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一）海防与倭乱研究

有关明代海防的研究，通常的军事（战争）通史[3]，海军史[4]，航运、港口及造船、器械技术[5]，海疆部署和海防思想[6]的研究已勾勒了概貌并描述了大致的史事。在这类总体描述和分析的作品中，川越泰博先生首先研究了海防体系组织（沿海卫、守御千户所、营、水寨、烽堠）、日常维系和主体（兵源、后勤补给、军船配置维修）、职能三大要点。[7]这些都属于军事制度史的基本内容。

就特定区域而言，辽东及山东[8]、浙江[9]、福建[10]及广东[11]都已有相关的成果。其中，黄中青先生对浙闽海域沿海卫所、水寨以及整体岛屿的研究，何孟兴先生以浯屿水寨为核心展开的对离海岸陆地“有一点远，又不会太远”的巢窟（货物买卖交易场所、劫掠内陆的进攻前哨站、海上饮水粮食储存点、藏匿家小财货人质的场所）的研究，均对明军的防御组织、海防辖区、兵船种类和来源、水寨的迁徙有所论述，是近海防御研究的样本。

与浙、闽、粤三省所受的关注不同，南直隶的海防状况在通常的论述中或者与浙江连讲，只有简略的附带论述，或者基本不涉及。偶有论及之处，也仅仅涉及临近浙江的苏、松等几个沿海府。在这方面，林为楷先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12]他先从明代的江防体制入手，利用《江防考》和《南京都察院志》等文献，叙述了江防体制的建立、相关官员的职掌、江防信地、江防体制的运作及其最终“解体”等各个重要方面。其后，他又在《明代的江海联防》一书中进一步整合论述了南直隶海防制度的形成、江海联防官员职掌、据点以及运作情况。他的研究将明代南直隶海防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本书将在此基础上稍做推进。首先，本书明确处理军政结构的问题。林书对于所涉职官多有介绍，但仍缺乏对其之间关系及与军兵两大系统从属纠缠的辨析，本书专门展开对各层职官之间关系的讨论，探讨其与海防的关系，这是讨论制度具体运作的基础。其次，林书对于巡抚、操江、分巡道这个监察系统被授予军队调动能力的方面未过多着墨，考虑到其特派性质及对军队和行政两大系统的统辖或监督能力，本书独立讨论监察系统。再次，对具体组织运作的研究，尤其是倭寇挑战后的应对问题，还有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本书的重点。本书讨论布防和追剿的分工，以及战争中兵制进一步变化的过程。最后，倭乱带来的挑战及其后的许多变化，乃个人关怀所系，自然需要言林书所未言。就文献上讲，林书虽使用了大量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中集部的材料，但同大多数作品一样，对方志的利用较少，故各地一些具体的情况还有细化和动态化的可能。

海防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挑战海防的力量的研究。对明代海防最直接、最剧烈的挑战系倭寇无疑。有关倭寇的研究林林总总，自民国开始，就有不少学者基于时局等各种原因投身于此。其中，在史实和材料方面基本已有充分的研究，[13]最近二十年来更是有一些回顾和总结，[14]总体讲并未有太大的推进。陈文石、戴裔煊、林仁川等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稍稍将原有的倭寇侵略放回更具体的历史时空，成私人贸易之说。[15]商贸说虽有“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16]的有力支持，但仍不够确切，盖因商人也只是一种标识，且大范围动乱的人群更多只能是普通迫于饥贫的民众，故而有必要加强对滨海人群日常活动状态的研究。[17]与海防直接相关的倭乱研究反而为数不多，川越泰博、王日根和张德信等前辈略有涉及。[18]川越先生的研究直接与南直隶海防相关，但主要是对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流劫南京、绍兴、杭州等地及曹邦辅平寇的描述，其余则未涉及。[19]要对海防有充分的研究，首先必须从其基本布局（组织）开始。

（二）军事组织和历史地理研究

明代立国以后，其确立的军政结构持续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行政和防御，甚至到清代，卫所也还存在了一段时间。[20]这种立制对军事和行政组织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因此，军、兵系统的分野系本书研究的基础，直接构成了本书讨论的组织和运作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1937年《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同载的吴晗《明代的军兵》和梁方仲《明代的民兵》对军兵关系、兵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有开拓性贡献。前者强调了作为“世籍”之军的特殊性及其与“兵”的不同、卫所制度的状况、卫军的窳败和募兵的兴起，后者分析了民壮制度和民兵的渊源，二者又都强调了民壮变成“兵”之后与普通民兵的不同。[21]本书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与民壮不同的这种“募兵”，如何在战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成吴晗先生所说的“第三种军队”，如何进一步决定了明朝最后的走向。因此，本书在分析战时的各种募兵之后，转入对征募和统领此种军队的监察职官以及造成此种运作方式的军政结构的分析，即对军队系统的“兵”（营兵）和行政系统的“兵”（民兵）的辨析。明代之军政结构，自顾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示应对军政两大系统分别予以注意之后，[22]于志嘉先生又有进一步推进。[23]稍后，她又探讨了卫所军役从洪武到万历年间的演变，指出行政系统的州县官员日渐介入卫所事务，从而使军政分界日益模糊。[24]

就海防来讲，军事组织为研究的基础。首先是明代的卫所制度，以谭其骧先生《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25]为肇始，王崇武[26]、解毓才[27]等先生及《禹贡》半月刊上其他几篇相关文章对卫所起源、编制、类别、军饷来源、意义、衰落都进行了探讨。这项工作后来延展到对军制、地方基层状况和中央决策的讨论。[28]孙献涛先生对沿海卫所的建置特点、驻防规律及其后的变化做了初步描述。[29]其次就军制而言，督、抚、道的研究必不可缺，吴廷燮、张哲郎、靳润成、谢忠志、李庆新等先生在督抚、兵备副使和海道副使的研究上均有建树。[30]再次是兵制的变化。其中，主客兵的研究以黎光明和李光涛先生为始。[31]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兵制与客兵、乡兵的问题有进一步突破。李渡先生指出到嘉靖时期，募兵成为明军主要战斗力量，[32]王莉先生指出营兵代替募兵更反映明后期军制的真实情况，并再次强调了营兵与卫所军、营兵与募兵的关系，[33]陈宝良先生专门论述了卫所军、民兵与乡兵的分野。[34]另外，吕进贵先生关于明代巡检制度的研究也值得注意，[35]巡检司所辖之弓兵为行政系统重要的民兵力量。近来关于兵制变化的研究以李新峰和彭勇两位先生为代表。前者的博士学位论文选取兵权和军队两大核心问题作为兵制研究的主要内容，其第三部分（第62～68页）论述了“大将军—副将军—参将”行伍官体系的渐次形成及将军和总兵两种名号在洪武时期的结合使用、总兵系列名号最终成为正式行伍官称谓的过程。他关于明初亲军卫所变迁的研究直接涉及南京军事力量的变化。[36]后者对班军制度的研究直接涉及南京班军。[37]他指出迁都后南京驻军有一半入京，京防力量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并引用王恕“江北应天等卫官军，自永乐年间起，一向俱在江南操备”“天顺三年，又该南京和阳卫百户周忠建言，江北应天等九卫官军，俱赴南京操备”[38]的说法，指出江北军队也越江参与南京操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孙懋曾指出“新江兵卒少，得此北军，是以一遇出江，便防坠溺”，[39]所以新江口的军队很大程度不习水战，若遇战事，则军队数量的意义大大下降。若以镇江卫七百人负责春操，建阳卫和新安卫五百五十人负责秋操看，善水战卫所（京操）军队承担江防任务的人数也仅仅达到新江口水营的1/10，故相比之下，占绝大多数的营兵在南直隶整体防御中的地位和状况非常值得探讨。[40]最后，肖立军先生出版了其关于“省镇营兵制”的研究，探讨了明代镇戍营兵在编制、兵将关系和指挥体制上的状况。[41]本书将把兵制的这种变化放在倭乱和海防这种攻防对立的层面上考虑，以进一步窥探其变化过程。

军事组织之外，与军事和防卫相关的历史地理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周振鹤先生提出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并指出应将实土卫所视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组织和行政区划”。[42]在周先生的指导下，郭红先生研究了明代都司卫所的建置及相应的实土、准实土卫所。[43]李新峰先生进一步辨析了沿海卫所作为州县补充辅助系统所呈现的非实土卫所的特点。[44]孙靖国先生则从地图和制图的角度，对明代江海防的防御要地予以分析。[45]研究区域防御的钟铁军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对浙江沿海卫所战区和镇戍战区空间”进行了考订，作者将“战区”概念引入卫所和海防研究中，予人以直观的认识。此外，他还指出浙江“六总”的设置具有比“四参”更大的意义，标志着明代军、兵种的分化。[46]钟氏的研究点虽在浙江海防，却予人以很大启发。宣德到正统时开始发生变化的镇戍制，对明代的整个防卫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涉及的南直隶江、海防区的划定，操、巡江御史和江南、北巡抚职权的明晰，跟镇戍体制的发展密不可分。

总体讲，现有的研究已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明代南直隶海防的研究，当有进一步的推进。可以提升之处有三。一是对动乱实际应对的研究、增进对王朝各级组织的实际配合与防御的分析。相对于浙江、福建和广东，有关南直隶的论述很少，尤其是海防状况更是如此，仅有林为楷先生的专论。对于各层级职官及其与各系统关系的研究是基础，需予以充分明晰，其后方能体会实际运作之精妙。二是现有研究过分依赖《明实录》和几部海防专书的记录。《明实录》作为原始材料，其系统性和可靠性自不待言，但是过分的“系统”导致在用于海防研究时有局限——其记录通常只有较大动乱的地点及处理指示、部署和结果，尤其容易造成各级组织构成完善防御层级体系的错觉。而方志对侵入地点和路线的记录一般比较详细，涉及官军防御与围剿贼寇的记录一般也以较为具体的实际地理展开，而非较为抽象的政策性指导和原则，更显示出防御较为狼狈的局面，与实际结果较为吻合。所以，单看《明实录》记录得出的印象很可能与看各种方志的印象差别很大。就海防专论而言，许多研究过分依赖《筹海图编》、《海防纂要》和《武备志》的一些论述，甚至只是把这些文献中的“御海洋”“固海岸”等表述复述一遍而作为海防的要点，对其他史部、子部、集部类文献利用、整体的思考和分析相对缺乏。由于文献的扩充和交互印证，本书的整体观点相当不同。三是对嘉靖前后军队系统变化过程的辨析，包括转化与经过挑战之后各方面值得注意的变化，都未见有充分研究。本书将在这方面有所推进。

简言之，本书在吴晗先生之军兵、梁方仲先生之民兵、林为楷先生之江防体制和江海联防这几个直接相关的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明代的军政格局及制度运作特点。除了文献分析之外，本书还运用一定的数据分析。“中军都督府在外直隶卫所”（附录表1）、“南京京卫水军千户所”（附录表2）、“巡江御史辖区”（附录表3）三表中的各处执掌和军力配置直观地展示出制度设计及其存在的错综复杂的职官叠架。“沿江府、卫、营防御点、范围和力量配置”（附录表4）、“南直隶巡检司、卫所、营堡、瞭台烽堠”（附录表5）、“南直隶府县民壮、弓兵、操江、江防、海防银数”（附录表6）三表则以数据统计的方式呈现了南直隶海防的布防要点、结构性弱点、前后期的动态演变。这些数据均为笔者从大量文献中爬梳所得，也能建立对南直隶海防在组织和运作上的结构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