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思潮及诗歌书法的发展背景

金兵大举侵犯使南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南宋王朝风雨飘摇之际，主动抗击还是投降妥协始终是朝廷面临的主要问题。“隆兴和议”签订之前，社会矛盾特别是宋、金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隆兴和议”签订之后，对外抗争趋于缓和，内部矛盾又趋于尖锐。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和书法在政治和文化指挥棒的操控影响之下，呈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面貌。无论是诗人还是书法家，其生平经历、诗书创作都与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南渡初期相比，南宋中兴时期的文化艺术也得以在相对安宁、从容的环境和氛围中获得进一步发展，进入较为鼎盛的时期，出现了诸多文化名人。然而，中原易主和“靖康之难”的历史巨变及其造成的巨大社会动荡，毕竟使广大文人士大夫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这在诗歌和书法领域均有一定回响。

一 帝王倡导及文化风气

历朝历代有许多帝王对书法一艺非常重视并亲身实践，如南朝的梁高祖萧衍、唐太宗李世民等都创作出了有一定艺术成就的书法作品，也有很多书学理论传世。据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宋代帝王书学造诣更胜一筹，北宋和南宋的大部分帝王都擅长书法，南宋诸君更加明显一些。南宋帝王书法代表人物首推宋高宗赵构。赵构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书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及影响的皇帝之一，他自言“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27]，他有较高的书法创作才华，潜心研习钟、王书法，推崇苏、黄、米，退处德寿宫后“北宫燕闲，以书法为事”[28]，行草书风格特点表现为在二王体系下的个人意趣，大字、行草始得自成一家，他所著的《翰墨志》对后世书法创作和理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据俞松《兰亭续考》卷一记载，绍兴三年癸丑，宋高宗以《定武兰亭》墨本赐郑湛，在跋末自署“复古殿书”。所谓“复古殿”，是高宗在临安府所设的燕闲之所。绍兴八年二月，高宋下诏定都临安，并诏新安墨工戴彦衡在禁中作“复古殿”书，已表明了复古的意向，南宋中后期书坛的复古书风也由此滥觞。

宋孝宗亦爱好书法，他认可高宗提出的书法水平的最高标准为“工”[29]，这一求“工”的思想影响到南宋书坛的继承与创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宋帝王对于书法的喜好一定程度上对时代风尚的导向产生影响，文人士大夫也纷纷以书法为雅事，从而引领时代风气。与此同时，书学理论著作的兴盛也是南宋当时的书坛成就之一，这亦与帝王倡导有直接关联。据记载：

冬十月乙巳朔，国子博士周越为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越上所纂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名曰《书苑》，凡二十九卷，特除之。[30]……

熙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明州布衣王珦上《篆书证宗要览》三卷并印样一轴，命为御书院祗。[31]

周越等人均因上呈书法理论或研究著作而得官的记录，由此可见，宋代帝王对书学论著编撰奖励优厚，促进了书学理论的产生及传播。

宋代的刻帖及研究之风盛行一时，在书学历史上引人注目，这一现象亦与帝王倡导关系密切。由于较为珍贵的前代书家墨迹多藏于皇室宫廷之内，民间书家及收藏家不可能靠个人力量完成汇集前人书法并完成摹刻丛帖的重任，必须依靠皇室的力量共同完成。如太宗朝时，《淳化阁帖》就是根据朝廷内府所藏的墨迹而刻成；徽宗大观三年，《大观帖》也是将内府所藏真迹重新核对，召集刻工刻成的。南宋高宗和孝宗也在刻帖方面与北宋帝王同样重视，使朝廷组织的书法传播行为或活动促进了宋代帖学的发展及帖学研究的繁荣，蔚为一代风气。

文学方面，宋孝宗对儒、释、道各家采取海纳百川的包容接受态度，还尽力防止士大夫由于学术引起的争端。在这种导向下，各学派之间的学者往往能保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如朱熹与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人交往唱和又各持自己的观点，学术呈良性发展势头，再度焕发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活力。宋孝宗通过采取一系列学术文化方面的措施，为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环境。一方面，孝宗召还起用高宗朝被贬斥的文臣，如王庭珪、辛次膺、胡铨、洪适、汪应辰等。被秦桧排斥的诗人曾几被召还时已届八十高龄，遂“擢其子逮为浙西提刑以便养”[32]。另一方面，选拔重用以文学著称的新人，代表人物有陆游、范成大、周必大、洪迈、尤袤、张孝祥、杨万里、蔡幼学等。朱熹也曾以诗名为孝宗所召，然由于其尚在丁忧而请辞。孝宗留意较为出色的人才，亲自选拔了不少能臣，使作为诗坛主体的一代文人士大夫精神面貌为之一振，这些文人成为南宋文学走向中兴的中坚力量。

此外，孝宗还鼓励文人多从事文学创作与文集编撰事务。淳熙十四年（1187），孝宗读到时为翰林学士的洪迈所著的《容斋随笔》，即赞此书有非常精辟的议论，给予很高评价。洪迈在翰林期间，孝宗对其言宫中无事，编唐人绝句以自娱，今已得六百余首，洪迈称其数尚不止此，孝宗即命洪迈编集。洪迈搜阅逾年成《万首唐人绝句》以进，孝宗“固知不迨所对数，然颇嘉其敏赡，亦转秩赐金帛”[33]，洪迈慨叹“书生遭遇，可谓至荣”[34]。可见孝宗对文学、文化及文人重视、支持、鼓励的倾向，这些都是南宋前中期文化繁盛局面形成的关键因素。

二 中兴诗坛与江西诗派

蒋士铨曰：“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35]宋代与唐代的政治背景、时代风气不同，宋代诗人进行大力开拓创新，使宋诗表现出迥异于唐音的宋调。严羽《沧浪诗话》将宋调称为“本朝体”，朱熹《朱子语类》称为“今人诗”，显示宋诗异于唐诗的特点。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指出，唐诗擅长丰神情韵，而宋诗多表现出筋骨思理的特点，尤以江西诗派的诗歌为代表。随着宋诗创作高峰过去，江西诗派的弱点逐一显现出来。

南渡之后，社会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在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的关键时刻，需要更加有现实穿透力的诗歌来表达现实人生。南宋文人忠愤爱国，感情激昂，及至民族危亡时刻，局势动荡促进诗风演化。以吕本中、陈与义、陈师道等为代表，诗歌重新彰显社会政治意识和文人士大夫个体情怀，诗作所反映的时代内涵更加广泛而深刻。随后出现了“中兴四大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朱熹融理趣入诗歌，张孝祥以爱国词著称，诗作也有独特风格。他们写出了一些风格凝练、情真意切的作品，爱国主义思想、广阔的视角题材以及悲壮雄浑或新鲜活泼的诗歌风格开始萌芽。

与南宋中兴时期的社会文化风气并不相适应的是，江西派诗歌一贯主张诗歌创作灵感和素材来源于古人和书本，忽视了真实而广泛的社会生活，从而使创作过程中“源”与“流”的关系互为颠倒，诗歌内容显得苍白干瘪，缺少活力；推崇作诗中要重学问，重诗法，求字奇，求韵工，以文字、议论和才学为诗，忽略了诗歌本应具有的言志功能、诗意趣味等审美特征。甚至江西诗派一些技法不精的末流诗人一反温柔敦厚之诗风，反以怒骂为诗，诗歌发展到此种境地可谓诗歌之厄运也。严羽《沧浪诗话》认为宋诗尚理趣而意兴缺失，更多地还是将矛头指向江西诗派。如其《诗辨》之三：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36]

的确，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宋诗的典型特点，但也是明显有别于唐诗之处。尽管严羽批评宋诗专以文字、才学和议论为诗，使吟咏性情之诗至此失去了诗意和美感，而且诗人作诗时注重用典使事，不讲究诗歌之趣味，用字需要有来历，押韵都必须有出处，导致诗篇反复，终篇不知诗眼在何处，只见典故与辞藻的堆砌。

除严羽之外，南宋本朝还有许多诗论对江西诗派展开批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指出，诗歌自南朝宋的颜延之起，通过使事用典增加广博之意，发展到杜甫可谓登峰造极。诗歌注重押韵的工整，当始于韩愈，在苏轼、黄庭坚二人时达到炉火纯青：“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诗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37]他又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38]张戒批评苏轼、黄庭坚的后学者没有学到他们诗歌的长处，反而发展了他们工于用事、押韵、议论和补缀奇字的短处，将诗歌以言志为本忘到脑后，反而极其注重咏物为工，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诗不再像诗。

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中的《诗说》虽未明确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江西诗派本身，但立论均针对此派的弊病展开：“只求工于字句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意愈深愈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39]“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虽似之，韵亦无矣。”[40]姜白石针对江西派诗人一味模仿苏黄诗法，专求字句工巧却忽视诗作本身的立意与风格展开批判。可以说，淳熙四家等南宋诗人在孜孜不倦的摸索与尝试中推进诗歌的创作与批评，而南宋诗学也基本是在对江西诗派或继承或反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南宋初期江西末流专学黄庭坚、陈师道；南宋中后期晚唐体卷土重来，就是显例。

三 颜体书法与南宋书坛

我们讨论南宋淳熙四家所处时期的书坛发展状况，就不能忽视宋代书家对颜真卿的继承及颜体书法对南宋书坛的影响。宋人书法学颜真卿的情形与唐人书法学王羲之如出一辙。颜真卿（709—784），唐代名臣、著名的书法家。据《旧唐书》记载：“颜真卿，字清臣。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事亲以孝闻。命为监察御史。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立辩之。”[41]在安史之乱中，颜真卿勠力护国，对抗叛军的事迹彪炳史册。他因性情正直遭宰相卢杞忌恨，被陷害遣往叛将李希烈部晓谕，他凛然拒贼，终被缢杀，是一代忠臣的表率。

自北宋开始，颜体书法在唐代诸多楷体中得到宋人青睐，以颜真卿为学习对象的书法道德观念与书学革新思想也逐渐形成，书家“推重颜真卿的忠义气节，吸收了自身所彰显的伦理观并融入书法等文艺理论”[42]。如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认为诗以杜甫最佳，文属韩愈最佳，画为吴道子最佳，书法则为颜真卿居首，天下能事被他们占尽。[43]北宋书法审美观及书法风气演变成崇尚颜氏丰厚肥美一路。择颜而习之还与宋代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联。关于颜真卿其人其字与政治的关系，海内外学者对此有过一定研究论述，如傅申就指出颜真卿的政治影响力与书法影响力二者之间存在互通的关系，他认为在历史上颜真卿书风盛行的时代，遵奉颜书和当时的政治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对应与关联。[44]还有学者支持书学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关联，如“颜真卿的书法在北宋时期成为书法的正统典范之一，和当时的政治情形有关”[45]。

南宋与北宋都学颜真卿，但学颜的方向、着眼点与成果是不同的。在北宋初期时，书坛就已面临着唐代楷书这一高峰，就如同宋代诗人面对唐诗一样。因而如何突破唐代以颜真卿楷书为代表的书法法度限制，成为宋代书家考虑的问题。北宋学颜而形成尚意书风，出现诸多书学大家，各具风格，如清代陈奕禧《隐绿轩题识》所云：“临颜遂及宋四家，寻源而得其流也。四家皆学颜，而各成其一家。”[46]北宋四家苏、黄、米、蔡都学颜，其中颜书在苏轼心目中的地位最高。黄庭坚也将苏轼与颜真卿相比，认为二人气质有类似之处，他们的书法也不相上下，皆是开创一代风气之人，无论是行书、草书，还是楷书，均有此功。

苏轼和黄庭坚对颜体的学习，大多注重颜真卿对旧有风格进行创新改进的部分，认为颜体不像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柳公权、薛稷等人那样为法度所缚，显得呆板窘迫，能够出于法度之外，不受绳墨限制，悠游自若，秀拔奇伟，有魏晋隋唐的风流和气骨。欧阳修也以“书如其人”说评价颜真卿书法，认为其书法严谨庄重，如同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令初见之人心生敬畏之情，然越是长时间的临习越是心生喜爱，如同世间珍宝一样。朱长文亦从技法的角度称赞颜书，认为其字“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二王以来，极少有达到如此水平之作。

南宋书家不可避免地学习苏、黄、米、蔡，学颜也是他们的重要取法方向。但需要注意的是，南宋人注重的是颜真卿人格道德精神的楷模作用，以及他的楷书之端庄谨严有法度，这对北宋人学颜体变化多端之行草书是一个强有力的否定，也间接导致了南宋书法创作与书论鲜有引领一代的大家出现。南宋文人对颜真卿的推崇更加集中地表现在凸显他忠君爱国、刚正不阿、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等富有政治道德色彩的品格，如沈作喆云：“予观颜平原书，凛凛正色如在廊庙，直言鲠论，天威不能屈，盖人心之所尊贱，油然而生”[47]（《寓简》）。此论便是以政治道德为尺度评论颜书的典型。外患不断、政权不稳的南宋，将颜真卿树立为书界刚烈爱国的文化政治形象，通过取法其书法而推崇其政治人格，并大力推崇其法度严谨的楷书。

两宋书坛学颜真卿不同的原因在于，北宋虽面临辽、西夏等外扰，但国家版图基本完整，国家主权基本上牢牢在握，且通过实行强干弱枝、崇文抑武等政策，逐渐形成了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文人士大夫管理朝政的局面，文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朝廷给予文人士大夫较为优厚的薪俸待遇，使其在为官从政的同时可以享受较为自由的文化生活。书法作为修身养性的途径之一，与文学一样深受文人士大夫喜爱，加之社会文化风气自由、思想禁锢较少，文人较为悠游地将书法作为“游于艺”、表达才情的手段，在取法颜真卿的基础上，依然注重展示不同的个性特征，以颜为宗进行大力创新变革，形成独具面貌的一家之风。唯蔡襄学颜体楷书最为形似，其他三人更注重颜氏的行草，主要学其行草的笔意和笔法，如米芾就认为颜真卿的行书值得学习临摹，但楷书尽显世俗之气，指出其行草《争座位帖》应该算是颜书中位列第一的名帖，字与字气脉相连，灵气飞动，当是有灵感而作，可见对颜氏行草赞誉有加，但贬低其楷书。冯班在《钝吟书要》中提出“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48]的观点，董其昌亦有同样看法：“宋人书多以平原为宗，如山谷、鲁直是也。”[49]颜真卿《祭侄稿》等行草作品将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表现在白纸黑字间，笔端含情，对北宋诸家影响很大，成为北宋尚意书风的前奏，苏、黄、米三人学颜体行草对宋代尚意书风有开创之功。

“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个历史时期过渡时，艺术中的某些视觉特性会被人们捕捉并加以强化，而有些特性则会被忽略而逐渐消亡。为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新的意义因之兴起，新的风格也因之发展。无论哪种风格特征被捕捉、承袭、强化或转变，都必须有其美学和社会文化的基础。社会文化（包括政治）与物质条件，都可能在艺术潮流的强化和转变中扮演重要甚至关键性的角色。”[50]当宋室遭遇靖康之难后，北方版图被金占领，南宋朝廷屈居半壁江山，还经常受到金与蒙元的侵略，国家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岌岌可危。朝廷内部始终在为主和与主战而争执、斗争不休，国内灾患频仍，祸乱不断。在这种充满危机的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的书法艺术取法的倾向便与北宋大不相同。

颜真卿之所以在两宋影响不同，还与理学在南宋达到高峰有关。理学过分强调理性精神而贬抑情感价值与自由个性，从而削弱了文人、书法家的创新意识；理学家注重从伦理道德角度以人论书，又限制了书法的取法对象，进一步将南宋书学推向式微。南宋前中期发生在书法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即书风由注重个性的尚意风格向复古尚法风格悄然转变，这是一个还被尚意书法思想的外壳所包裹着的微妙变化。“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个变化显然是书法思想的退化，它反映出社会现实的功利观念，正在附着于书法艺术，使抽象化的书法渐渐变得理性化、观念化。”[51]

总之，南宋前中期的书坛主要继承北宋以来的尚意之风，又更多彰显了书法的法度。颜真卿行草的成就来自他对楷体的创新与变革，北宋倡导尚意书风也正是源于推陈出新。南宋诸家已不再热心于此，而是对前人亦步亦趋，崇尚复古，提倡尚法，使个人意趣掩映于前人成法之中，这便是南宋前中期淳熙四家所面临的书坛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