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坡
在高坡乡，到处看到的是乡村的自然美丽。在青岩的大道拦班车到高坡，道路平坦宽阔，远处小山如屏，山顶都是尖尖的。田野如棋盘，河水如长带，河两岸绿树成荫。“建设好旅游观光农业”的横幅十分醒目。现在是城里人愿意到乡村，而乡村人想到城里去了，这很符合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高坡石门外是河流，石门内地势增高很多，这里是高坡苗族乡，苗族人喜欢住在高山上。
云顶草原
云顶草原让人心情明朗。云顶村平均海拔1600米，有4个自然村，共340户1363人，旅游开发为其带来了活力。这里的田野宛如一片小丘陵，黄色的稻田一望无际，田野中有通往村庄的水泥路。行走在水泥路上，有一片石林挺立，山坡上转动着风力发电装置，远处有一片两层的房舍，掩映在绿树中。招了一辆面包车，那小伙子带我到村寨路口，公路边水渠哗哗流淌，有一块块绿草地，有一片片水塘如镜。金黄色的稻子连着蓝天白云，稻田里有很多照相的游客。周末城里来玩的人很多，小车不断地开到村子里来。村寨内楼房齐整，屋前屋后的洼地积水很深，成群的小孩儿到处玩耍，穿着苗族衣服的阿婆晒着药草，盖房子的人们唱着山歌。草原景区，草地中有泥土路，近处绿草地空旷，远处褐色的山如波涛，天上蔚蓝的云海如盖，这里仿佛是地球最高处。
甲定苗族村淳朴自然。那里有洞葬景区，在高坡乡最远处，保持着宁静。公路上有班车直达村子，公路两边有小卖部，放着桌子和凳子，周围有几个小孩儿，有一个摩托车司机。山坡下田野中有一片两层的楼房，那一片村庄有300多户人家。高寨苗族村在山坡上，有100多户人家，村口有一棵特别大的银杏树，田里松土的妇女说自己姓陈。以前的房子已经歪歪斜斜，都有大石块垒成的院墙，木板房门上还挂着镜子，里面堆着杂物。村里的水泥路高低曲折，房子高高低低一片，有两层的楼房前停着面包车。屋前地上坐着几个年纪大些的，“你去买点酒来喝”，“哪里还有钱啊”。村寨内许多树木粗大参天，需要两人才能合抱。一个装沙子的人说：“那些大树是金丝榄。我们这里划定为小康村，做房子没有任何优惠，每户人家一年收入一般有几千元，大户人家也有收入上万元的，面包车有些人家还是可以买的，做楼房都是靠贷款。”走到街上，那摩托车司机说：“我们这里田少，每人不到两亩，老人在家里喂鸡和猪也喂不起，它们还是要吃东西。出去打工的也只能拿回两三万元，有的回家还没有路费。”看来，乡村振兴光靠旅游开发是不够的，还要加强乡村治理，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高寨营盘在山上，是道光年间苗民为防土匪修建的，有内外两重营墙，东西两扇门，墙和门都由巨石垒砌，巨石上有天然洞穴，大王洞为领头寨王居所。我踏着石子走上去，山路陡峭，石头很滑，小道杂草丛生，仰望可见城墙，我走到半山腰返回，看见有人牵着大水牛下山。以往的社会中从事分配性努力的人多，人们的产权得不到保护，因而以往的生产得不到多大发展。现在乡村振兴，最根本的是人们要走向市场，一个能够保护产权的地方将会吸引资本，而保护产权更多地要依靠法制。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市场经济而言，有效而理想的法律制度应当包括产权的界定、合同法和仲裁制度。如果没有法律来强制执行合同或保障公司保有其利润，就很难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学还认为：“在小而开放的欧洲国家里，机会主义的统治者们常要对付资本、有钱人和商人—企业家逃离其领土的问题。而别的国家则开始强化产权，其主要手段是发展可以进行产权交易的自由市场。那些国家通过编纂法律和建立有效的法庭来保护契约。他们建立了有序的税制，并使其服从于法律。像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以及后来的葡萄牙、纽伦堡、荷兰、英国那样的国家（和地区）都受益于资本和企业的流入，这使它们的岁入不断增长。”[1]
公路两边有小卖部、大米厂、五金店以及小摩托修理店。漫步在公路上，可见村寨被小山环抱，山上有绿树覆盖，田野里的谷子绿中带黄。田里立着草人，网丝上粘着黄蜂，屋前屋后有成群的鸡。有的屋前养着马，有马在田里啃草，有人牵着马驮着东西路过。路上遇见两个老人挑着玉米，两头的筐里都是满满的，他们是挑到街上去卖的。很快路过街道，远处小山连绵，近处种着稻子和玉米，蓝天上白云如絮。宣传牌上写有“脱贫无捷径，滴水把石穿”“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安全住房有保障”。公路边村支部委员会是两层的楼房，而甲定小学的教学楼是四层的，说明这里对教育很重视。这里能够亲近自然，但看不到河流，石山上流不出水。公路边有一小块水塘，浑浊的水中有一头牛。有两个读六年级的小孩儿，他们的身上和脸上都是泥巴。“他的牛长得又小又瘦，不敢牵出来和我的牛打架。”“还是要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老师要我们考到花溪一中去。”大山中的孩子是自然朴实的，教育能够点燃孩子心中的希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一流人才愿意做乡村教师，乡村的振兴需要教育的振兴。远处有泥巴村，远远地听到一阵阵鸡叫声，山下一个中年人在田里蹲着，他的牛在水塘中打滚。他说：“现在基本上吃的有了保障。”
在公路上行走10多里路，来到龙打岩山麓的甲定苗族洞葬，这真是一个荒僻的地方。每到清明节，附近的苗人都会前来祭拜祖先。路边搭着一个棚子，棚子前坐着的老妇已经有85岁。田里做活的女子说：“你要买5元钱的香和纸，表示对祖先的尊重。”那女子送我去看洞葬，她在洞口烧了香和纸，还对着山洞拜了两下。洞深35米，宽10米，高20米，两个洞口有大小棺百余具，只有寨老和有名望及有功劳的族人才能葬入此洞。那女子说：“我们以前不是这里的，把棺木放在这里是一直还想回去，清朝以前的棺木一直放在这里。”那女子还说：“这里吃饭都是米饭煮白菜，若你饿了我可以做给你吃，就怕你吃不下去。”“我哥哥在这里守了30多年，养了些猪，种了点蔬菜，还酿酒卖给别人。不久前有人来闹事，那人喝醉了酒，把酒从我哥哥头上倒下来。那人的脸是自己弄破的，现在我哥还关在派出所，要坐牢了。”我安慰她说：“这个也不至于坐牢。”回到街上，一家餐馆有三个年轻人，我和他们一下子成了朋友。他们说那家的牛肉粉很好吃，这里姓唐、王、张、陈的较多，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湘西过来的，上面的高寨比他们来得更早，是高寨的人叫他们到下面来住的。我说起那个看守洞葬的人，他们说：“那人已经走了，他儿子回来了一下也走了。”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有人对他人拥有巨大权势（这时他人就是不自由的）的社会中，即使存在着强有力的制度和强制性控制，冲突仍很可能发生，并可能带来代价高昂的后果。在个人自由得到保护的场合，包括转移和退出自由得到保护的场合，一般较少发生冲突。因此，确保退出机制的制度也会限制侵犯他人自由的滥用权势。而且可以说，服从规则的权势者可以使他们自己不在冲突的紧要关头滥用权势。从这个角度来看，规则是强力对理性和社会和平的让步。”[2]乡村治理以公平正义为出发点，人们迁移的自由度大大增强了，但只有人们的自由离开是不够的，要加强乡村精神共同体的建设，还要加强乡村对弱势群体的凝聚力。于建嵘教授认为乡村振兴需要公众有序参与[3]，我也感受到乡村的治理需要法治对权力的制约，加强社会建设才能让更多的人回到乡村来。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249页。
[2]〔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147页。
[3]于建嵘：《乡村振兴需要公众有序参与》，《人民论坛》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