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谪仙人

很少有人像李白一样，在生前就已经牢牢地树立了自己的天才地位，他的才华实在是太过夺目，以至于人们说他是太白星精下凡，是属于天上的，不是我们这个人间能够拥有的。

口吐天上文

在中国的诗史甚至历史上，横空出世的李白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一个推崇勤奋超过才华的国度，李白以他的惊世之才，让人们一个个瞠目结舌。他就像一个天外飞仙般的人物，浪漫、神秘、矫矫不群，不管是他的诗还是他的人，都让人惊叹这不是凡俗间应有的。

有“燕许大手笔”之称的苏颋称赞他“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贺知章一见他，就称他是“谪仙人”；殷璠说他写的《蜀道难》等篇“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任华写诗说“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李阳冰夸赞他“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

很少有人像李白一样，在生前就已经牢牢地树立了自己的天才地位。他的才华实在是太过夺目，以至于人们说他是太白星精下凡，是属于天上的，不是我们这个人间能够拥有的。

还有人说“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传说历史上“梦笔生花”的还有南朝梁的江淹、五代的和凝、宋代的范质，但他们一个个都泯然众人了，只剩下李白傲立千古。

死后，李白的天才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杜荀鹤经过他的墓地时，用一首诗来凭吊他，“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称誉之高，莫过于此；皮日休在所写的组诗《七爱诗》中专列一首“吾爱李太白”，赞他“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太白天才豪逸”，傅若金在《清江集》中称“太白天才放逸”，宋褧在《太白酒楼》一诗中称其“天才气凌云”，方孝孺在《吊李白》一诗称“唯有李白天才夺造化”，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中称“李翰林天才纵逸……”

钱易曾在《南部新书》一书中说：

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

“绝”就是极致或独一无二的意思，等于说李白是“天才之最”，是天才的最高代表。

的确，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天才有名字的话，那么一定叫作李白。千百年来，李白已经成为了天才的化身，人们一说起天才，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

天才一般来说都是不可描述的，但我们还是试着来概括一下李白作为天才的特质。

这种天才首先表现在才思敏捷上，杜甫称赞说“李白斗酒诗百篇”，皮日休说“醉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李白也说自己“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宋人罗大经说“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这就是天才和地才的区别，天才的思维远较一般人敏捷，这是后天努力也难以达到的。

文以气为主，李白的天才还表现在气势上，用苏轼的话来说，李白“气盖天下”，无人可以与之争锋。魏颢盛赞说：“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说李白得天地之气，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

范传正、裴敬等人也指出李白其人其文：“受五行之刚气”“其文高、其气雄”。

昔人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一代大儒方孝儒在《李太白赞》里以气立论：“唐治既极，气郁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矫矫李公，雄盖一世。麟游龙骧，不可控制……此气之充，无上无下……彼何小儒，气馁如鬼，仰瞻英风，犹虎与鼠。斯文之雄，实以气充。”

这股气，现代学者赵昌平概括为“英特越逸之气”，说李白集结了孟子的英特之气和庄子的越逸之气。照我来说，可能概括得还不够全面，李白之气，集合了浩然之士气、豪放之侠气、飘逸之仙气以及风流之酒气。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李白也是如此，他临终时仍在以大鹏自拟，那股独属于他的气势，至死未歇，生命越到晚期，这股气势反而越发雄壮，一直到人生的尽头，仍是沛然莫之能御。

到底什么是气？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生命的能量和热情，李白大概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最具生命力的，没有之一。由于其生命力过于充盈，光靠写诗已经挥霍不了他的能量，所以他才兴致勃勃地去修仙、去任侠、去炼丹、去喝酒、去追求政治理想，一辈子做了别人几辈子才能做的事，还不费吹灰之力。

晚年，李白追随永王李璘去东巡，本质上可能还是生命力旺盛的缘故，只有通过这种上天入地的折腾，才能释放他无处安放的力比多。因为生命力太过充溢，有时候甚至表现为一种破坏欲，比如“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虽是诗人狂言，也展现了他那种想粉碎一切的破坏欲。

人年轻的时候大多是充满朝气的，随着生命的流逝，慢慢才变得暮气沉沉。李白不一样，他的身上，始终洋溢着一股浓浓的青春气息，仿佛从未老去。千百年以来，李白始终是以一种少年人的形象活在我们的心中。李白的魔力，就是青春的魔力，李白的气质，有人形容为“朝阳气质”，有人说他身上有种春日气息——都和青春有关。他这一生，以其传奇经历，谱就了一曲“青春之歌”。

后人评价唐诗：“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明。”

可以说，盛唐最好的诗都是生气勃勃的，包括王维早期的诗歌，以及杜甫追忆开元盛世的诗，但只有李白，在夜郎被赦归来后仍然能够写出“朝辞白帝彩云间”这样朝气蓬勃的诗，他的人和他的诗，都没有一丝暮气，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所以后人才将李白看成是盛唐气象的最突出的代表，而不是走向“佛系”的诗佛王维，或者好像从未年轻过的老杜杜甫。

人禀气而生，气有正邪，则人有善恶。《红楼梦》发掘出第三种人性并命名为正邪两赋之人：

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很奇怪这其中没有李白的名字，照我说，李白比以上所列举的人物更为典型，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定义他，就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这种正邪两赋的气质。

天才李白，实际上是诗国里的英雄，堪比战场上的曹操，英雄元气淋漓、不拘小节，这就涉及到李白作为天才的第三个特质，也就是不羁。

李白曾以天马自比，我们这个尘世对于他来说就像一张大网，处处都是束缚，处处都是羁绊，于是他这匹天马就要奋力腾跃，想要破网而出，腾空而去，那些满怀郁勃之气的诗歌，正是这种挣扎留下的痕迹。

尘世间充满了种种烦琐的规矩，而在李白看来，规矩就是用来挑战和破坏的。他作起诗来，不屑于细微的雕琢，也不耐烦去讲究声律对偶，前人设定的一切规则，都被他天才的创造力击得粉碎。

在生活中，李白更是无视一切规则。作为一个天才，他觉得自己理应被这个世界优待，尘世间的传统和礼教，是用来规范我们这些凡人的，而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自然是不愿意被这些所约束。那种规行矩步的腐儒们，在他眼里只是世俗的囚徒、礼教的笨汉，可笑得很。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李白也有他的枷锁，那就是对功名的向往与追求，这种济世之志是他戴了一辈子的“纸枷锁”。但每当功名利禄与自由意志产生冲突时，他还是能够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所以李荣浩那首“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的歌才会如此流行，李白创造的人生范本和生活方式，在一千多年以后仍然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没有人想活成杜甫，那样太苦了，也没有人想活成王维，那样太清心寡欲了，更没有人想活成李商隐，那样太憋屈了。可我们都想做李白，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因为他够任性。

再没有比李白更任性的人了，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总要我行我素。有时候他甚至任性到让我们惊叹，一个人怎么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到这个程度？他就不怕太嚣张、锋芒太露，会导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吗？他就那么特立独行，不怕别人指指点点吗？

他还真不怕。要是怕了怂了，就不是李白了。人们总是活得顾虑重重、太过沉重，李白的出现，如同石破天惊，告诉我们，原本人还可以活得这么率性，这么不管不顾。他当然也付出了他的代价，那就是一辈子都颠沛流离，从未获取过主流认可的成功，但总体来说，他这辈子活得还挺不错，至少一直都随心所欲，一直都呆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黑塞说，人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找到自我，固守自我，比他早生一千多年的李白，显然可以看作是黑塞的先行者。

该如何形容李白呢？

他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人，一个酒徒、一个狂士、一个炼丹爱好者、一个热爱漫游的人、一个侠客、一个追月亮的人、一个孤独旅者、一个壮志未酬的失意者、一个对酒当歌的快活人、一个任性妄为了一辈子的人。但可能我们最熟悉的属于李白的那一重身份，还是一个不羁的天才。

不羁，正是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的秘诀所在。因为无所顾忌，他才能将上天赋予自己的独特生命力发挥到淋漓尽致，才能大展拳脚，开创出一个空前绝后的“李白诗歌宇宙”来。

人们总说李白不可学，其实真正不可学的，不是他的天分，而是他的个性。

从古至今，有天赋的人何其多也，但再也没有人能够复制李白的传奇，因为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各自的枷锁之中，再也没办法像他一样任性。

躁狂抑郁多才俊

有一句话叫，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丁肇中说：“一个天才，和一个神经不正常人中间的距离是非常短的。”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说：“没有一个天才不是带有几分疯癫。”

李白在那个时代，常常也是被人看成是狂人的。狂人，多少是有几分疯疯癫癫。唐文宗时，下诏将“李白歌诗、张旭草书、裴旻剑舞”并列为三绝，这个张旭，又和李白同列为“饮中八仙”，外号就叫“张颠”，喝醉了酒就以头濡墨，然后拿头发去写字，也是个疯疯癫癫的天才式人物。

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在他写的《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一书中，曾经将李白和莫扎特相比较，从创作方式来看，李白像莫扎特，杜甫则似贝多芬。

莫扎特是天才型音乐家，一个复杂的交响乐或者歌剧，每个音符都完美地在他大脑中形成，然后他才落笔，熬上一天两夜，一部大作就诞生了，几乎没有涂抹修改。而贝多芬的创作则是人才型的，他坐在钢琴前苦思冥想，弹几个音，写几行谱，扯掉几根头发，然后把谱纸撕碎，重新再写。这样反复N次，一篇作品慢慢成形，还要反复修改才能定稿。然而定稿之后的作品，比莫扎特的神来之笔一点不差。

歌德曾这样评价莫扎特，神的创造力在人间的化身，他的音乐才华是神送来的。这多么像中国人对诗人李白的评价。

李白的诗和莫扎特的音乐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都是那样天真烂漫、天才横溢、富有生机，两人的生活方式也有类似之处，他们都挥金如土、沉溺女色。莫扎特无畏而天真，内心纯粹却口无遮拦。在一部关于他的传记电影里，他经常肆无忌惮地讽刺别人，还常常爆发出一串神经质的笑声。他桀骜不驯又不可理喻，是同时代人眼中的疯子。

除了莫扎特，李白还常常让我想到一个天才“神经病”，那就是画家梵高。我第一次看到的梵高的画，就是著名的《向日葵》。画中大团、大团的金黄色，那么明亮，那么绚烂，满是生命的热情和活力。只看他的画，你根本不知道他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多看几眼，就会感觉被画中燃烧的那种激情给点燃了，这和阅读李白诗歌的感觉何其相似。

如果我们把天才看成一种生命的能量，李白和梵高都是那种能量巨大的“超人”，他们的情感远远比一般人要强烈，当这种情感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就会形成笔夺造化的感染力。

梵高生前籍籍无名，种种异乎寻常的行为使他被人们看作疯子。他在一生中经历了严重的情绪波动和心理困扰：他与朋友争吵过后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又在37岁时走向麦田，然后举枪自杀。在短暂37年的生命里，梵高以火一般的热情，甚至是在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创造出一个绚丽多彩、熠熠发光的色彩世界。

“我是个狂人！”梵高在生前就向弟弟提奥宣称：“我感到内心有一股力量……一团熊熊燃烧、无法熄灭的火焰。”

在那本关于他的著名传记里，作者如此描述说：“当人们早已将那令人窒息的青春狂热抛诸脑后时，文森特却仍沉溺其中。巨大、无法平息的激情席卷了他的人生。”

梵高患有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也就是俗称的躁郁症。历史上患双相情感障碍的文艺家们并不少，如画家达芬·奇、高更，作家海明威，诗人拜伦、海子、顾城……

躁郁症并不罕见。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通过现代精神病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近代300位著名人物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政治家中占17%的人，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如希特勒、林肯；

在科学家中占18%，如安培、哥白尼、法拉第；

在思想家中占26%，如罗素、卢梭、叔本华；

在画家中占37%，如梵高、毕加索；

小说家和诗人中占的比例最大竟达46%，如劳伦斯、普鲁斯特、福克纳。

通过这一研究，他认为，天才的创造性才华和精神病人的病态心理，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用最新的核磁共振扫描技术查看躁郁症患者的脑部结构扫描图像后，你会发现——处在抑郁状态下的大脑，会呈现阴冷凝滞的深蓝、暗紫和墨绿色；而处在躁狂状态下的大脑则会像圣诞树一样闪亮，呈现明亮的红色、黄色和橙色。

科学用色彩无比精准地抓住了两大特点：抑郁期的冰冷死寂和躁狂期的生动亮丽。

在大脑“地震”的躁狂期，人的心智会获得力量，获得从未展示过的天赋——看似致命的弱点里，居然隐藏着最大的优势。

美国精神病医师所著《躁狂抑郁多才俊》一书中，列举了25位历史名人，如：贝多芬、梵高、牛顿、海明威，他们终其一生都有着双相情感障碍的典型表现。

躁狂抑郁虽有千般不是，但其所带来的魅力与才智、活力与干劲、自负与坚持、触及本质与直指人心，却无疑给世人带来了更具原创性、更加震撼人心、更为横空出世的各种作品。

所以，双相情感障碍一度被误以为是“天才病”。这未免太过美化了这种疾病，只能说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由于敏感而情绪更不稳定，更容易患上这种病。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状态经常被比喻为坐在情绪的“秋千”或者“跷跷板”上，这个病，时而抑郁，时而躁狂。患此病的典型表现就是：躁狂时，觉得自己处于世界之巅，精力过人；抑郁时，却又感到坠入黑暗深渊，抑郁、孤僻，甚至想要自杀。

读李白的诗，常常也有这种坐跷跷板的感觉。不，跷跷板可能还是太温和了，应该是过山车才对，时而飞上云端，时而又坠入低谷。这样看来，他很有可能也患有这种双相情感障碍，症状还不轻。

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人，难免会走向崩溃，不是疯了，就是自杀，像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伟大的梵高自杀了，原因在于他严重的躁狂抑郁症的驱使。

而贝多芬和狄更斯的健康则都因其各自狂躁抑郁性的行为而受到了重大的损害，从而导致两人都在60岁之前就暴病身亡。

牛顿的情形比前三位要好多了，但是，他也受到躁狂抑郁的折磨而饱受苦楚。

那么李白为何既没有发疯，又没有自杀？

可能是因为他和典型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还是有区别，要是区分得细一点，他患上的是躁狂症，要想让他抑郁是很难的，他顶多低落一会儿。和梵高一样，他也拥有一颗狂热的心，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永远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人生的挫折、政治的失意只会让他更亢奋，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永远都处于世界之巅，至少他自己一直这么觉得。

身患躁郁症的人一定会比常人更痛苦吗？

BBC拍摄了一部叫《躁郁人生》（Stephen Fry:The Secret Life of the Manic Depressive）的纪录片，英国喜剧演员史蒂芬·弗莱在片中凭自身罹患躁郁症的经历，与许多有过同样经历的人或者家庭进行交谈。

他多次抛给观众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按钮，按下它，躁郁症的所有方面都会消失，你会按下它吗？”

大多数人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尽管他们身受躁郁发作的痛苦，但他们仍然不忍割舍轻微躁狂时喷薄而出的创造力。

如果按下那个消除躁郁症的按钮，那么消除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还有巨大的快乐。

就像李白，我们寻常人可能只看到他上下求索、求而不得的痛苦和失落，却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那种追求过程中伴随的快意。

他的痛苦和快乐都是常人的数倍，他肯定不愿意按下那个键，因为他宁愿在情绪两极中摇摆，也不愿意陷入无喜也无悲的平静之中，那样太乏味了。

由于与生俱来的躁动与狂热，他的渴望总是比别人要急切，虚荣心也远比常人要强烈得多，不喜欢他的人会觉得他太急躁、太世俗，但是去除掉这一切，就好比一个人完全没有了水分，那将变得多么干巴巴。

中国人的传统认识里没有躁狂这两个字，他们常常提到的是“兴”。李白的诗中就常出现这个“兴”字，比如：

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江夏别宋之悌》）

爱此溪水闲，乘流兴无极。（《姑熟溪》）

乘兴嫌太迟，焚却子猷船。（《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

和王维那种“兴来每独往”的雅兴相比，李白式的逸兴显然更为充沛、激荡，乃至于颇有躁狂之感。

他的兴致一来，有时要上九天揽月，有时又想纵火焚船。以李白爱折腾的劲头，如果他没有成为一个诗人，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破坏分子。幸好还有诗和酒，这是他的解药，至少可以暂时抚平他的躁动不安。

李白仰慕的魏晋名士中也有不少被时人看作是神经病的狂士，像醉酒后一丝不挂还宣称要拿天地当裤子的刘伶，动不动就向人翻白眼、号称“礼岂为我辈设耶”的阮籍，生得玉树临风却酷爱打铁的嵇康等。

他们看起来精神状态都有些问题，但也没有人发疯或者寻死，可能是因为他们热衷于服用五石散，吃了这种药后就觉飘飘欲仙，什么烦恼都忘了。

酒就是李白的五石散、忘忧物，借助于酒，他将满腔躁狂都化成了创作的激情，“斗酒诗百篇”，宣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治愈。

李白的诗歌，是具有疗愈人心的力量的，一位叫马勒的奥地利音乐家，就是在妻散女亡、事业失败的人生最低谷，读了李白的诗后得到了治愈。

马勒以李白的诗歌为主体，创作了一组交响乐《大地之歌》，又转过头来疗愈了无数人。

其中的第五乐章《春天的醉者》，原诗为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

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

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

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

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

“春风语流莺”，透过诗人朦胧的醉眼看过去，人世间的一切烦恼都随风而逝，缠绵春风中只剩下流莺美妙的歌唱声。谁能够想到这么美的诗句，竟然出自一个疑似躁狂症患者的笔下呢？

他就是那只在春风中歌唱的流莺，用他的歌声，治愈了自己，也治愈了千千万万的人，不分中外。

人诗合一

2023年，一部名为《长安三万里》的动画电影风靡了整个中国，有人说，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选取了李白作为主角，而李白，正好是古往今来第一大文化IP。

为什么是李白？

因为中国孩子对于诗歌的启蒙，是从唐诗开始的，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是从“床前明月光”开始的。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的孩子自牙牙学语，就会跟着父母念诗。

唐朝以前的中国人，对诗的认识大多缘自《诗经》。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经》的话，连话也说不好。但唐以后，尤其自《全唐诗》问世以来，中国孩子最先读的，就不再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而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类。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都是每个朝代特有的文学，独领风骚，后世再也无法超越。

这些文体有些虽然盛极一时，却早已被束之高阁，比如汉赋，现在除了专业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人对司马相如、扬雄那些堂皇富丽的大赋感兴趣，有些尽管地位崇高，对于今人来说却也有些隔膜，比如《楚辞》《诗经》。这其中只有唐诗历久弥新，至今仍鲜活如才脱笔砚，由诗歌构筑的国度如果抽掉了唐诗，将会轰然坍塌。

唐诗是文学中的巅峰，而盛唐诗，则是巅峰中的巅峰。

诗至盛唐，至矣。

宋代严羽论诗首推盛唐，并明确提出“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明代胡应麟盛赞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

以李梦阳为首的明代前七子也提出“诗必盛唐”。

素来目高于顶的鲁迅也感叹说：

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诗歌到了盛唐才真正走向了成熟，在此之前，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魏晋南北朝诗，其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期。

别看李白那么推崇建安风骨，但我们读汉魏时期的诗，会觉得质胜于文，还是太过于质朴了，后面的“齐梁体”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绮丽不足珍”，内容和文采不能很好地兼顾。其实哪怕是曹植，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就像他的名篇《洛神赋》一样，未免华丽有余，内容空洞。

直到盛唐，才达到了前人所追求的“文质相炳焕”，实现了体裁和内容的完美结合。

盛唐人殷璠甚至给出了一个具体节点，即“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开元十五年，差不多正好是李白出川的时期，他处在盛极千古的时代——既是国家民族的黄金时代，又处在诗的黄金时代的交叉点上。

唐朝的建立，宣告着自汉末以来长达400年的混乱局面告终，中华大地上迎来了繁盛、统一的新局面。

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百姓安居乐业，士人意气风发，这是唐诗繁荣的肥沃土壤，也是唐诗超越前代诗歌的有利条件。

由于实现了大一统，唐代的诗人自然源出多个地域、多个民族，如李白、白居易之先世皆出于西域，元结、元稹、独孤及等源出于鲜卑，刘禹锡先世出于匈奴，都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盛唐诗的魅力，有概括为“盛唐气象”的，也有说是“盛唐之音”的，林庚先生说唐诗的好处是：

它易懂而印象深。易懂也还不算难得，难得的是能给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更难得的是小时候就背熟了的诗，今天再读时还觉得那么新鲜。……唐诗的可贵处就在于它以最新鲜的感受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启发着人们。它的充沛的精神状态，深入浅出的语言造诣，乃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完美的成就。

盛唐诗最显著的好处，正在于以最简洁易懂的语言，给人以最新鲜的感受。这不正好是李白给我们的感受吗？

李白大概是盛唐诗人中最富有口语气象的诗人，他的大部分诗都简洁、明快，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情思，其中蕴含的诗意无需翻译也无法翻译，恰好是最适合给孩子用来启蒙的诗，比如我们最耳熟能详的那几首：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翻看一部李白诗集，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来。这样的诗，就算是不识字的人，也知道是天生好言语。

当然，不单单是李白，像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岑参等也写下了大量明白如话却又韵味悠长的诗，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李白，被看作是盛唐气象最突出的代表呢？

简单来说，再没有比李白更纯粹的诗人了。“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这是蔡元培评价徐志摩的一句话，移之来形容李白也很贴切，他的人生，就是一首流动的诗。

中国人只要一提到诗人这两个字，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只有李白，唯有李白，在他身上，才真正实现了生命即诗、“人诗合一”。在中国，李白这个名字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符号，一种精神，一类浪漫美学，一个指向，一条通往自由之“道”。

要达到这个境界是很难的，中国绝大部分诗人都存在两个问题，不是人大于诗，就是诗大于人，我们都喜欢阮籍、嵇康的魏晋风度，但对他们的作品却知之甚少。人们提起嵇康来，顶多知道一句“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他们的诗歌，和他们人格的光辉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就算是陶渊明，所写的诗还是远不如盛唐诗歌那样脍炙人口。还有一类诗人，名作佳句多不胜数，偏偏人淡得像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让人只记住了他的诗，记不清他的人，没错，我说的就是王维，王昌龄、岑参也有这个问题。

要论人诗合一，只有苏轼可堪和李白匹敌，苏轼的特长是更全面，光论气质之纯粹和个性之鲜明，还是要输李白一筹。

王维写起诗来，恨不能完全隐身。他笔下的山，是一座空山：“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李白呢，写起诗来，首首都是“有我之境”，在他之前以及之后，都没有一个诗人像他这样乐此不疲地书写自我，他的诗不管是干谒也好，酬和也好，中心始终突出的是一个大写的“我”。

清人余成教在《石园诗话》卷一中曾论及李白诗的起势说：

太白诗起句缥缈，其以“我”字起者，亦突兀而来。如“我随秋风来”“我携一樽酒”“我家敬亭下”“我觉秋兴逸”“我昔钓白龙”“我有万古宅”“我行至商洛”“我有紫霞想”“我今寻阳去”“我昔东海上”“我本楚狂人”“我来竟何事”“我宿五松下”“我浮黄河去京阙”“我吟谢朓诗上语”之类是也。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不用专门查阅李太白集，也可随便略举几例：

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猛虎行》）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古风·其一》）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

他还总是喜欢在诗中自称“李白”或其字号，就像唐太宗总是喜欢自称为“世民”一样，显得特别可爱，比如“李白乘舟将欲行”“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李白诗中的我，是我行我素，“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我辈不作乐，但为后代悲”；也是唯我独尊，“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更是自我中心，“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他的人生理想，有说是功名利禄，有说是兼济天下，其实都可以换成一个现代人常说的词，也就是自我实现。他的诗，是由一个个孤傲的自我连缀而成的，李白最喜欢也最擅长的题材就是李白本人，塑造李白传奇的第一人，正是李白自己。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除了诗歌方面的卓越成就，李白还留给后代诗人一份重要的遗产：对于个人和诗歌特性的兴趣。仅仅杰出已不再令人满足，诗人必须既杰出又独特。因此，后代批评家总是劝告有抱负的诗人仿效杜甫，而不是李白……李白不可仿效的真正原因，却在于李白的诗歌主要与李白相关，其目标是通过诗中的人物和隐蔽于诗歌后面的创造者，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

我们常说盛唐气象，但如果没有李白，盛唐气象也许将是一团混沌，显得面目模糊，直到李白闯入诗坛，才以一己之力提升了盛唐气象的内涵和格局，让盛唐气象变得如此鲜明独特。

多么神奇，李白对于当时的诗坛本来是个外来客、游离者，最后，却成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代言人。真正的时代英雄，可能都具有这种超越并引领时代的作用，关于李白对时代的超越性，早有人说过“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

如今，李白和盛唐早已密不可分，我们会觉得，杜甫可以属于任何朝代，而李白只能属于盛唐。

只有盛唐，才能孕育和包容李白，如果生在其他朝代，他可能真的会发疯。

想想徐渭吧，年轻时何尝不是才盖一世、气雄天下，后来竟因忧惧而落到杀妻自戕的地步，或者会横死。比如那位方孝孺，专门写过《李太白赞》的明代大儒，却因为支持建文帝，落得被明成祖朱棣诛十族的惨烈下场。

文人们都爱借李白之酒杯，浇自己不遇之块垒，殊不知，李白已经算生逢其时，他和他的时代互相成就、互相辉映。

如果没有李白，盛唐也将失去至少一半的光彩，属于那个朝代的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去，我们已经见识不到吴道子的壁画，听不到李龟年和三千梨园子弟的歌声，也无法切身感受到公孙大娘的剑舞有多么精彩，连万国来朝的威仪、杨玉环的天生丽质都已湮灭。幸好还有李白的诗，让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关于盛唐的万千气象、山河澎湃、浪漫自由。

他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