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与意义

本书研究明代南直隶的海防，从倭乱对明廷及明代国家海防的挑战出发，叙述明廷面对袭击时具体的防御应对和调整，进而分析这种防御情形和调整状况的成因——明代的军、兵布局以及南直隶防御相关职官的职掌，考察南直隶境内的各处防御部署，尤其是海防所涉的府、县、卫、营，以明晰各方面相关责任人的防御任务和范围，最后叙述隆庆以后营兵和军饷的一些状况。全书以南直隶海防为中心展开，涉及卫所军、客兵和乡兵的作战，各层级职官的职掌和关系，地理格局和布防，以及募兵结果和营兵军饷在隆庆以后的变化。

南直隶是明代国家的腹心要地，既是留都南京、中都凤阳之所在，又包括了苏、松等江南财赋重地，其政治和经济意义皆毋庸赘言。无论从拱卫南部首都和皇家陵墓还是从保障江南通过大运河向北部京畿输送米粮的切实需求而言，南直隶地区防御皆为明朝的核心要务。长江穿越这一腹心区域出海，江海交界形成了海防的冲要之区。明代国家如何在这一“南部直辖地区”应对日益兴起的来自海上的挑战，调整完善防御体系，是本书力图部分回答的问题。

作为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南直隶的各级组织直接或间接受到来自更高层级职官的左右。首先，南京内、外守备和南京兵部尚书都能调动相关的水陆驻防军队，包括直接与江防相关的南京京操班军。其次，文武两操江对该区的影响极大。在嘉靖四十二年未以三江会口、圌山和瓜洲、镇江为界划分操江御史和江南、江北两巡抚的职权范围以前，操江部队对海防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分析明代南直隶海防必须连带分析江防。成化十三年，设置了专职的操江武臣，“专操江之职”。武职操江总体上在嘉靖操江御史职权完善后不显，但仍视乎个人而定，嘉靖时武职操江诚意伯刘瑜甚至敢与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彭举争论“坐次”，而明末诚意伯刘孔昭更是权力特殊。另外，带南京右副（佥）都御史职衔的操江御史职权日重，甚至可与南北两巡抚分庭抗礼，成为研究南直隶防卫尤其需要重视的一环。

在南直隶，除了中军都督府在外各卫所之外，各府州的同知，各县的主簿、典史、巡捕官及其可以调动的机兵、民壮，地方州县巡检司及其下辖的弓兵构成了各处江、海防御的小单位。与属于军队系统的各处卫所一道，这些“星罗棋布”的小点可以各自为守，但也缺乏较强的联系和配合。当遭遇较强的外部冲击和挑战时，两个系统的统一调动和同一系统内不同区域间军或兵的统一调动指挥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便是明代基本的军、兵布局及其面临的问题。明代遭遇的来自海上的挑战远逾前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海防”是从明代开始的；另一方面，正因挑战大幅度提升，对各级组织的运作和防御要求也大大提升，明政府也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下组织了各层次的防御部署，从这个方面看，真正意义上的“海防”诞生于此。

在跨越不同系统和整合不同区域军事力量的过程中，监察方面的总督[1]、巡抚及按察副使（兵备副使、海道副使）等官员职权日专，既可以说有力贯彻了原有州县与卫所的散点与特定片区的统辖调度，又可以说克服了原有都指挥使一级无法协同调度更大范围及更多层次其他组织的缺点。就军队系统内部而言，行伍官称谓日益普遍的背后，是弥补卫所制缺陷的营兵制日益成熟的过程，这一点在海防上有清晰的反映，圌山、荻港、游兵营在倭乱之后相继设置，募兵制更是在战争中进一步发展。在应对寇乱的过程中，明代的兵制加快了转变的进程。从招募土兵、狼兵等各种客兵，到募练乡兵，募兵制渐渐代替选兵制，成为必然。[2]

综上，无论从特殊的行政区域与特殊江海交界的地理看，还是从军政结构和军、兵布局的组织要求看，南直隶的海防如何部署都很值得研究。本书的意义有三。一是推进了对南直隶海防力量的认识。本书对卫所军以布防为主要职责的判定、客兵和乡兵战斗力的评估、具体战役围剿的方向辨析（第一章），军和兵基本布局及武装统属的勾勒、监察职官（包括南直隶特殊职官）之间关系的叙述（第二章），具体的防御部署（第三章），倭乱以后营兵和军饷的某些变化（第四章）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都有所推进，增进了对动乱实际应对的研究、对王朝各级组织的实际配合与防御的分析以及对嘉靖前后军队系统变化过程的认识（尤其是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南直隶）。二是对明代中期出现的由军、兵两个方面构成的“军政格局”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本书以嘉靖时期倭寇的侵袭及南直隶各卫所、州县的具体应对为思考的起点，追寻造成这种溃败的原因，进而探讨军、兵布局的历史性存在和适应性调整。在特殊的海防形势下，民兵武装力量崛起。与更早出现的“北虏”问题一道，“南倭”问题进一步促成明代兵制的演变，从而渐渐形成了营兵制更为成熟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军政格局，也为历史的走向埋下伏笔。三是有助于理解明代后期国家军事力量乃至明代后期政治局面的演变。本书研究明代海防所涉职官之设置、各层级配合与实际指挥的制度运作过程，研究明代海防格局、部署以及制度的调整和改变。通过对这种实际海防组织形态的叙述和分析，可以增进对明代国家及其组织运作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