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跌宕的成长际遇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年仅12岁的佐藤春夫带着文学的梦想参加了县立新宫中学的入学考试。在面对审核老师提出的有关志向的问题时，他毫不犹疑地回答希望成为一名文学家。也正是在这种少年愿景的推动下，进入中学后佐藤春夫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浏览各种文学书籍上。结果他的文学修养和写作功力不断见长，但代数和几何等多个科目的成绩连续出现不及格，以致在中学三年级时被留级一年。1907（明治四十年），未能按部就班地升入大学预科。可是，这时的佐藤春夫开始进入青春叛逆期，加之母亲的宠爱，他非但没有去努力提高成绩，反而更加沉溺于文学世界之中，此时他的文学天赋亦开始显露。1907年，他创作的小品文《落叶笼》在《校友会刊》上发表并受到好评；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佐藤春夫开始向《熊野实业新闻》《明星》（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夫妇[10]创办）等报刊投稿。这一年，他的六篇短歌得以在《熊野实业新闻》上发表。此后他又与好友一起创办了《浜木棉》杂志，并以佐藤潮鸣为笔名发表诗歌和短歌。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他创作的短歌：“我的灯火七次明亮，啊！虽然没有吹灭它七次的风”获得了“石川啄木诗赛”奖，并首次登载在《明星》杂志上。应该说，如此骄人的文学成绩对于刚刚17岁的佐藤春夫来说，无疑是一份值得炫耀的资本。于是，欣喜之余，他那种得益于家庭培育的自由不羁的诗人特质也开始充分张扬，这使他很快就在意满志得的同时品尝到了命运的跌宕起伏。

明治末期，日本已经基本解除了外部的危机，从而趋向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表象，因为“明治维新”并不是以日本实现资本主义为目的，恰恰相反，它只是日本统治阶级为应对殖民危机，建立绝对主义的国家政权而发起的一场改良的资本主义运动。日本在转变成为东亚第一资本主义强国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向着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当权者为维护“天皇主权”“统帅权”等对西方近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发展进行残酷镇压。这就使较早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启蒙的日本开明知识分子、地主阶级为争取权利和自由、改造社会和民众的意识形态站到了被统治者视为左翼“异端”的行列，自觉地展开了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等理念的传播。也就在这一时期，佐藤春夫结识了医生兼诗人大石诚之助（实为社会主义倡导者，1910年因大逆事件[11]被执行死刑），经常前往他开办的报刊阅览所阅读一些当时在其他地方难以读到的违禁报刊，如《火鞭》《平民新闻》等。这些期刊登载的崭新的、带有自由民权追求的理论性文章，对血气方刚又极具诗人特质的佐藤春夫而言极具吸引力和诱导力。正如他后来所说：“如果没有大逆事件，社会主义一定会在我的心中扎下更深的根子，茁壮成长起来。”[12]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8月，新宫中学在当地举办文艺讲演会，在正式演讲开始前，佐藤春夫登台做了名为《真实的自由》的演讲，大力推崇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理论。然而，他显然没有顾及他这次带有敏感内容的演讲悖逆了与统治政权站在同一队列的校方的训导，因此，他被直接认定为“危险的反抗儿”，从而受到校方无期限停学的处分。佐藤春夫由此第一次体会到了个人在国家面前的渺小和无力，其浪漫的文学个性也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幸运的是，由于这次演讲会的报告人多是从东京请来的名人，佐藤春夫在会上结识了日本文坛前辈生田长江、石井柏亭和与谢野宽等人。于是，在受到停学处分后，无所事事的佐藤春夫萌发了向几位老师系统学习文学的念头。随后，他立即前往东京专门拜访生田长江，并以书仆的身份住进了生田家中。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周，他便因涉嫌一起家乡的纵火案被新宫警署的警察带回调查。不过，警方很快查实了放火之人并非佐藤春夫，他则因祸得福，因这次无端涉嫌受到委屈而得到了学校的谅解，学校就此撤销了对他的停学处分，使他得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

不言而喻，中学时期，佐藤春夫已经具有了一个日本近代文学者对自我独立、人性自觉进行追求的初步自觉。但是，他毕竟生长在一个统治者有意制造的，令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相互纠葛的时代，年轻的他根本无法仅凭借热情去看清和全面了解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因此，他此时前进的方向也极其模糊，也非常容易受到压制，从而走向激进的反面，即退缩至艺术世界中去寻求所谓的超然自由。所以说，佐藤春夫的这段成长经历，对他后期文学观的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