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垂直互动——以直隶宁山卫与地方州县关系为中心

明代一省有都、布、按三司，即军、民、刑三权分立，但其辖境往往犬牙相错，这一方面因军事和民事情况不同，另一方面也意在相互约制。[38]如宁山卫（在山西泽州）、平定千户所（在山西平定州）直隶后军都督府，而泽州、平定州属山西平阳府和太原府。潼关卫原属河南都司，后属直隶中军都护府[39]。这些直隶五军都督府卫所都位于高层政区交界地区，成为中央垂直控制地方，防止突发事件之军事“钉子”，其设置是出于中央为控制地方之军事、政治意图。如果说高层政区之间界线犬牙相错是地方之间的水平关系，而这种直隶卫所与交界地区地方州县之关系则为垂直关系，故以“垂直型”犬牙相制称之。直隶卫所的屯田大部分坐落于交界地区的地方州县境内，随着承平日久，卫所军队日益腐化，军民矛盾加大，成为地方上一大害，最终形成了这种“军管型政区”与交界地区地方州县之间的垂直互动。

（一）宁山卫与垂直控制

宁山卫坐落山西，潼关卫坐落陕西，洪武时期却皆属于河南都司，反映出朱元璋定都南京军事上以河南牵制北方，北面防御的控制思想。如果说朱元璋定都南京是“北面而称王”的话，那么永乐定都北京则成了“南面而称孤”，政治统治、国防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朱棣夺取帝位后对地方的统治更为加强，其突出表现之一即将洪武时期高层政区交界地带的地方卫所改属中央五军都督府直辖，其用意在于中央垂直控驭地方，维护皇权统治，同时也透露出王朝的国防控制意图。

1.宁山卫的设置与隶属变化

明代宁山卫设置于晋东南的泽州，处在山西、河南交界地带。军事区划上在山西都司辖境，却先属河南都司，永乐以后又直属中央后军都督府，与潼关卫颇为相似。所以明人叶盛说：“直隶宁山卫、蒲州守御所（潼关卫辖所）盖在山西境内，所谓犬牙相制云。”[40]

据成化《山西通志》卷4载，宁山卫“在泽州城内东北隅怀仁坊，洪武四年（1371）初置泽州千户所，属潞安卫。十一年（1378）改立今卫，属河南都司……永乐七年（1409），改直隶后军都督府”。按《明太祖实录》，宁山卫始置于洪武十一年七月[41]，洪武二十二年有“河南宁山卫”。[42]另外，《明史》卷90《兵志二》等所记有关河南都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卫所时又有该卫，可证成化《山西通志》之无误。又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1403）二月辛亥，将宁山卫列为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属卫，[43]但同书卷87永乐七年（1409）正月戊辰，又云“改河南宁山卫隶北京行后军都督府”。于志嘉研究认为宁山卫在永乐六年（1408）以前仍隶河南都司，一直到永乐七年（1409）正月才正式改隶北京行后军都督府。[44]入清以后，明代卫所相继裁撤，宁山卫也于顺治十六年（1659）裁革。宁山卫设指挥、参将、佥事等官负责卫所事务，除泽州城内有少许军士外，其余军士皆于直隶大名府、河南卫辉府屯田。《明史》卷77《食货志一》载：“军屯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军士除屯田外，平时还要承担操练、守城，春、秋二班“番上京师”、戍边防敌等职责。

宁山卫地处山西东南，处于山西都司与河南都司的交界地带，可谓“山西、河南二都司之间的一块特殊地域”，是一块军事飞地。郭红认为这个位于高层地方行政区划地域边缘的卫所的隶属变化，“使得山西都司、河南都司、后军都督府直隶卫所在军事上相互牵制，原本平缓的军事边界变得犬牙相错”[45]。在洪武时期这种现象已有所显露，但大多还是在永乐年间形成的，这是成祖夺得皇位之后加强统治的一大措施[46]。郭红所言认识到交界地区卫所与邻近地方间犬牙相错的关系，但并未看到直属中央卫所对地方垂直控制以及王朝的国防控制意图。

2.宁山卫之垂直控制意图

明人丘浚颇为深刻地指出：

古者列国，其山川丘陵，各有险阻之处，往往据之以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当以边塞为守，固无俟于内地之险也。然天造地设，分疆划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处，必有天然之险，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势也，亦理之当然也。我国家分天下为两畿十三藩，于凡交界之处，祖宗各设卫以城守焉。如潼关乃河南、陕西交界也，则设潼关卫以守焉。然卫城界华、陕之间，去京畿且远，顾不以属河、陕二都司，而直隶京师，圣祖之意深矣。[47]

丘浚以潼关为例，指出在两省交界之处设卫城守，乃是明代设置卫所的一般原则。但其对于潼关卫之设，只言距京师甚远，不属河南、陕西二都司，而直隶京师，圣祖之意很“深”。圣祖自然指永乐皇帝，圣祖之意却不便明说。显然，永乐以后潼关卫等高层政区交界地区之卫所直隶中央，是为垂直控制地方，维护皇权，布防京师之意。明人黄福曾指出明王朝控制交趾的办法，其一则是于其地设卫所直属中央，“如潼关、泽州（指宁山卫）犬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48]，显然“控制上下”是中央对地方的垂直控制，这些卫所如同明王朝置于当地的一颗军事钉子，而非简单的互相牵制。以故，正统三年（1438），河南监察御史丁璇以宁山卫虽直隶中央，但远居晋豫交界地带，其屯田军士又于直隶、河南地区劫掠民户，如同盗贼，请求将“宁山或隶河南或隶山西”。兵部却认为“宁山所以控制河南、山西二都司，规划已久，难改隶”。[49]

与潼关卫类似，宁山卫也处于二省交界地带，洪武时期属河南都司。永乐定都北京后，宁山卫改属中央五军都督府直辖，这固然与永乐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基于所处地域军事地理重要性与王朝垂直控制地方、布防京师之必要性考虑。

潼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明军北伐进入河南后即控制潼关，使陕甘蒙军不敢东向，其军事地理重要性自不待言。明人郑岳也认为潼关卫之设是因：“方今万乘都幽燕，西顾雍陕……宣犬牙相制意”[50]，表达了潼关卫控制地方，拱卫京师之意。同样，泽州地处上党南部，为由中原入山西的军事要道之一。明初进军山西，即由河南怀庆府，北逾太行取泽州，再取潞州，进而占据山西。顾祖禹论其军事地理形势说：“山谷高深，道路险窄，战国时秦争韩、魏，往往角逐于此。自两汉之季以迄晋室之衰，自晋阳而争怀、孟，由河东而趋汴、洛，未有不以州为孔道者。……唐之中叶，泽潞一镇藉以禁制山东。说者谓州据太行之雄固，实东洛之藩垣。”[51]对于定都关中、河南的历代王朝来说，泽州之地“盖太行为河北之屏蔽，而州又太行之首冲矣”。永乐定都北京后，王朝国防线在内、外长城一线，而山西则为国防重地，内、外长城交互盘结，其东南上党地区为堵截蒙军的战略要地，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俺答汗不孩由太原南下欲犯平阳、泽、潞，时人认为蒙军南下入晋进攻线路有数条，其中之一“由泽、潞冲突太行，越入怀庆，此入临清、真定仅数百里。宜令请潞守臣福兵堵截，使贼不得过太行，乃为无虞。盖潞安、黎城等处与河南武安接境，一下武安则地旷难守，河南山东、北直隶一带俱为可虑也”。[52]因此，于此地设置卫所直属中央，镇抚地方，防控京师尤为必要，显然永乐七年（1409）宁山卫改属后军都督府之举用意不言而喻。所以明人徐问说：“山西宁山、陕西潼关等卫，设为直隶，盖欲犬牙相制，以御防外侮，拱卫京师。而京师拥列诸卫，居重以驭轻，强干以弱末。”[53]所言“诸卫”显然是直属中央的卫所，而非地方卫所。

3.宁山卫之军事职能

与潼关等卫所一样，宁山卫之设置体现了明王朝疆土管理、空间控制的另一套体制，是基于区域军事地理形势和王朝国防考虑的垂直控制意图，对于此种卫所应突出其自上而下的空间控制功能。

（1）控驭地方，即控制交通、军事要区

泽州地处晋豫交通的咽喉，军事地理形势尤为紧要。综观山西都司辖境卫所，山西南部卫所的推行与交通线路有极大的关系。以太原为中心，沿汾河，经潞、泽二州南下自古便是通往关陕、河洛的要道。洪武元年（1368）攻占潞州后立刻设立的潞州卫和四年（1371）开置的泽州守御千户所，皆位于晋东南两大府治内，控制了河南与太原间的交通。[54]只是当时是山西地方卫所。永乐改隶后军都督府后，宁山卫之功能完全转变为上述明兵部所言“控制河南、山西二都司”之用，一旦两个地方有警，直属中央之宁山卫便可制衡其间。可以说宁山卫之设是王朝为控制地方、强干弱末而埋下的军事伏笔。

这种控制意图，具体而论，可由泽州地区宁山卫军队活动来体现。卫所屯田是卫所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自不待言，而镇抚地方则是军事卫所的最本质的职责。宁山卫军士除了要镇守泽州城外，泽州地区一些能进入河南的重要关口也要把守，虽则史料有限，但仍可钩稽一二。如泽州陵川县五度关，明初就以宁山卫官兵镇守；永和隘南六十里路通河南修武县，明初曾设巡检司，裁撤后又调宁山卫官兵守之。泽州南部碗子城地处太行之巅，为晋豫险关，道路险窄，明正统间宁山卫指挥胡刚凿石平险，“车骑差可通焉”。[55]

（2）御防外侮，拱卫京师

直豫晋交界地区处京畿南翼，为拱卫京师，宁山卫之设置有其必要性，这可由宁山卫军队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动向窥见大概。明代直属五军都督府之卫所很多，但并非所有卫所军士都要到京师、北边操练、戍守。永乐十三年（1415）曾“诏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临阅”。仁宗初期，逐渐改为“调直隶及近京军番上操备”，[56]大致为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卫所。当时这些卫所只是进京操练，总为“三大营”。正统中期，京操军开始戍边，于每年春、秋二班戍边，防卫京师，如榆林镇戍守卫所：“旧以陕西左、前、后、右护卫，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并河南南阳卫、颍上千户所，直隶潼关、宁山二卫官军，轮班哨守。”[57]万历初期尚有“官军共一万二千六百三十六名，各轮班赴镇”。[58]春、秋二班戍边主要根据蒙军多年南下时期而制定，春季称春防，秋季则为秋防。由明代实录等资料来看，宁山卫戍边地点范围很广，西北方向至延绥镇（榆林）、延安、绥德等地，东北则有大同、蓟镇，特殊时期还要到京师、真定等地操练。根据有关资料，兹列表1—2：

表1—2 宁山卫之军事动向

由明实录来看，延绥镇和蓟镇宁山卫戍守最为频繁。榆林镇为明西北国防重镇，为防卫蒙军之重要前沿，除该镇常备军外，仅轮班卫所包括西安、南阳、潼关、宁山、颍上等卫所马步官军就有“一万一千一十三员名”[59]，不过宁山卫具体军士数量还不清楚，估计至少不下三千人。蓟镇近在畿辅，实为腹心之地，万历初期宁山卫蓟镇设春班游击，据滑县县志载“明制宁山卫蓟镇防守官军三千员名。万历癸酉，督臣汪道昆奏宁山卫专设游击一员领春班”。[60]万历时期，频繁更换、调动宁山卫春班游击官员，仅实录所列就有万历四年（1576）、七年（1579）、八年（1580）和二十三年（1595）[61]，说明当时宁山卫蓟镇戍守之形势颇不平静。由表1—2来看，特殊时期宁山卫军士还要到一些地区操练，以备调动，如在北京、真定地区等，这充分说明了宁山卫作为中央直属卫所所担当之防御外侮、拱卫京师之职能。

（二）垂直互动：屯田、军户分布与军民矛盾

1.宁山卫之屯田与军户

卫所屯田、军户是卫所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是考察卫所对于地方社会影响之媒介。明代卫所军士肩负屯田、操练、守城等职责。就屯田而言，内地卫所较之沿边卫所屯田更为其首要任务。

宁山卫除了泽州凤台县有屯田九十三顷外[62]，其余屯田皆分布于直隶大名府浚县、滑县，名为东屯；河南卫辉府新乡、获嘉、辉县，名为西屯。成化时期，东、西军屯岁征屯田籽粒二万八千余石。[63]直豫交界地区明初战乱后人口损失较大，田地荒芜，又是较为肥沃的地区，也是山西移民的主要输入地，是直隶、山西、豫北卫所的主要屯田地区。宁山卫东、西屯屯田规模不尽相同，东屯之浚、滑县境内屯田“凡二千五百三十九顷七十九亩七分”[64]，所收屯田籽粒归入卫籍“以赡军需”。到了后期，因宁山卫军户大量侵吞、占有民地，屯田又有所增加，如顺治十六年（1659）归并宁山卫屯田，滑县归并宁山卫屯田就有三千零六十一顷五十三亩四分，浚县归并宁山卫屯地一百六十八顷八十亩五分。[65]

宁山卫屯军于滑县境内者有四所，即宁山卫左所、右所、后所、中中所，共三十一营。清初曾专设宁山卫守备一员总理两屯，左右屯千总二员分理两屯，左千总驻守滑县管理东屯，直至顺治十六年（1659）裁撤为止。[66]宁山卫西屯规模也较大，顺治十六年裁撤宁山卫，其中“新乡县归并宁山卫正供原额中沙碱参等小亩屯地一千十八顷九十九亩”[67]；获嘉县收并宁山卫原额地两千六十五顷一亩八分八厘；辉县收并宁山卫原额地三十六顷二十一亩[68]，与东屯屯田规模几乎相当。与豫北明代其他卫所相比，宁山卫屯田规模皆居前列，其影响也就最大。以大名府为例，大名府内卫所屯田共有79处，其中内黄县6处，分属彰德卫（3处）、潞州卫（3处）；东明县26处，分属彰德群牧所（8处）、怀庆卫（18处），而宁山卫之屯田就有47处（其中濬县2处、滑县45处）[69]，占屯田总数之59.5%。

图1—4 明代宁山卫及其屯地分布示意图

说明：此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明时期》编绘，万历十年（1582）。

宁山卫军户规模同样为数不少，可参见表1—3：

表1—3 宁山卫屯田各县民户、军户数字一览表

宁山卫屯田军户以滑县军户最多，其次为新乡、辉县、获嘉，浚县最少。表1—3只是明中期的数字，明中期以来，卫所军户大量逃亡，明初的军户数量自当高于上表所列数字，如获嘉县明初军户据推算就有2000户。[70]至清初，宁山裁撤后归并屯丁，东屯之滑县并宁山卫屯丁九百八十九丁；浚县并宁山卫屯丁七十六丁，[71]共1065丁；西屯之新乡县收并宁山卫屯丁七百八十七丁，获嘉县收并宁山卫一千九十五丁，辉县收并宁山卫屯丁三十二丁，[72]共1914丁，亦可见明末宁山卫军户屯丁之规模。

由卫所屯田、军户的规模可以看出卫所对于地方州县之影响力度，屯田、军户越多，给予地方的潜在影响也就越大。一方面，卫所屯田分割了大量民地，无疑减少了地方收入。如清初裁撤宁山卫后，卫所屯丁、屯田归并于地方州县，与民丁、民田“同应力差，而折纳丁银”，仅新乡县新增银就有2152.512两。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屯田、军户错杂于地方州县，军民杂处，在初期卫所官兵尚能恪尽职守，军民晏然，久之难免不与地方民户发生纠葛，甚至形成军强民弱、“军悍民柔”之势。如嘉靖时期滑县“糜境杂军屯田，而其长又皆武夫”，桀骜不驯。后得知县张佳胤“仁覆威约之，有弗敢背叛去者”。[73]其后，宁山卫屯军恣意占据民地，致使军民田亩不清，界限混乱，军民词讼不断。卫军或“占民为军”，或“假军匿民”，继任县官不能理问，田地之荒熟瘠沃，也无从分辨。这种情况在明中后期一发而不可收拾，宁山卫军官腐败，军士在地方为盗，军民纷争不断，一时成了直豫晋交界地方社会之一患。

2.宁山卫之腐化与军民矛盾

顾炎武曾引述明代《广平府志》论述明代卫所屯田于内地所蕴含的“祖宗深意”，其曰：“屯田有边屯，屯于各边空旷之地，且耕且战者也；有营屯，屯于各卫就近之所，且耕且守者也。今广平之屯乃于畿辅之地而立山西诸卫之屯，谓之下屯。军则戍于卫而留其余丁于屯此。祖宗之深意远虑，相维相制之法也。”[74]然而明中期以来，随着承平日久，卫所制度已露腐化之端，作为王朝控制地方、拱卫京师之重要军事机构，直属中央之卫所官兵战斗力普遍下降、武备废弛、戍守失期，宁山卫同样如此。而宁山卫为直隶后军都督府卫所，山西、河南二都司、布政司皆无法直接管理，其为患也最为明显，表现有如下数端：

（1）卫所军士侵占民地，甚至窝藏逃民、盗贼。正统三年（1438）四月，河南卫辉府获嘉等县屡岁不登，居民就食他处，其田地却多为宁山卫屯卒所占，甚至被其劫掠，“其势渐盛”。[75]到了成化六年（1470），大理寺左少卿宋旻又奏称宁山等卫所，“近年以来，守城官军多去屯所隐住，四散立营，占夺民地，或置立庄田，不纳子粒，或窝藏逃民”。[76]正德十年（1515）九月，巡抚保定都御史张淳又奏称大名府境内宁山卫等卫所军营杂处，往往藏匿盗贼，请求官员稽查。[77]

（2）指挥官营私舞弊，巡视不及，致使军士为盗。早在宣德五年（1430），宁山卫指挥使李昭曾私毁城楼，“以造私居，私役旗军。岁割漆二千斤，办料豆八百石，科各所铜钱六千三百斤，占耕官军屯田百余顷，收粮虚卖，实收一万余石，敛各屯子粒二万余石，减克军粮五百石”[78]。下级军吏欲上奏告发，却被其遣人追回杖杀，其行为张狂而发指。上行下效，屯田军士乘卫官巡视不及，“往往纵恣为盗”。宁山卫坐落山西，却不受山西官员约制，指挥官坐镇泽州，与屯田军士相隔甚远，因此对下辖军户往往难于巡视，“军多为盗”，只能借助河北道等地方官员协助管理。弘治初年，情况更为严重，以致弘治皇帝亲敕河南按察司河北道官员：“因统束不一，巡捕官兵不去巡视，以致宁山等卫屯军肆无忌惮在彼聚为强盗，白昼劫财杀人，深为民害”，[79]责成河北道官员严加督办，以祛民害。正德十年（1515），保定巡抚张淳又奏请于宁山等卫军屯处“每屯置一屯老，十家置一总甲，听州县官稽查”，认为这样“则有司之权重，而盗可息”。[80]即将管理、监督之权委以地方官员，宁山卫之为患、腐化形势可见一斑。

（3）由于戍边极远，不堪军差繁重，宁山卫军户逃逸之事屡有发生，政府利用勾捕法清勾逃亡军户，加剧了地方不安。宁山卫戍守地点主要在榆林、大同、蓟镇等地，由于戍守路线过长，军户大多逃散。如成化七年（1471），延绥巡抚余子俊等就已奏称：“潼关卫设于陕西、河南界上，宁山卫设于山西、河南界上俱直隶督府。都、按二司不相统属，虽有巡按御史，以境土隔远，难于遍历，遇有勾补，未免延缓后期。”[81]即用勾捕之法，清勾逃散军户，不过成效始终有限。宣德以来即容许“以少壮义子及同籍女婿”补役，随后又有“女户当差”者。宁山卫军户无子嗣者，以出嫁女儿之子承袭军差；若出嫁女儿无子或仅有一子，不能承袭军差，则以夫家兄弟多余之子承袭。[82]甚至以租佃军户屯田之佃户补军，这无疑给地方州县行政管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加剧了地方不安。

（4）军民词讼不断。宁山卫军民词讼问题，可由明末张肯堂所著《辞》窥见一斑。张肯堂于崇祯二年（1629）至七年（1634）间，在直隶大名府浚县任知县，任内处理了大量军民案件，《辞》即为审理民、刑事案件的判牍。于志嘉对其中涉及军、民案件的十九条判牍做了复原，其中涉及宁山卫之案件就有十二件，亦可反映出宁山卫军户与地方民众词讼之严重情况[83]。宁山卫军户在当地为盗，侵吞地方田地之事时有发生，也使直豫交界地区成了“军民多讼”“军士健讼”之地。

对于宁山卫屯田官军的诸多劣迹，明王朝也非不察，只是宁山卫直属中央后军都督府，意在与地方犬牙相制，控制地方，一时难以改隶，地方政府也多无办法。前述正统三年（1438），河南监察御史丁璇请求将“宁山或隶河南，或隶山西”，但兵部却认为“宁山所以控制河南、山西二都司，规划已久，难改隶”。[84]这样，只能依靠地方干练官员，妥善协调监管，使之不得干扰地方民生。成化六年（1470），大理寺左少卿宋旻题请批准“能干官亲临屯所拘集，军卫、有司逐一清理，验其丁口、田地，审其所纳子粒，归并一营，不许四散居住。仍沿门置立粉壁，编成火甲，十家为伍，互相觉察。不许窝藏逃民，仍令所在官司掌印，并巡捕官时常提督点视，倘有盗贼及与民争讼，就率领火甲人等擒拏究问。敢有似前曲为回护不出官者，不分徒杖罪名，俱调发边”[85]。弘治时期辉县知县刘玉，因断案公正，军民一视同仁，得到地方拥戴。嘉靖《辉县志》称：“辉俗病于未淳……军民有讼未平者，争诉于公（刘玉），公为之剖决，忻服而去，凡百所为一。……凡军卫、有司讼未决者，委以按至；差未平者，委以定制。远近寂无怨声。”[86]再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浚县知县徐廷裸实行均田，勘察军夺民地情况，“初法之行，军官狂戾，呶哗諠聒，务为挠沮。公（徐廷裸）持益坚，开告首连坐之法，理宁山河南之籍，而均弊清矣。”[87]不过，卫所制度根深蒂固，难以裁革，即使干练之官员其对于军民矛盾之处理也颇为棘手，宁山卫在直豫交界地方之弊病一直持续到明末，与明代卫所制度的腐化相始终，上述明末张肯堂的案件判牍即为最好的说明。

总之，明代宁山卫属直隶中央卫所，地处山西、河南二都司交界地带，其设置目的在于控制地方，拱卫京师。这也使其从设置之初便给地方上带来隐患，即地方都司、布政司无权过问卫所日常管理事务。明中期以来，随着卫所制度的僵化、涣散，卫所军户大量逃散，卫所制度逐渐腐化。宁山卫绝大部分屯田、军户分布于直豫晋交界地区，为患日剧，反映了中央直隶卫所与地方州县之垂直互动，互动形式表现为冲突。如同明代其他直隶卫所一样，“这些直隶卫所的配置，乃是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以支援中央、牵制地方为目的。不料最终却因为中央统治力量的衰弱，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反而必须仰赖地方，藉地方之力始能正常运作，可以说极大程度的见证了明代君主专制政权由盛而衰的过程”[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