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文学研究范围的新拓展与新问题：从城市研究到媒介研究

宋代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学现象，它们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产生出来的，从而需要研究者去追问和思考其为何产生？又是如何产生？思考影响其产生的诸元素，以及诸元素之间的相互关联，而非将新的文学现象视为孤立存在之物。

而这些新的文学现象又是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发生，并有机地整合、关联在一起，相互勾连、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对于这样一个更大文化背景的描述的理论框架，在我看来，目前为止，唐宋变革说、唐宋文化转型仍然是一个富于解释力的解释范型。[1]

所谓新变，一是意味着这些新的文学现象，是伴随着唐宋变革和文化转型而产生、发展出来的新的审美观念、文学思想与文学现象，但是并非意味着在当时它们是普遍的、主流的、经典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经典化过程，其中的一些文学观念、文学思想、文学现象，才得以取得社会上普遍的、主流的、经典的地位。二是意味着这些新的文学现象，在当时不是唯一的，而是十分可能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竞争性的，甚至异质性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想与文学观念。

重要的是需要去研究和揭示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遮蔽、忽略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从新的角度，重新思考过去研究过的内容、现象，从而发现、揭示新的文学现象，比如从新技术革命（媒介革命，印刷术和出版业）角度思考新的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家比如江湖诗人的生存方式，等等。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所说的新变，在本研究中，并不具有价值判断意义，它仅仅意味着，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出现了一些与之相应的新的文学现象，作为这些社会变化的结果，或者作为应对这些社会变化的应对措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或者适应性变化而产生出来，等等。并不意味着新的就一定是进步的、更有价值的等价值判断。不预设一个进化论的、不断进步的历史演变轨迹和价值判断的文学发展史框架。

实际上这也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某种新的文学思想观念和文学现象的问题。笔者将宋代文学新变置于从唐到宋的文化、思想转型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但是，并不将之预设在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文学历史的过程中。避免在以往各种文学史研究中常见的那种，将某一个历史中产生的文学思想、文学现象视为顶点或者成熟阶段，从而将文学历史叙述为朝着这个目标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一具有目的论色彩的论述方式。

笔者在研究中不采用如下的预设：将宋代文学新变设想成为某种固化的存在，也不设想这些文学新变曾经占据了一种霸权话语的地位或者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学。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物质、技术上的原因（交通、通信、传播等），文化、思想上的原因（多种文化传统并存、不同文化层次、竞争性的思想流派、异端思想等），知识、信仰上的原因（不同的知识共同体、不同的信仰体系等）使任何一种文学思想或者文学现象，在实际生活之中，都绝不可能成为人人都会认同的文学思想或文学现象。虽然绝大多数文学史的研究者，都喜欢和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样的假设。其实，就是在许多人的脑子中想象为一统天下的苏黄诗歌，在历史的实际演进过程中，也曾有过被压抑甚至被官方打击、严禁的经历，就是在成为流行的江西诗派之后，也从来不乏批判者和竞争性文学流派。

唐宋变革论或者唐宋文化转型论，都是充满了争论、歧义和竞争性观点的学说领域，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批判性地借鉴这些理论，同时广泛吸收当代多学科领域的新研究成果，在深入思考、研究和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个人对于宋代文学发展、转型的历史叙事的宏观理论叙事框架，并在其中思考宋代文学的新变化问题，从而避免将宋代文学的一些重要特征，看成一种静态的、已然存在之物。在唐宋变革论或者唐宋文化转型的历史叙事的宏观理论叙事框架中，思考、探索和研究在宋代一些新的文学现象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对于宋代文学的静态的、本质主义的、是什么的研究方式，转向动态的、建构主义的、为什么和如何是等问题的研究方式。在复杂、互动、多重关系中，揭示宋代文学新变的历史生成的文化语境、内在理路。

同时，尽可能揭示这一新的文学现象是如何成为唐宋文化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被组织进这一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参与了这一文化转型的历史建构。

对于唐宋变革导致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世转型，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构成中国宋代近世社会、文化有机组成和重要部分的几个方面，至今仍然没有引起日本和欧美学者的关注，也缺乏从唐宋变革，文化、社会转型的视角进行思考，这些重要因素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宗教信仰。韦伯宗教学理论指出宗教的世俗化，神圣世界的脱魅，是近代社会的重要特征。[2]

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对于传统社会变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3]在唐宋变革中，佛教的人间化，或称世间化，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在唐宋变革中，宗教领域出现了世间化趋势。这是一个宗教在大众中传播获得普及，与此同时，也被人间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宗教迎合大众，以吸引信徒；另一方面是世俗的大众对于宗教的世俗化的理解、认识和传播。而与此同时，是为抵御宗教的普及及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从中唐开始，对于佛教理论的批判，甚至灭佛运动。与此相伴的则是儒家思想的转型，新儒学运动的兴起，从而使传统儒学一方面向宋学、理学转型；另一方面向儒教这一具有宗教性特征的思想与制度转型。[4]

而在宗教世间化的同时，也发展出来审美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内部的世俗化，如公案、文字禅具有宗教解释学的诗学特征，体现出了一种从宗教到审美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世俗信众对于宗教理论的美学、诗学运用。虽然从六朝时的谢灵运就开始尝试将佛教理论、范畴、概念运用到美学、诗学，但是到宋代才普遍化、全面化和深入化。而严羽更是以禅喻诗，以禅宗的理论为骨架，以禅宗思想为诗歌批评标准的典型代表。[5]

第二，城市化，物质—文化层面。今天的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与转型，使人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和认识到宋代城市革命对于中国近世特征形成的重要意义。

内藤命题没有关注到宋代城市革命，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对于中国进入近世，并且形成近世社会特征的巨大作用和影响问题，而这也是韩明士、包弼德等美国汉学家在发展内藤命题的时候，未曾加以关注的方面。日本加藤繁、美国施坚雅等学者均对于宋代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宋代的城市革命问题，[6]可惜，囿于学术研究领域的区隔，既没有和历史与文化、思想史的唐宋变革联系起来，也没有从近世转型这样的宏观、整体的视角来进行思考和研究。

宋代的城市化、城市繁荣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新兴市民阶层形成，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与新兴审美趣味、观念的兴起。与此相应的是市民文艺的兴起与繁荣，从而导致了宋词、说话、戏剧等大众化、通俗化文学的发达。都市娱乐和商业化的结果，是瓦市、娱乐场所的兴起与发展。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才发展出长篇的叙事文学。城市与叙事文学，城市与现代意义的小说之间，有着密切而内在的联系。[7]

第三，媒介革命。今天的第三次媒介革命，启示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和发现第二次媒介革命在中国近世社会形成、唐宋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唐代发明而在宋代广泛使用的新的媒介技术——印刷术如何改变了文学世界。

人类的文明史，可以以三次媒介革命加以划分，[8]而号称观察世界新视角的麦克高希的世界文明史，就是采用了传媒技术的新角度来探索文明的起源与衰落。[9]从这一改变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角度和意义，重新认识、理解在唐宋变革与社会、文化的近世转型过程中，新的媒介革命所起到的作用与意义。

关于宋代文学与佛教、道教的研究，不仅有比较长的研究学术史，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虽然在我2005年开始撰写有关宋代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学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学术界对于宋代城市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极少，但是今天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积累。而有关宋代文学的传播研究，从20世纪末开始，也已经有了不短的研究历史，特别是有关宋词传播的研究，更是有了比较丰富的学术积累，成为近年来的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而本书所收的文章研究的特别意义在于，这些文章都是在自觉努力整合宗教、城市和媒介这三个重大要素，从其相互的关联、相互的影响、相互的建构中思考与开拓新的论域，探索与研究新的问题。

本书所收少数几篇有关宋代道教与文学、佛教与文学的文章，都是结合了城市文化背景与语境，也尽可能探索其媒介与传播问题。而限于本书题旨，所收大部分文章，则是集中于城市与媒介这两个重要因素上面。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政治、文化、宗教、商业的中心，也是文学、艺术的中心。

伴随着唐宋变革和宋代城市革命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孕育、形成了新型的都市文化，从而影响、孕育和产生出来新型的宋代都市文学，特别是市民文学的崛起与繁荣，从而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走向。

文学家特别是在早期以小说这样的叙事性文学来进行城市书写的文学家，难以逾越其时代城市地理空间的实际，而能够逼真地虚构和想象出一幅城市空间场景。唐代传奇的作者，我相信就是最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也难以真实地描绘出直到宋代才在中国城市的历史中出现的坊市制度破坏后的城市形态。而宋元以后的作者，特别是来自底层的说书艺人，恐怕也难以超越其所面对的真实的城市环境，而以现代城市学家的研究态度和成果，去想象和重建已经消失了的坊市制度的城市景观。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以真实的城市为范本来进行文学的城市书写。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城市小说基于对于城市形态、城市地理空间的描绘为骨干所建立起来的文学叙事，也就具有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通性之真实”，从而不能抹杀其传说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与价值。陈寅恪先生曾在对历史的真实分析中划分了“通性真实”与“个性真实”。陈先生于《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曾言：

寅恪案，《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10]

正如王永兴先生对此一史学重要思想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通性真实乃寅恪先生求真实的史学思想之更高境界”，[11]这种更高境界，便是不像一些史家考证史料为伪就大功告成，而是于伪史中揭示其不伪的真史实。

立足于“通性之真实”，从而这些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作品也就具有了为历史，特别是为中国古代城市历史提供丰富历史细节的价值，并且可作为以小说证史的某种依据和条件。

由于中国古代城市建筑不同于西方以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建筑特征，[12]今天已经很难看到，更无法真切感受到明清以前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真实图景，而就是对于长安等古都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图像复原，也因为缺乏人的活动而没有生命的气息。而在当代城市学看来，恰恰是人的活动，才真正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真实生存与生命。正如美国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所指出的：“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13]

这些关于城市书写的文学叙事，仿佛使我们置身于古代城市的真实场景中，并由此而获得某种感性体悟和对于城市历史的一种生命感动。

当通俗文学成了城市市民自我叙事的一种有效方式时，这一文学样式虽然不可避免地模仿文化精英的文学叙事模式，然而，它的基本特征却是市民的、通俗性的。文化权力的下移，使原本单一的文化霸权话语叙述，成为巴赫金所谓的众声喧哗。[14]换句话说，一向“沉默的大多数”的城市市民，在唐宋社会文化转型、城市革命之后，开始以通俗文学的样式，进行世界与自我叙事。这种方式的叙事充满了想象和虚构，更为接近西方小说的虚构的含义。同时，这种对于自我生活的城市文化的历史叙事，也体现了城市市民对城市文化的一种不同于士大夫群体的新的观察理解，一种新的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一种城市市民思想、情感、欲望、趣味的反映，一种文化权力的分享与市民阶层愿望的表达。[15]

一座城市，仅仅有建筑，只是一个地理空间与物质空间；城市日常生活的真实内容是由市民书写的，他们才是城市的主角和最稳定的阶层。正是他们的梦想、传奇与渴望，才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最真实的内容，也构成了城市的鲜活灵魂与丰满血肉。[16]

通过不同社会身份、不同审美趣味的视角，其文学作品凝视都市文化的焦点的游移、变化甚至分离，呈现出宋代都市文化的一个立体的多侧面的整体风貌，以避免以往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单一视角，从而尝试呈现出都市文化的多重空间与复杂层面，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多元的复杂的都市文学叙事，由此呈现宋代都市文学的复杂性新貌。

宋代的城市文学又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参与到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之中，再生产和参与建构了维护这一权力的社会稳定的国家意识形态。

新生的市民社会，开始成为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开始形成适应自己审美趣味的市民文学；另一方面也影响和改变着传统旧有的士大夫精英文学，从而开始改变着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旧貌，也影响着中国文学以后的历史发展、走向，呈现出其潜在而巨大的生命力。

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例如城市生活如何影响文学的创作、流传与阅读，文学如何呈现城市生活，如何响应城市经验，如何运用城市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意象以构筑文本，并塑造城市的意象。城市叙事如何寄托作者对往昔的怀思与对未来的渴望？历史如何塑造城市，城市又如何变成历史？叙事文学如何营造城市传奇以及城市的神秘感？城市的罪恶与暴力在叙事文学中如何呈现？等等。虽然笔者开始有了一些探索和研究，但是，仍然有比较广阔的开拓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一部文明史，就是由媒介及其革命书写和改写的不同时期、阶段和特征的历史。

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璀璨》里，率先提出以媒介进行历史分期，提出了口语、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技术等四大媒介革命。这个思想不但被大多数的媒介环境学者接受，而且日益成为大多数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学者的共识。在麦克卢汉的心里，一切人造物包括有形的人造物和无形的人造物比如口语都是技术，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技术都是环境，一切技术都是文化。[17]

在中国历史时期中，媒介文化在宋代发生了印刷文化的转型。而宋代产生的媒介革命，则是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以及相关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

与印刷的书籍比较，中世纪的手稿是不清晰的，常常被读出声来，需要视觉和听觉的相互交流。印刷书籍由于加重了视觉偏向而进一步分裂了感觉生活，阅读成为更个人化的沉默行为。书本的方便携带也造成了对个人主义的崇尚和理性批评精神的诞生，推动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18]正如麦克卢汉所深刻指出的：

我们经历了许多的革命，深知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突出人的一套潜力，同时又牺牲另一套潜力。每一种表达媒介都深刻地修正人的感知，主要是一种以无意识和难以逆料的方式发挥作用。[19]

而刚刚出版的中译本的麦克卢汉的《余韵无穷的麦克卢汉》一书，所收的20篇文章，过去未曾结集出版，他在《皇帝的旧衣》一文的开篇就指出：“任何新技术的自然效应都是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环境。”[20]

的确，这也启发我们思考，正是宋代印刷的繁荣，文学作品的印刷、出版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宋代文学与此前文学的创作、传播与阅读影响的每一个环节与方式，文学存在的生态环境，等等。而这也将是以后的研究中将要继续着力讨论的问题之一。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分析指出：“我们现有的印刷版本多从宋代开始，但是手抄本文化和印刷文化具有深刻的差别。……在每一次对一部较长的文本的抄写过程中，都可能会产生无数或大或小的改动；下次再抄写，又接着发生同样的现象；等等，依此类推。因此，每一代手稿抄写都会产生出无穷无尽的错误和差异。”[21]这种“无穷无尽的错误和差异”，当然会使古代文学和学术的本来面目大为改观。而田晓菲对于陶渊明诗歌的版本研究，更为充分地展示了这个问题。[22]

宋代坊刻诗文刻本，无论是单篇还是文集，都是以印卖营利为目标，表明宋代文学开始走向商品化，尽管当时主流士大夫的商品意识还没有最终形成。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对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印刷、出版和坊刻普及、繁荣的新媒介，不仅在影响新的诗歌时尚和诗歌发展新的趋势，而且也在影响和推动某些新型文学生产的萌芽和产生。

而书坊出版的江湖士子的诗集，其定位也并非是社会性或者文化性的经典，而是普及性大众文化的精神消费品。而正是这些不被正统雅文化的士大夫所看重的，甚至是蔑视的文化消费品，孕育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型大众文化。[23]特定的文化产品，会建构起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24]而正是通过这种文学商品的生产、雕刻、出版和随后的购买、阅读、消费，建构起了一个新型的大众文化群体。也正是通过这种不同的文化层次上的文学作品阅读群体，建构起一种文化趣味的区隔和文化身份的认同。[25]而书坊业这一新型的文化媒介影响下的新型文学生产，也建构起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大众文化群体，体现出了印刷术—新型文化媒体和新型文学生产对于这个文化、历史上早期开始萌生和出现的大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的建构作用和重要意义与价值。

中国古代城市、媒介与文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起步。而面临的在历史文献、跨学科与专业的知识背景和理论方法的挑战，也充分彰显了其难度。然而重要的是，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们开始学习着思考，并且开始走在思考的路上。[26]

二新材料与新方法：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1930年在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陈寅恪先生精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取预此潮流，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议，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也。”[27]这一洞见已经为学术界研究者耳熟能详。而更早几年，另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暑期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内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28]

近几十年来从郭店楚简到上博简再到清华简，可谓近年来新材料之发现的典范，学术界已经成果迭出，就是综述性著作也已经出版了多部。[29]这些新出材料，引起了国际性的学术热潮，在海外汉学家中美国汉学家夏含夷的多种相关成果极为突出，而最新的成果，则应该是2016年10月刚刚出版的艾兰的新作《淹没的思想》。而夏含夷与艾兰的著作中，均有对于新出简帛的相关介绍与评论，有海外相关最新成果的引用与介绍。[30]

而与早期中国文学相关的，最重要的是上博简中被多数研究者称为《孔子诗论》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多种研究成果，[31]而更让研究者振奋和意外的是清华简中的周代诗歌。[32]

而21世纪前后考古重大发现，引发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三夷教研究新一轮国际性学术热潮，近年来不仅出版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举办了多次“粟特人在中国”国际学术会议。[33]

然而，并非所有学术研究领域都有如此幸事。像宋代文学研究的原始资料的积累和发掘，直到今天，无论如何，发掘、补充和完善都是十分有限的。在文献资料上也难以有大的突破。而且，在笔者看来，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往往强调文献资料者，常常是沿袭着原有的研究思路、框架来发掘、整理材料，将材料的发掘、考证等看成研究成果的关键。清末文人孙宝瑄在其《忘山庐日记》中称书无新旧，无雅俗：“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谈新书，新书亦旧书也。”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即是“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的典范。陈寅恪先生堪称运用旧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典范。可见新问题更为重要。没有新问题，新材料也不过是旧问题研究的补充。有了新问题，则旧材料也可以出新。

20世纪的国学大师们，除了上述的陈寅恪先生，其他取得优异学术成就的学者，也都是与新观念的接受和新方法的使用联系在一起。比如王国维在古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显然与其“二重证据法”的新观念与新方法联系在一起。胡适在中国古典文学、新红学等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也显然与其新观念与新方法联系在一起。[34]

的确，能够从平常习见的材料中发现什么、揭示什么，发覆新的历史的真相，其功夫则是在材料之外。这也是为什么掌握和使用同样材料的研究者，而其研究结果、成就高下悬殊的重要原因。更何况，什么能够成为研究的材料，本身也是由从事研究的理论、框架、观念所决定的。事实上，这也并非什么新问题，而是从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争论的旧问题。

1997年，台北的王汎森在《新史学》上发表《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讲到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顾颉刚、胡适、李济这一代历史学家在史料拓宽上的努力，而且具体地说到了明清档案、殷墟发掘，指出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取得治学材料的方法产生了变化，传统的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性地位”。[35]

因此，说到底，哪些资料能为文学史所用，同样是一个文学史的观念问题，也就是文学史应当写什么，应当怎么写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中的观念变化，有可能把很多东西，包括过去不曾使用也不能使用的东西，都变成了可用的资料。

因此，我们强调新观念新方法下的新材料的含义之一，就在于强调只有在新的观念和方法下，才能突破原有的思路、框架，才能够发现大量的相对而言的新材料。

有关新观念新方法下的新材料的另外的含义，还在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已经处于21世纪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我们不能也无法回避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想与方法的挑战与影响。对于文学史资料、文学的历史真实的认识，也应该有更为自觉而清醒的态度。虽然我们并不全盘接受和认同后现代主义。

而同样重要的还在于，将新的文学史现象还原到产生的原初、具体、丰富而感性的文化历史语境中。陈平原在《文学的周边》中也指出：

所有的作品都是在网络中生成的，……在朋友中、在圈子里，……作家酝酿思路并最终完成著述。作品在网络中生成，也只有回到特定的网络中，你才能真正地理解他。……一旦抽离特定的语境，作为单独的文本，不太好准确把握。……平淡的表达了，包含不少生机、玄机与杀机。……放到那个网络里，方才知道大有深意。……了解文学的“原生态”，知道人家为什么采取这种发言姿态，对话者是谁？有什么压在纸背的话？在触摸历史的同时，获得那个时代读者才有的共同感觉。[36]

当文学思想史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叙述角度和观察框架，把过去并不那么精英和经典的文本也当作构筑文学思想史语境的资源，那么，那些平时并不被重视的信札、书画、日记、公文以及其他的种种资料，就会进入文学思想史的视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就曾经提道：“思想史分析各种文学副产品，历书年鉴、报纸评论、昙花一现的成功作品，以及无名无姓的作品……思想史主要是专注所有那些不为人习知的思想，所有默默交相运作于你我之间的重现行为。”[37]显然，我们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应当重新考虑资料的范围。考古和文物对于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改变文学思想史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生活场景，因为现在的研究中，社会生活场景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思想史解释的背景资源，而社会生活场景的重建，却需要相当多的文物参与，在这一点上仅仅依靠传世文献是不够的。正如葛兆光所指出的：

思想史研究者常常要借助这些实际存在的“文物”来增加自己的“现场感”，运用考古与文物资料，并不仅仅在于证明或否定传统文献所记载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在于通过增多了的、变得具体了的、可以直接触摸的资料，重新建构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的氛围和心情，使现代的历史学家能够“身历其境”。[38]

一方面大概受到当代“读图时代”的社会普遍风气影响；另一方面是当代现象学理论发展和视觉文化研究的崛起，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再加上中国传统“左图右史”的再认识，近年来把图像作为文学史资料成为新资料与新方法的热点。在十年前（2006）我在一部拙著的导论中也曾经谈到。[39]因此，十年来，在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盛行，图像成为新的研究史料的学术背景下，在本书中的几篇论文的研究中，也做了一些初步尝试。比如《王维画在北宋的经典化及其多重文化语境》和《张镃的南湖雅集与马远〈春游赋诗图〉》。此外在《丰乐楼：文学书写中宋代两都的一座酒楼传奇》等文章中也都有结合相关图像进行的分析。由于议题、材料等方面的限制，只是浅尝辄止地尝试，希望能够有机会继续进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因为在我看来，唐宋时期不仅是有学者已经指出的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转折时期，[40]也是中国视觉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41]

关于图像研究，有多种研究进路，以考古学、历史学，特别是艺术史学为知识背景的人，往往采取的是美术考古学、图像学的进路。而以文学为背景的学者则往往更关注于图文性、诗歌与绘画、词与画、题画诗、诗意画等问题。而从事理论研究者、传媒研究者，更关注于视觉文化研究的进路。

但是，关注历史上图像与城市、与媒介，以及城市变革、媒介革命，如何影响到图像的变革问题？则是至今几乎未被触及的领域与问题域。在本书的几篇涉及图像的文章中，我尝试性地把图像放置于与城市、与媒介的关系中，加以探索。

事实上，从唐到宋的城市变革，开始改变了城市的视觉文化环境。《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景观，北宋开始的装饰豪华的酒楼的建设等公共性建筑，不断改变了城市的视觉文化环境。正如麦克卢汉所揭示的，绘画的变革因素之一，就是来自印刷术的普及。[42]

而印刷版画的起源，也与宗教因素直接相关。考古出土的早期版画，无论是敦煌藏经洞的藏品，[43]还是近几十年各地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五代吴越国的考古出土，[44]都一再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本身就作为与文字媒介并列的图像媒介，其自身的发展、变革，也同样地需要放置于与城市、宗教、媒介的诸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网络中，加以揭示与理解。同时，一方面正如贝尔廷所认为，不应该把图像混同于艺术，因此也不应该把图像史混同于艺术史，因而去除把一切图像视为绘画、视为艺术的现代美学的眼光，而还原到其产生的原初文化语境中加以研究；[45]另一方面去除视图像为文学的辅助、附庸的观念，转而关注图像自身，[46]仍然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努力过程。

三宋代文学与城市、媒介及其信仰世界：新观点与新探索

在本书上编所收的文章，努力探索媒介革命影响下宋代文学的发展与转型。基于宋代发生的印刷媒介革命，改变了整个宋代文学生态环境，从而对于宋代文学的变革与创新，乃至南宋文学新特质的形成，产生了多方面的和深远的影响这一基本认识，研究宋代印刷媒介文化如何影响和催生宋代文学变革与繁荣，形成新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阅读等诸多文学现象及其生产机制，思考和探索宋代文学在新的印刷媒介文化影响下的新的历史发展趋势及其文学史意义。

《王维画在北宋的经典化及其多重文化语境》试图揭示王维画在宋代被加以推崇，王维画在中国绘画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开始确立而这一升格运动背后，深刻反映了宋代社会文化思想的巨大转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审美观念的深刻变迁。认为王维画的升格运动，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再发现与再创造。王维画作为新的艺术典范的塑造，是宋代士大夫审美精神寻求的产物，是根据新的士大夫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而选择性塑造出的新的典范。它是适应中国文化的转型，伴随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平民特征代替贵族趣味、并成为绘画创作的重要主体等这一系列新的历史需要而产生的。

《张镃的南湖雅集与马远〈春游赋诗图〉》，讨论了张镃的南湖园林中的雅集，不仅成为南宋时期都下盛事，也成就了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手卷《春游赋诗图》。张镃撰《南湖集》卷二有《马贲以画花竹名政宣间其孙远得贲用笔意人物山水皆极其能余尝令图写林下景有感因赋以示远》诗一首，与马远《春游赋诗图》关系密切。

《都市书坊业：新型文学生产的文化媒介与物质基础》，以吴文英《丹凤吟赋陈宗之芸居楼》为核心，考察了临安都市文化繁荣如何催生了近代意义的新型文学生产的萌芽，围绕吴文英词作进行了细致分析与考证，分别从都市文化繁荣与潜在新型文学消费群体的诞生，都市文化繁荣与坊刻业发展、文学传播现代传媒的物质基础的奠定和都市文化与新型文学生产者群体的聚集几个方面，揭示了新型文学生产这一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学现象在临安都市中的诞生。

《周必大刊刻〈文苑英华〉在宋代出版史上的方式创新与贡献》，以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域，通过详细考证和细致研读宋代有关周必大刊刻《文苑英华》的出版文献，结合实物版本分析，揭示了周必大在刊刻《文苑英华》的过程中，在刊刻方式上突破常规，采用了集家刻和坊刻优势为一身的新型家刻与委托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了不同刻书体系的各自优势，创新了出版模式。在刊刻印刷技术上采用了活字印刷的新技术，在印刷与出版两个方面，都形成了创新与贡献，从而成功刊刻了《文苑英华》。而这一研究发现，不仅发覆了周必大刊刻《文苑英华》的真相，而且对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刻书系统的固有分类模式形成了挑战。

《北宋委托书坊刻书的出版方式创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指出，宋代刻书发展出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除了自行雕版刻书这种主要方式之外，出现一些其他的刻书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委托商业性书坊进行刊刻的方式。本文一方面通过考证，揭示此前研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细致研读宋代出版史料，揭示出北宋已经出现了委托书坊刻书的出版方式，对于重新认识宋代官刻、坊刻和私人刻书均有一定意义与价值。

《印刷文化背景下的新型文字狱与新学术领域发展》指出，宋代印刷文化的繁荣，文学出版的发达，也带来了消极后果，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新型文字狱。北宋有著名的“乌台诗案”，南宋则有著名的“江湖诗案”。印刷媒体的影响力，就是以这样严酷的事实，宣告了其登上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舞台，以其惨痛的代价，揭示了其巨大而难以逆料的社会影响力。而一个学术共同体要形成公认的话语，就要求相关学科具有用途广泛的文献积累。宋代藏书楼、出版业发展对宋代学术的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开始繁荣的版本学、校勘学、私家目录学等，均需要一个相当数量的文献藏书才能开展和进行。

《文学的大众传播模式萌芽对于南宋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研究认为，伴随着南宋私人坊刻竞争下的市场化形成与繁荣，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以大众传播模式为特征的文学传播方式。文学的大众传播模式的萌芽，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使文学的大众广泛阅读成为可能。而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现象的实现，必然深刻和深层影响文学生产的动机、机制、过程、技巧、形式和理想读者的预设等。使文学产生一系列深刻和深层的变化，使文化的世俗化和文学的去精英化、通俗文学的繁荣开始出现和成为可能。文学创作变化为文学生产。成为为满足消费群体而进行的文学生产活动。从而对于南宋及其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制约。

本书下编所收文章，围绕城市文化繁荣视域中宋代文学的新变与拓展，探讨宋代新型文学生产与城市文学的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新的城市文学又如何建构、丰富并具体展示新的城市文化及其信仰世界。跨学科、多层次探索在宋代都市繁荣与市民文化崛起影响下形成的新型文学生产和文学变迁，以及新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对于传统精英文学的挑战。

此外，宋代一个影响文学艺术变革的重要方面，在于视觉文化的转型。上、下编中的相关章节，也尝试探索了宋代视觉文化转型下，日益丰富的视觉图像形成的对于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文学变革与创新的多方面影响。

《丰乐楼：文学书写中宋代两都的一座酒楼传奇》分析指出，城市中的酒楼、茶肆在宋代的发展、繁荣，并且逐渐成为公共舆论与公共空间，也为士子提供了政治机遇和命运的转机。丰乐楼是两宋都城最著名的酒楼，是都市的标志性建筑，发生在丰乐楼中的一个个传奇故事，的确能够反映出不少都市文化繁荣下文学自身发生的变革，从这一系列故事中可以看到文学活动中，创作主体、服务对象和传播方式、消费语境等都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本质性的变化。

《城市雅集、文学场域与湖州城镇文化辉煌的建构》，以北宋湖州六客亭雅集及其经典化为核心，探索了士大夫集中活动于一些著名的城市空间之中，他们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如何受到来自历史已经建构起来的城市经典文化意象的强烈影响。一方面他们会在这种影响氛围下，努力去模仿和强化历史已经建构起来的这座城市的文化意象；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在这一城市空间中的文化活动与文学活动、文学创作，也将参与并建构起新的城市文化意象，并成为城市的经典文化意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湖州六客亭雅集这一城市文化活动，通过诗歌书写，使六客堂成为湖州城市意象的一个文化标志。这些城市意象来自城市的物质实体，但又被文学家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现了文学家对城市的想象和价值判断。

《东南形胜：北宋杭州都市景观与文学表达》，分析指出，杭州在宋初就已经呈现出较为繁盛的景象，为词人所关注，并形诸歌咏，反映了伴随着宋代城市革命不断成长和繁荣的杭州都市文化之美。在北宋的杭州，自然景观与都市文化景观已经成为互为依存的风景，于都市文化之中，体验山水之美，两者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一体的，这无疑是开始了一种观念革命的历程，也预示了一种生存方式的重大转折。在杭州都市文化的文学书写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变化与发展的脉动。

《露花倒影柳屯田：误读背后所遮蔽的北宋文学思想论争与都市文化语境》，讨论了北宋时期，围绕柳永、秦观极为流行的词作展开的评论，如何最为具体、生动地展示了社会区隔与审美趣味差异。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精英，通过他们的趣味表达与文学批评，建构、维护与再生产着文化霸权、文化资本和精英文学标准。研究指出，苏轼提倡气格是为了反对北宋伴随着都市文化繁荣，新兴的以柳永为代表并影响到秦观、黄庭坚的，以市民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为特征的都市词，其深刻反映了宋代文学发展与宋代都市文化繁荣、市民阶层扩大、市民文化开始在经济上立足，获得话语权，在商业化文学创作市场上产生影响。虽然是初步，但是仍然向精英文学提出挑战：为谁写作？

《柳永游仙词与北宋真宗时期道教文化》分析指出，通过对唐代曹唐游仙诗艺术的借鉴，在北宋西昆派道教诗歌的综合影响下，形成了柳永游仙词在文化与艺术上的特色。柳永游仙词这一看似超越的主题与内容描写，是有意识地以隐秘象征的方式指涉现实道教文化与政治事件。宋真宗天书事件成为柳永游仙词产生的都市现实政治文化背景与游仙词象征、指涉的对象。而柳永游仙词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表达，通过文学的场景建构与虚构想象的宏大叙述，隐含了肯定大一统帝国合法性的表述。

《北宋都市佛教新变与士大夫的结社诗歌创作》，依据近年新发现的北宋杭州西湖白莲社结社诗歌，同时广泛征引和稽考相关文献，对于结社诗歌的文学与文化多元内涵进行初步分析和研究。以诗歌为媒介进行宗教结社，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方式。而结社诗歌鲜明体现了三教融合与北宋士大夫对于佛教思想理解的深化。结社诗歌一方面强调了对于庐山慧远莲社的典范的追慕；另一方面也在建构起宋代城市文化繁荣背景下新的特征。

《“便把杭州作汴州”：故都记忆与文学想象》，从故都记忆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故都记忆的物质基础、临安城市文化的故都痕迹和故都的文学想象等层次，揭示了南渡士大夫的故国想象，分析了“故都意识”的产生，是在南宋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与南宋士大夫的“危机意识”相联系，是一种文化记忆中的文学想象。

《吴文英词的空间叙事与南宋临安都市文化》，开创性地研究了吴文英词作在章节布局上的空间逻辑，在文本叙事上的空间叙事特征，揭示了其文本在结构布局和叙事线索上都呈现出马赛克式的特质与征象。以吴文英词中的句子来形容、比拟，正所谓“面屏障、一一莺花”。四阕结构的莺啼序词，正如四折屏障，每一面都是色彩绚丽的画面，但是每面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关联，而是作为一组屏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被结构起来。同时，在每一阕中，也如同每一面屏障上的画面，是依靠空间的叙事线索关联在一起的。

文章进一步研究指出，吴文英的题壁词，已经不仅是传播学的问题，而且具有了新的公共性与表演性特征。文学活动在这里甚至成为一种表演性活动，从而使这一活动本身就成为一桩文学事件。一方面大型酒楼提供了一举成名的成功的机会的空间与舞台。另一方面，通过文学建构，文学事件的传播，建构了都市酒楼的声名、作为都市著名地标的意象。乃至于在千百年之后，物质性的酒楼早已灰飞烟灭，而通过关于它的文学，仍然能够想象当年盛况景观。

[1].相关讨论参考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

[2].参见［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幕帷：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参见［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刘方：《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5].刘方：《中国禅宗美学的思想发生与历史演进》，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

[7].［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美］Richard Lehan，The City in Literature：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Univer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8].［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9].［美］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董建中、王大庆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1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11].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2].按：此一特征与中国文化观念和城市建筑观念有密切联系，参［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利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4].有关巴赫金众声喧哗理论，参见［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5].文化权力，参见布［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参见孙逊、刘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7].［加拿大］麦克卢汉著，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222页。

[18].［加拿大］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9].［加拿大］麦克卢汉著，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20].［加拿大］麦克卢汉：《余韵无穷的麦克卢汉》，何道宽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21].［美］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载［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中国中世纪手抄本文学问题，也参考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胡秋蕾、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2].田晓菲：《尘几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

[23].关于大众文化的特征、定义等，参英国著名新文化史代表人物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王海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4].参见［美］黛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5].参见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26].［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28].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安文集续编》第65页，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9].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骈宇骞、段书安：《20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李均明、刘国玲、刘光胜、邬文玲：《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30].［美］夏含夷：《兴与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美］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美］夏含夷：《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张淑一、蒋文、莫福权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美］艾兰：《淹没的思想》，蔡雨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1].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萧兵：《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简研究（第二辑）：“清华简与〈诗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5年版。

[33].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版。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34].参见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5].参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载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

[36].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37].［法］福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麦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60页；［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3—174页。译文稍有差异。

[38].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第九节《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38页。

[39].刘方：《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页。

[40].颜娟英、石守谦主编：《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41].参考Wu Hung，Tenth-Century China and Beyond：Art and Visual Culture in a Multi-centered Age，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Art Media Resources，Inc，2013.

[42].［加拿大］麦克卢汉：《余韵无穷的麦克卢汉》，何道宽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

[43].白化文：《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大学图书馆通讯》，1987年第三期，第44—52页。

[44].黎毓馨主编：《吴越胜览：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国》，中国书店 2011年版，第154—187页。

[45].Hans Belting，Likeness and Presence：A History of the Image before the Era of Ar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46].Mitchell W.J.T，What Do Pictures Want？：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nd，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