与译诗，德庇时的译诗有些因韵害意。例如《春夜喜雨》中诗句“润物细无声”中的“物”并非单单指译诗中的“花”（flowers），但为了同“showers”押韵，原诗句的“物”被译成了“花”。原诗与译诗对比如下：

同时期还有位汉学家道格拉斯爵士（Robert Kennaway Douglas）的著述论及唐诗。道格拉斯是当时国王学院汉语系教授，出版过《中国》（China）、《中国社会》（Society in China）、《中国民间故事》（The Story Of The Nation,China）、《儒与道》（Confucianism and Taouism）等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著作，他对唐诗译介的贡献主要在1875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和文学》（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9]一书中。这本书其实是道格拉斯在大不列颠皇家学会（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讲课的讲稿，分为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两部分。中国文学部分以时间为序，介绍了中国典籍，概述了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唐诗的发展变化，对唐诗介绍不多，但提到了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逐字（lineatim et verbatim）翻译了李白的《春日独酌·东风扇淑气》。道格拉斯的翻译以达意为主，并没有过多考虑诗歌形式，整个译诗依循汉诗词语顺序，在合乎英语语法范畴内译介。如“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译为“The east wind fans a gentle breeze,/The streams and trees glory in the brightness of the Spring”[10]。

此时期的唐诗译介走进了汉学家的主流研究视野，同时在汉学期刊上也占据了重要地位。1872年诞生了英语世界第一份专业汉学期刊《中国评论》（The China Reuiew），唐诗的英译与西传至此有了更为专业的学术平台，影响力也随之增大。《中国评论》重点关注中国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科学艺术、历史地理等，有相对固定的翻译中国古诗的栏目，如“中国诗歌选译”（Rhymes from the Chinese）和“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等栏目集中刊登了一定数量关于唐诗英译和研究的文章。

以下是《中国评论》期刊上发表的英译唐诗和唐诗研究论文概览：

（1）1872年7月创刊号，第1卷第1期：刊登了湛约翰（John Chalmers）翻译的唐代诗人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To a Successful Friend）[11]。原诗较长，44行，刊出的是全译本。

（2）1872年11月号，第1卷第3期：刊登了湛约翰翻译的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The Song of the Cloud Table on Mount Hwa）[12]，附有汉语原诗。

（3）1873年4月号，第1卷第5期：刊登了湛约翰研究唐代诗人韩愈的文章《韩文公》（Han Wan-kung）上篇。[13]

（4）1873年6月号，第1卷第6期：刊登了湛约翰研究唐代诗人韩愈的文章《韩文公》（Han Wan-kung）下篇。[14]

（5）1873年7月号，第2卷第1期：以《中国琴歌》（Chinese Songs for the Harp）为题，刊登了湛约翰翻译的韩愈诗两首《履霜操》（Treading the Frost）和《江汉答孟郊》（Reply toMang Tung Yr）[15]，附歌谱。

（6）1886年，第14卷第4期：以“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为题，刊登了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介绍唐代李贤《黄台瓜辞》[16]的文章，只刊登了中诗原文，略加介绍（不足50字），没有译文。

（7）1887年1月号，第15卷第4期：以“中国诗歌”为题刊登了庄延龄所译诗歌，全部是唐诗，包括魏徵的《横吹曲辞·出关》（Touched by Thought）、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燕昭王》（Viewing the Ruin Near Peking）和《感遇诗三十八首·兰若生春夏》（A Full Heart）、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孤鸿海上来》（Thoughts）[17]。只有译文，没有原文，对每首诗歌进行了简单的背景介绍和评析。

（8）1887年7月号，第16卷第1期：以“唐代诗歌”（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为名，刊登了庄延龄所译孟郊《游子吟》（The First Parting）[18]等四首唐诗。

（9）1887年11月号，第16卷第3期：以“中国诗歌”为题，刊登了庄延龄翻译的杜甫《佳人》（The Cast-Off Concubine）和《赠卫八处士》（Messing an Old Friend After Prolonged Absence from Home）以及储光羲的《田家杂兴八首》之《种桑百余树》（Rustic Content）[19]。

（10）1888年7月号，第17卷第1期：刊登了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诗人李白》（Li Tai-po as a Poet）一文。[20]

以上汉学家中，译介唐诗成就最为突出的是传教士湛约翰。湛约翰于1852年加入伦敦会服务，同年到香港主理英华书院，1859年赴广州设立会堂，居广州十余年。湛约翰的汉学研究涉及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多个方面，成果主要有《哲学家老子》（1868年）、《广州方言袖珍词典》（1872年）、《简明康熙字典》（1877年）、《汉字结构》（1882年）等。湛约翰一共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单篇唐诗译作4篇，分别是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韩愈诗两首《履霜操》和《江汉答孟郊》，同时还发表了研究唐代诗人韩愈的论文《韩文公》上篇和下篇。湛约翰精通汉语，较之19世纪初期的传教士，其译诗较为注重唐诗形式特征的重构。如在翻译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时，湛约翰试图以英语单词个数对应唐诗“言”数，多数行以五个英文单词与原诗五言相对，全诗隔行押韵，但韵脚较为灵活，或隔行押相同韵，或奇偶句押不同韵。

另一位在《中国评论》上发表有关唐诗人诗作研究的是传教士艾约瑟。他在研究唐代诗人李白的论文中也译介了李白诗歌，艾约瑟的译诗以散文体译出，没有分行，读起来更像是一篇散文。以下是原诗与译诗对比：

还有一位汉学家庄延龄曾担任英国领事，他于1869年来华，著有多部有关中国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著作，如《孔子生平、著述及教义》（The Life,Labours and Doctrines of Confucius）、《中国：过去和现在》（China,Past and Present）、《中国和宗教》（China and Religion）等。他对唐诗译介的贡献主要是其发表在《中国评论》上的译诗。不过翟理斯曾在《中国评论》上发表文章对他的翻译提出批评[21]，如他英译孟郊的《游子吟》，有押韵等诗学特征，但增加的情感因素过多。庄延龄以英诗格律体翻译过杜甫的《佳人》，偶数行押韵，对诗歌意义改变也较大。

从以上19世纪后半叶汉学家的译介来看，此时期唐诗译介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对于诗歌的重构也因译者不同呈现多种方式，如直译、散文体译诗、格律体译诗，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译介，因译诗数量不多而没有产生较大影响。在这些汉学家努力下，唐诗正式进入文学审美范畴为西方学者所译介和研究，即将谱写唐诗千年后跨越地域的又一次经典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