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什么是义乌：政府行为与市场崛起

提要：商帮文化优势论、改革先发优势论以及地理区位优势论之外，一定还有更关键、更本质、更独有的义乌秘密／如果不能让民间的市场自发及时、适时、理性且收放有度地走向政府自觉，义乌市场则有很大的概率沦为平庸／政府行为，成为解读“义乌市场为什么”以及“为什么是义乌”最关键的发展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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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5日，在义乌市场建设40周年大会暨2022世界义乌人大会上，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王健描述了这样的新义乌——

今天的义乌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小商品市场的重要风向标。义乌市场汇集全国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这里“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全球小商品看义乌，小商品指数成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晴雨表。

今天的义乌市场，已经成为小商品制造走向全球的重要门户。义乌市场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产品展示、信息交流、经贸洽谈平台，为小商品制造走向世界开辟了便捷通道。义乌市场带动全国20多个产业集群、210多万家中小微企业，商品远销233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出口突破3600亿元，把小商品做成大产业，撬动了全球大市场。

今天的义乌市场，已经成为贸易业态创新的重要策源地。进口转口、网红直播、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形成全产业链电商生态圈，快递业务量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开放Chinagoods数字贸易平台，向全球采购商提供一站式数字通关、数字物流、数字结算等服务。

今天的义乌市场，已经成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对内链接全国287个二级分市场，物流直达1500多个县市。对外联通“一带一路”，义甬舟连接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义新欧架起欧亚大陆钢铁桥梁，156个海外仓、275条“环球义达”国际专线织密全球贸易服务网络。

今天的义乌市场，已经成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重要平台。义乌已拥有88万户市场主体，义乌市场关联带动全国3200多万人员就业，为全国5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来料加工，“百县万品”为全国421个县市1.22万款农产品开拓销路。

今天的义乌市场，已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义乌市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品和商人，有各类外资机构8000多家，每年纷至沓来的外商逾50万人次，常驻外商1.5万人。

义乌市场建设40周年大会暨2022世界义乌人大会现场

从1982年作为浙江乃至中国的第一批专业市场率先萌生，到199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一次统计发布中国专业批发市场龙虎榜，义乌小商品市场即跻身“十大专业批发市场”之首，并将这一桂冠连续保持至今。这个被联合国、世界银行赞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专业市场的成长足迹，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相伴相随。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从闻名遐迩的“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出发，如同一路向东、40年奔流不息的大河。其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最为深刻、彻底的省份无疑是浙江。在改革“模范省”浙江，大浪淘沙，样板、典范各领风骚。能够贯穿40年乃至更长久历史轴线却依然熠熠生辉的改革“常青树”，若论人物代表，当为万向集团创始人、被誉为浙商第一人的鲁冠球；若论区域经济经典样本，则非被誉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莫属。

那么，为什么是义乌？义乌是如何崛起为中国专业市场最成功的“东方启动点”的？义乌凭什么成长为40余年长盛不衰的“常青树”？在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发展经验中，义乌最重要的究竟是做对了什么？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媒体围绕上述疑问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商帮文化优势论。这一直是对义乌市场奇迹最为热门的解读视角。理论界普遍认为，义乌市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义乌“敲糖帮”。解开义乌秘密的第一把钥匙，肯定是鸡毛换糖的义乌“敲糖帮”的前世今生。

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土地狭少。和浙江南部许多地区相似，义乌也面临着人多地少的困境。更糟糕的是，处于金衢盆地的义乌土质属黄红壤，黏性大而肥力较差。土地不养人，经商便成了农民糊口活命的生存之道。黄红壤不适宜种水稻，却盛产甘蔗，用甘蔗熬出的红糖成了千百年来义乌的一大特产。冬春农闲时节，义乌农民们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村串巷，用红糖制成的糖饼向客户换取鸡鸭鹅毛、废铜烂铁。换回的鸡鸭鹅毛按质量分等，好的可用来加工鸡毛掸，差的下田沤肥。“敲糖帮”由此产生，相传了至少数百年。慢慢地，糖饼不再是唯一的交换中介，针头线脑等各色日用小商品也装进了货郎担，“敲糖帮”逐渐成长为义乌最重要的民间商业力量。

“敲糖帮”的行踪并没有局限于义乌。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货郎担远走他乡，最怕的就是势单力薄。由此，“敲糖帮”内部开始趋于合理分工、日渐紧密，成了真正的“帮”。从组织结构看，“敲糖帮”分为游走四方的“担头”与“坐坊”两大体系。“老路头”是“担头”中地位最高的，管辖数位“拢担”；“拢担”之下是几个“年伯”；“年伯”再下辖若干“担头”。“坐坊”则专门为“担头”提供配套服务。其中，“糖坊”主要负责帮助“担头”制作糖饼、糖搭盘、篾篓；在某些交通要道设立的专门接待“担头”的小客栈称作“站头”，“站头”一般由“糖坊”控制；“行家”是给“担头”批发采办百货的机构；“老土地”则在义乌当地以收购“担头”的回头货为主业。“坐坊”拥有的流动资本相对较大，它们比“担头”更有实力，“担头”因此而往往受制于“坐坊”。[2]

据官方统计，1949年时，义乌“敲糖帮”的季节性商贩人数占全县人口的5％以上，总数达数万人。伴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敲糖帮”严重萎缩，但远未“斩草除根”。行至改革开放初期，参与人数众多、富有传统特色、组织分工严密、生命力极强的“敲糖帮”，无疑为义乌市场的发育积淀了丰厚的商业文明基因。

绵延数百年的义乌鸡毛换糖“敲糖帮”

但如果仅从商帮文化优势的视角观察，义乌既非唯一，亦非最优之选。在明清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崛起了徽商、晋商、闽商、苏商、秦商、鲁商、粤商等十大地域性著名商帮，其中只有浙江一省独占两支——浙东大名鼎鼎的宁波商帮和浙西南的龙游商帮。在浙江省域之内，“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的南浔商帮，低调儒雅、闷声发财的绍兴商帮，大胆且肯吃苦、喜好纵横四海的温州商帮等，同样是遍地生根、声名显赫。无论是商业规模、层次，还是长久而广泛的历史影响力，义乌“敲糖帮”远非最突出者，因此，它不足以完全支撑“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改革辉煌的解读理由。

——改革先发优势论。义乌小商品市场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已无法考证。放眼古今中外历史不难发现，市场显然不是义乌或浙江的“独门秘籍”，也不是改革开放才有的特产。在中国，以商品交易为重要目的的庙会、墟市等集贸市场至少已有数千年历史。据刊行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浙江《湖州府志》记载，“集市游移而至，邻近农人皆往。人头攒动，热闹不凡。或携货交易，或聚围把式，皆得其乐也”。这样的场景，在浙江各地随处可见，耳熟能详。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集贸市场定义为：一个“得到当局批准的、商品买家和卖家在某个特定时间相聚、或多或少受到严格限制及规定的公共场所”。除交易时间的非连续性外，集贸市场还明显具有交易半径狭小、交易内容以各种日用消费品零售为主等特性。

大致推断，早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雏形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植根于传统集贸市场，又逐渐显现出了区别于集贸市场的商品市场、专业市场的某些特征。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一般认为有两处：一处是当时义乌县城的稠城镇，另一处是位于义乌东部的廿三里乡（1986年撤乡建镇）。廿三里乡是鸡毛换糖“敲糖帮”最早的兴盛之地，但稠城镇独有县城人口集中、交通便捷、物流通畅的相对优势。在稠城繁闹的县前街、北门街，摊贩固定聚集，摊位数不断增长，经销的商品品种也不断增加。这些商品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集贸市场的本地农副产品，而是涵盖了塑料玩具、装饰品、打火机、帽子、手提袋，以及一开始不准经销的服装、针织品等。货源也越来越多样化：摊贩自己加工生产；从本地或外地百货公司批发；从外地厂家直接进货。[3]

直至1982年9月5日，经政府部门发文批准，稠城镇湖清门正式开放第一个小百货市场。2年后的1984年，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开业前，廿三里市场被并入了地处稠城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创立之后，义乌市场开始引发全国性媒体关注是在1986年。当年10月，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人民日报》第一次在头版显著版面刊发《开发民间市场带动农村各业——义乌“兴商建县”变富步伐快》，对义乌的市场经验进行了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大兴民间商业》：

义乌县发展民间市场，培植市场机制，引导农民背靠市场搞活经济的做法，对我们下一步如何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很有启发。

农村完成以家庭承包制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步改革后，怎样引导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呢？显然，过去那种依靠指令性计划、自上而下地指挥生产的老办法不行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已经取得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近两亿个农户，他们有自主决策权，可以和社会各方面发生横向联系。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把市场机制培植起来，才能引导农民逐步进入市场，通过市场交换来发展商品生产。也就是说，要积极地把过去高度集中、只依靠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改为以多样化、多层次的市场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农村，尤应提倡积极发展由农民和农民群体组成的民间市场。……

义乌经验证明：大兴民间商业有利于培植市场机制，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办市场，看浙江。但改革伊始，首先受到强烈关注的浙江市场不是义乌，而是温州。

20世纪80年代初，在“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的巨大争议旋涡中倔强绽放的温州已经冒出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连同神通广大的10万名购销员，为五光十色的小商品编织起了庞大的触须极为灵敏的全国性营销网络。其中，包括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乐清县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苍南县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苍南县金乡徽章标牌市场等，当时最负盛名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堪称浙江市场乃至中国市场的第一道霞光。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老资格的经济学家马洪这样评价：“温州的十大专业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了整个中国市场的发育，其生动的市场机制和优秀的市场开创者曾推动了全国市场的发展。”

由此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在相同的改革开放春风化雨的大环境下，义乌市场是浙江专业市场早期发展的报春鸟之一，但不是最早，也不是当年最受瞩目的市场宠儿，其真正大放异彩、一骑绝尘，应该是90年代的事。相对于其他市场的改革先发优势，并不是义乌市场最终登上中国市场之巅的充分理由。

——地理区位优势论。这是一个独特且有趣的观察坐标。以此为视角，研究者会发现，浙江早期的许多知名专业市场，往往崛起于山穷水尽的地理位置。再看温州“十大专业市场”的发育路径，桥头纽扣市场诞生在两山夹峙的旮旯，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也藏于交通极其闭塞的乡间。实际上，整个温州都地处崇山峻岭的浙江最南端山区，三面环山，一面朝海，80年代时不通铁路、没有机场，从省会杭州坐汽车至温州需要让人发怵的15个小时车程，因此被称作“山坳里的温州”并不为过。

这一“山坳现象”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许多专业市场。金江龙村地处浙中金华市，距离永康县城尚有20公里蜿蜒的山路。千百年来，当地一直有制作木杆秤的传统，钉秤手工艺人游走四乡谋生。1979年，最早的杆秤及配件交易市场居然是在金江龙村后山山坡一片茂密的松树林中诞生的。名气慢慢大了，经营者却一直小心翼翼。5年后，思想解放的古山镇干部敲锣打鼓，这个偷生的市场终于被“请”进了金江龙村，在中心祠堂边落户。10多年后，金江龙村衡器市场已成为年成交额近千万元的全国最大的衡器专业市场，交易品种包括木杆秤、铝杆秤、电子秤、案秤、台秤、地中衡，五花八门，同时还带动了周边10多个衡器专业村和2000多户家庭工厂的发展。

“山坳现象”显然不符合交通便捷、物流畅达这一市场构建的先决条件。浙江专业市场的初步发展普遍呈现出一个事实：尽管地处偏僻、先天不足，它们却能率先发育、生机盎然。这一现象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

浙江工商大学原校长张仁寿认为，和许多中国问题一样，研究浙江专业市场不能只着眼于经济范畴。在这位温州籍学者的一篇论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以当年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为例，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

张仁寿把这一现象概括为“边区效应”。远离管制中心、改革机会成本最小化的“边区效应”，属于市场经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经济学悖论。

与上述浙江尤其是浙江南部许多早期崛起的专业市场相比，义乌的确呈现了一定的地理区位优势。义乌地处被形象地比喻为“浙江之心”的南北相望、东西通达的浙江中部，更具优势的是，当年浙江的铁路动脉浙赣铁路纵贯其间。浙赣铁路始建于1899年，清政府为运输萍乡煤炭而开建兴修。1927年，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倡议修筑杭州至江西玉山的杭江铁路，1930年动工，并于1937年延展至萍乡，终成浙赣铁路。作为中国最早兴建的铁路干线之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浙赣铁路依然是浙江寥寥可数的几条铁路中最重要的大动脉。

无疑，相对的地理区位优势，为义乌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正是在地理比较优势的驱动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经销户从“山坳里的温州”迁徙入驻义乌小商品市场。据统计，高峰时期，义乌市场的温州经销户占比竟高达三分之二。这与义乌市场早期发育时，廿三里乡和稠城镇暗潮涌动、彼此竞合，但交通优势更明显的县城稠城镇的市场最终胜出是同样的道理。

但义乌只有相对优势，而没有绝对优势。在浙江范围内，有太多的县市区域比义乌更具地理区位优势。比如，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紧邻大都市上海，铁路、航空、国道、运河四通八达；再如，浙东宁波，坐拥优良的海岸线、优质的泊位以及世界级港口。

商帮文化优势论、改革先发优势论以及地理区位优势论之外，一定还有更关键、更本质、更独有的义乌秘密。

纵观40多年改革开放史，浙江被公认是市场化改革最为成功的省份。而在浙江改革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的市场形态，则是作为众多乡村中小企业共享的销售渠道的专业市场。与久已存在、绵延千年的传统集贸市场相比，浙江专业市场具有如下共性特征：

——绝大多数并非脱胎于集贸市场；

——交易时间的连续性、交易地点的固定性；

——以现货批发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和互替性的商品；

——市场范围呈现跨区域的开放性，甚至辐射全国。

法国当代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中，描绘过200多年前处于集贸市场向专业市场演变过程中的巴黎最大的市场“中央菜场”：

没有一张图样能确切反映中央菜场这一巨大建筑群的完整形象：盖顶的和露天的场所，支撑附近房屋拱廊的立柱，一面制造杂乱，另一面又利用杂乱向四周空地蔓延的商业活动。……小麦商场于1767年迁出中央菜场，在斯瓦松府邸旧址重建；18世纪末，又改建海鲜商场和皮革商场，并将葡萄酒商场迁往圣贝纳尔门。整修乃至拆迁中央菜场的计划曾反复提出，但这庞然大物（占地5万平方米）仍合乎情理地留在原地。

中央菜场内，仅呢绒商场、布匹商场、咸货商场、海鲜商场有房屋遮蔽。但紧挨在这些建筑物的四周，设有种种露天集市，出售小麦、面粉、大块黄油、蜡烛、麻绳和井绳。在沿菜场边缘排列的“立柱”附近，因陋就简地住着估衣商、面包师、鞋匠以及“纳付市场税的其他巴黎小商人”。[4]

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欧洲现存最大的专业市场是荷兰鹿特丹的鱼类市场。这个市场位于一座18世纪建造的5层楼高的砖瓦楼房内，建筑面积达10.6万平方米。在过去的200年里，勤于海耕的“荷兰海盗”一直是欧洲市场最重要的海洋渔产供应商，据称，目前每年仅从鹿特丹市场运往欧洲各地的渔产品就达120万吨以上，交易额达10亿美元。

但毫无疑问，只有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浙江，专业市场才真正开始发育完善而至极致，真正对一个区域的经济活动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衍生成为令人惊叹的“世界经济史经典”。

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一次发布1991年度全国“十大专业批发市场”时，浙江已拥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3802个，年交易额204.6亿元。全省差不多每1万人就有1个市场，200多万农村人口直接在市场的各个环节找到就业机会，1000万人的商品生产行为与专业市场密切关联。

专业市场在温州、义乌等地率先起步，旋即又遍布浙江，这并非偶然。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观察到的，截至改革开放伊始，浙江的基本省情之一是“自然资源小省”，煤炭、原油以及金属矿产等拉动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极少，甚至完全没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管理世界》杂志1987年刊载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区域问题》一文分析，中国主要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指数，以全国平均数为100计，浙江的具体数值是水资源89.6，能源0.5，可利用土地40，耕地和气候117.2。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浙江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为11.5，即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和天津，居倒数第3位。

浙江的基本省情之二是“国有投资小省”。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投资所具有的乘数效应不言而喻。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是动员、组织各种资源进行投资的主体，其重点无疑是重工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浙江地处比邻台湾的所谓“海防前线”，又缺乏发展重工业的原材料支撑，注定将失去国家投资的青睐。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显示，1952年至1980年，浙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34.02亿元，仅占全国同期投资总额的1.56％，远低于1978年时浙江人口占全国3.9％、生产总值占3.42％的比重。1953年至1978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为77亿元，人均410元，相当于同期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

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又长期属于计划经济的“遗忘之地”，乡村加工业数量惊人的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唯有指望自我发育的各类专业市场冲出华山一条险道。

另据官方统计，1987年，浙江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已突破100万户，大批企业中民营中小企业占了95％以上，家庭工场、夫妻作坊构成了彼时浙江经济的庞大基座。对于规模狭小的企业主体而言，建立自有的产—供—销管道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而作为共有、共享的交易平台，专业市场的出现则因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无数中小企业的生存需求，必然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无须千里奔波寻觅，天南海北的行业资讯在这里汇聚，林林总总的供需渴求在这里对接，实现交易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

同时，专业市场的开放特性，决定了大量相同或类似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会涌入同一个交易空间，彼此之间接近于完全竞争。于是，对专业市场的充分依赖，又反过来强力推进了企业的市场化蜕变。正是在这样一种良性互动之中，浙江民间经济主体日渐活力绽放。

观察分析浙江早期专业市场崛起的时间表和区域分布，可以得出颇为清晰的结论：浙江南部的市场萌生或创建的时间普遍早于浙江北部，在发育壮大的梯次上，明显呈现出南风北渐的涌浪式发展曲线。浙江南部温州、台州，浙江中部义乌等地的知名专业市场创建时间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而浙江北部市场开始崭露头角则主要在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比如：绍兴轻纺市场，1988年；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1989年；杭州通信器材市场，1993年；海宁皮革市场，1994年。

浙江专业市场发展规律的南北差异，与浙江南北区域经济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路径密切相关。浙江南部地区由于相对更为贫困，经济基础更为薄弱，改革开放之初就坚定地选择了以蚂蚁雄兵式的个体私营经济为特征的“温州模式”；相对富裕的浙江北部地区则普遍选择了企业产权乡镇集体所有的本土化“苏南模式”，直至90年代中期前后才迂回摇摆地开始学习“温州模式”，推进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从根本意义上说，专业市场的勃兴是市场经济的需求与必然，市场主体产权更为明晰的浙南专业市场的发育领跑浙北亦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纷繁错综的市场发展脉络梳理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突出的共性现象是，浙江早期专业市场尤其是浙江南部市场的萌生，普遍是乡村工业市场化发展的必需和水到渠成的结果，民间商业力量担当了主角，而地方政府的角色相当淡化且滞后。不妨以当年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东方纽扣中心”——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为研究样本。

桥头纽扣市场究竟是如何兴起的？流传最广的版本是，在1979年，一对依靠弹棉花为生的叶氏兄弟——永嘉县是远近闻名的弹棉郎之乡——在苏州辛苦一年后准备回家，在匆匆路过一家国营纽扣厂门口时，发现墙角有一堆次品纽扣。他们寻思，如果带回去说不好还能换几元小钱，却又没有装纽扣的口袋。弟弟二话不说，利索地脱下一条棉毛裤，将两只裤腿用绳子一扎，便把纽扣哗哗地倒了进去。

回到桥头，叶氏兄弟摆开了小摊卖纽扣，没几天纽扣就一售而空。一清点，净赚了90多元钱，差不多相当于弹棉花小半年的收入。于是，兄弟俩马上再往江苏赶，再运来一麻袋纽扣。消息迅速传开。越来越多的桥头人往江苏赶、往河南赶、往广东赶，往纽扣厂多的地方赶。还有人开始学习着自己动手制作低档纽扣。人多了，纽扣多了，“世界东方纽扣中心”一天天长大了。

这样的“神奇故事”，同样适用于全国最大的衡器市场永康金江龙市场、全国最大的再生腈纶市场苍南宜山市场、全国最大的袜子市场诸暨大唐市场等浙江众多专业市场的早期成长史。其崛起生长的共同特征是：乡村创业者基于生存压力的顽强奋斗，以及顺应市场内在规律的民间自发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义乌的关键拐点出现在1982年。这一年5月，义乌市场发展史上的传奇人物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严肃的政治必答题。因为根据当时的官方条文，搞小商品市场至少违反了3项禁令：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个体经营者不能批发销售。

目睹了义乌百姓愁苦生活的谢高华感慨良多。他一头扎进义乌乡间，默不作声地连续调研了3个月。调研的结果是，1982年8月，义乌县“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宣布将于当年9月5日起，正式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同年11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谢高华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允许”，进一步明确了事关市场生存的重要政策规定：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四个允许”为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大发展奠定了关键的政策与法理基石。

谢高华（右一）在商讨开放市场事宜

2018年12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谢高华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

自谢高华始，迄今有13任义乌市委（1988年撤县建市）书记，政府总是在义乌市场发展每一个关键的拐点时刻恰到好处地出手发力：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确立“兴商建县”战略；1992年，正式对市场经营品种全面实行“划行归市”制度，推动市场交易透明化公平竞争；1993年，义乌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使义乌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商贸业与工业联动发展的路径；2011年，国务院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义乌成为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2014年，义乌政府力推的首列“义（乌）新（疆）欧（洲）”中欧班列开通运行……

和浙江数以千计的商品市场一样，义乌市场的萌生可以被理解为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下的必然。但如果不能让民间的市场自发及时、适时、理性且收放有度地走向政府自觉，义乌市场则有很大的概率沦为平庸。恰恰在这方面，义乌每一步都做对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崛起与辉煌成为了更大的必然。

政府行为，成为解读“义乌市场为什么”以及“为什么是义乌”最关键的发展变量。世界银行在1997年全球发展报告中的一段名言可以看作对义乌现象最恰当的注解：“历史反复证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