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语言与文化研究之佐证

19世纪初期，中西交流日益频繁，亦促成了英国古典汉学研究的萌发，尤以介绍汉语语言和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为早期研究成果。传教士汉学家充分认识到汉语学习的实际意义，他们对唐诗的最初关注，主要亦是从跨文化交流出发，注重了解、认识和研究汉语的语言形式。他们在分析唐诗时，自然是从语言形式入手，将唐诗作为辅助性语料来例证汉英语言语法差异，并以唐诗为例来解释汉语语法形式及句子范式等。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罗伯特·马礼逊。

马礼逊旅华27年，勤习汉语，编撰了世界第一部英汉—汉英对照字典《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1822），翻译了世界第一部中文《圣经》，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洋学堂英华书院。马礼逊汉学造诣很高，向西方世界介绍和翻译了多部中国经典，对19世纪英国汉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他英译的《三字经》（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大学》（The Great Science）等，他同时也撰写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汉学著作，如《三教源流》（Account of FOE）、《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for Philosophi cal Purposes,Containing A Sketch of Chinese Chronology,Geography,Religion and Customs）等。他对唐诗并没有做专门的主题研究，其英译唐诗散见在他编撰的一系列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著作中。

马礼逊汉语研究成果丰硕且影响很大，如1815年付梓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4年编成并陆续付印的《华英字典》和1828年编排出版的《广东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等。马礼逊对唐诗的关注也主要体现在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中，其早期英译的唐诗收录在他论述汉语语法的专著《通用汉言之法》当中。他在书中首先介绍了汉字的造字方法、音节和声调，随后亦是依据西方传统文法学对汉语进行成分分析，如名词、形容词、数词、副词、连词等。同马士曼的《中国言法》，马礼逊在书中开辟“论韵律”一节，简短回顾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介绍了中国诗歌语言的形式特征，如字数、行数、声调、平仄、韵律等规则，在此基础上分类说明“诗”、“赋”、“曲”、“辞”或“词”的语言特点。他英译了唐末五代诗人谭用之的《寄友人》[14]和唐代诗人王涯的《送春词》[15]两首唐诗以例证说明。

马礼逊在翻译《寄友人》一诗时，其主要用意同样是将其作为语料来使用，但在语法范畴内，却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唐诗语言的艺术魅力。他在书中以较为详细的笔墨探讨了唐代近体诗的诗学特征，指出“诗”（she）是“最具规则的文学形式”（The most regular compositions are called she）。他随即以唐代近体诗为研究对象，描述其语言形式，还特别提到了“五言”“七言”“同韵”“平声”“仄声”等诗学特征[16]。在翻译《寄友人》一诗时，他将原诗和译诗并列排出，译诗对应原诗八行，但以达意为主，没有体现他提到的近体诗在韵、言、律等方面的诗学特征。同马士曼一样，马礼逊对唐诗的翻译出于对其形式特征的关注，虽然描述不够全面，但在语法范畴内，他把唐诗作为一种语料，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诗歌的语言魅力。

马士曼、马礼逊两位唐诗英译的先驱在文法范畴下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唐诗的语言特征，同时也开创了中英比较诗学的先河。他们结合中国古典学科和西方近代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唐诗语言、音韵、句法等形式特点，从而展示唐诗在形、音上异于英诗的诗学特征，对当时及后来的唐诗翻译和研究带来较大影响。

传教士将唐诗译介为英语，不仅仅是想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汉语、学习汉语，也是为了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习俗。马礼逊同时期在《汉文英译》（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with Notes）中翻译的另外两篇唐诗就是出于此目的。

马礼逊的《汉文英译》其实是和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翻译的李渔白话小说《三与楼》（Three Dedicated Rooms）一起出版的。《汉文英译》是第一部分，封二上赫然印着语出《礼记·曲礼上》的“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中文下方是作者的翻译：“Entering a territory enquire what are its laws; entering a nation enquire what are its customs”。在前言中，马礼逊指出此书是对中国官文以及民间习俗的英文翻译，这些翻译的文本，不仅仅是江岚教授提到的“嘉庆皇帝给臣下的诏”[17]，还包括各地官员呈报给皇上的官文。[18]此书中的英译唐诗也并非江岚教授书中提到的只有一首，马礼逊在结尾部分翻译了唐代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Haue an Allusion to the Tang-Kaou）[19]和许浑的《村舍·自翦青莎织雨衣》（The Country Cottage）[20]。杜牧诗原文和译文均列出，并标注了诗人，而许浑的《村舍》只列出了英译文。

《汉文英译》中翻译的两首唐诗同样不是作为诗歌译介或研究主题刊登，而是与此书封二提到的“入国而问俗”有关。书末马礼逊翻译了一篇讲述重阳节登高习俗的文章，因此引用杜牧的诗歌进一步向西方读者介绍重阳节这一中国独特的节日。马礼逊翻译许浑的《村舍》，目的是向西方读者展示中国式的田园生活。从两首唐诗的译文来看，马礼逊译诗的目的在于内容的传达，对诗歌内容的重视大于形式，译诗以达意为主。

上文提到的两位英国传教士学识广博，自身对英语语言文学、文化有很高的造诣，通过之前西方汉学家，特别是法国汉学家的介绍，对中国已有相当的了解。他们著作颇丰，涵盖中国文化、文学、民俗、社会等多方面，亦正是他们首次将中国诗学和辞章介绍到英语世界。然而他们对唐诗的最初关注却并不是从文学审美出发，而是将唐诗作为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语料。因此早期的英译唐诗数量比较少，大多以单篇译介形式零星出现，均收录在传教士编撰的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辞书当中。这些辞书对当时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西方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对当时的西方读者来说，也是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作为语料研究的唐诗也得以借此展示其诗学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为迎来唐诗西传的发展期奠定坚实基础。

1823年成立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主要研究亚洲国家科学、文学、艺术等。自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陆续出版了关于东方国家的系列丛书。1855年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分五章详细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中国社会的婚姻、姻亲、地缘政治、法律以及古汉字发音等方面。在第三章“古汉字发音”（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中，作者介绍并分析了古代汉字发音，并引用了不少诗歌进行例证，尤其对汉诗文字的音韵特征做了详细说明，如第二节专门探讨“韵”，以诗经中的《大雅·桑柔》为例证。第三节介绍了中世纪的诗歌及辞典，作者翻译了唐代诗人祖咏的《苏氏别业》，将原诗、译诗和拼音注音一并列出。《苏氏别业》表现了诗人祖咏在深山中游览苏氏别业的情形，全诗语言洗练，格律严谨，意境清幽，是唐代五律中的佳作。但在译诗评注中，译者的评论无关诗学或文学特征，而是以诗中汉字的发音说明中世纪汉语发音同当时汉语发音的异同，并结合北京、南京、苏州等地方言进行韵脚分析。

虽然译者的分析没有涉及诗歌评论，但在翻译中却首次尝试用英诗格律体来重构汉语的五言律诗。这在早期的唐诗译介中是具有创新性和重要意义的。《苏氏别业》是一首五言律诗，偶数行押“in”韵，体现了汉语诗歌语言的精炼。这些形式特征很难用同汉语大相径庭的英语传达，译者以英诗格律体来重构唐诗，以下是原诗和译诗对比：

译诗体现两个特色。首先是译者以英诗格律体的押韵来体现原诗韵律，译诗每两行押一韵，译诗韵律特征为 aa、bb、cc、dd、ee、ff、gg、hh，同时译者也列出原诗、译诗和拼音，以拼音来说明原诗的韵律。其次，汉语每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汉诗凝练的诗学特征体现在每个诗行的字数整齐归一，为了体现这一形式特征，同时还要表现原诗的韵律，译者将每个汉语诗行译为押韵的两个英语诗行，每行七个音节，四音步，抑扬格，有些诗行稍有变化。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对中国的介绍比较简要，对唐诗的英译也依托汉语研究，但会刊中译介的唐诗《苏氏别业》是对唐诗英译的创新性探索。从最初的不可译再到英诗格律体的形式移植，唐诗译介的经典至此开启。此外，此刊第四章是关于陶艺的，介绍了在埃及墓中发现的中国陶罐，其中有韦应物“花开又一年”[21]的诗句，中英文及拼音并列刊出，唐诗影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