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商编纂的三种《商贾格言》
王振忠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考述迄今所见的三种同名《商贾格言》，分析《商贾格言》之成书脉络，指出：明清以来，商书（商业书和商人书）为商界阅历中人所编，一般情况下最初是以抄本形式呈现，其后则经过不断修改及系统整理，并最终刊行于世。刊本形成之后，仍然会有不少抄本行世。这些抄本，有的就是依据刊本重新抄录或辗转抄录而成，在此过程中，常有一些删改、补充。随着商书的大批出现，商书之编纂亦愈益精细和多样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歌谣式和格言化的商书。《商贾格言》之出现、刊刻及其再抄录，即反映了商书编纂的总体趋势。
关键词 徽商 商书 《商贾格言》
一 三种《商贾格言》解题
目前所见题名为“商贾格言”的著作计有三种。
第一种藏于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此一抄本与《商贾启蒙》一书合抄，题作“商贾启蒙、商贾格言”，清徽州汪鸣时编。其中，《商贾格言》的篇目包括“商贾格言引”、“商贾格言之一”、“商贾格言”、“进谗论”、琴棋书画等诗以及“辨银谱总论”。个中的“商贾格言之一”计有十条，最后有“康熙丙戍【戌】冬月朔日岐凤手书”的字样。而其后的“商贾格言”（以下根据前后的具体内容，将其定名为“商贾格言之二”）中有“初往西省，予因书三要以赠之”。实际上，书中除“三要”之外，还抄录有“十则”（第一则漏抄），末有“格言以勖之学生意者，勉之！望之！”可见，这些都是为初学生意者所作，属于商业启蒙读物。
关于汪氏合抄本的成书年代，书前的《商贾格言引》曰：
汪子鸣时，数年来舌耕为业，而经营四方，道言之亶亶，提纲挈领，语皆中肯，人以为汪子，固尝专心于此，而不知其皆本于圣贤之理，为此小诚之道耳。盖汪一心救人为善，故其所录，平日示子弟及出门者，语中浅近，而其所以教后生，端趋向，正人心，甚深且远也。使令之父、兄，能以是教其子弟则为贤父、兄，子弟能以承父、兄之教，即为贤子弟，于以希圣希天之学，皆枷以一念扩充之。矧区区挟奇赢之术，而有动罔弗臧者乎？然既为子弟者言，不妨姑以商贾之书目之，爰为题曰“商贾格言”，是行远登高之卑迩也。时康熙辛卯年春，松门程先泽题。
汪鸣时为何许人，未见其他文献记载。不过，其人既被尊称为“汪子”，则当为饱学之士无疑。从上揭的“商贾格言引”来看，汪鸣时原为塾师，后来亦外出经商，应是一位“贾而好儒”的徽商。文中的“道言之亶亶”，典出西汉贾谊的《新书·君道》：“《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一般认为，文中所引的《（尚）书》，后代已佚。而亶亶，则是平坦貌。此处还提及汪鸣时所言“皆本于圣贤之理”“希天希圣之学”，也就是以儒家伦理规范初入商界的行为。末句的“行远登高之卑迩”，典出《中庸》“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警世名言，这说明该书的确是作为初学者的入门指南。引文末署“康熙辛卯”，即康熙五十年（1711）。“引”之作者为程先泽，其传记信息较少。根据其他典籍的记载，程先泽字子乘，徽州府歙县人。[1]
《商贾格言》卷首，还有另一个序言：
吾郡在万山中，地狭民稠，其土产不足以给生民，所以商贾往四方者什六七焉。
其人大率多老成练达之子，然后小生[生小]子不得其道，亦往往愆尤，不免堕声名而戕身命者，所系正不独在饥寒饱暖间也。竹山叔氏笃志行力，有古君子之风，常惕然念勖之，故平日之勖其子弟者诚恳笃志，挚录之成帙。余偶展读，见其思则周密，虑则深远，言则质而切，旨则淡而永，诚训世之良箴，而服贾之药石。程子松门题曰“商贾格言”，洵不诬矣！以余思之，岂仅商贾言而已哉？乃士君子处世之格言云尔。
康熙壬辰夏月 程天麟题
此一序文首先谈及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因地少人多的生存环境缺陷，当地人纷纷外出务工经商。为了给后生小子以指导，“竹山叔氏”编写了这本书，“程子松门”则将之命名为“商贾格言”。此处的“竹山叔氏”应即汪鸣时，而“程子松门”则系程先泽，可能亦字松门，并被后人尊称为“程子”。康熙壬辰年即康熙五十一年（1712），此文作于前一序文之翌年。
此外，在《商贾启蒙、商贾格言》之后，还有琴棋书画等诗，诗后注曰：“柏稿/嘉庆拾四年孟秋月中浣日抄 立。”可见，此书可能抄誊于1809年。
第二种《商贾格言》1册也藏于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题作“清黄山谢光燧撰”，此书为清刻本，封面残破，剩余部分仅可见“黄山谢光燧右佩……/商贾格囗/延古楼……”字样。“延古楼”[2]为徽州比较著名的书坊。另外，在该册刊本的首页，有“清黄山谢光燧右佩著”的字样。但从其字迹上看，显然是后人所添加，推测其依据应是封面上的标注，实际上并不准确。换言之，《商贾格言》一书，并非谢光燧编著。
第三种为笔者收藏，现已收入笔者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15册。[3]该书序文与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延古堂谢光燧本大同小异，但颇有错讹。书中内容除了“商贾格言”之外，还有“商贾十则”和“摘录天下土产”。
二 三种《商贾格言》的成书脉络
明清时代，众多的商书往往辗转传抄，故而通常难以厘清彼此之间的传承脉络。不过，现存的三种《商贾格言》，具有明确的编纂者及年代信息，故而有助于我们了解书籍的大致成书过程。
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的《商贾启蒙、商贾格言》抄本（以下简称“汪鸣时本《商贾格言》”），从内容上看，应当是最早的一种文本。这不仅是因为该书卷首康熙辛卯春程先泽和康熙壬辰夏程天麟二人所作的《商贾格言引》皆有明确的年代，而且在二引言中亦颇为细致地说明了该书的创作过程。另外，正文中的一些内容，也反映出该书的原始性。抄本开首有：
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后生既不能读书为士，不能习农工之业，则其为商也必矣。然商贾之道，未有不学而能知也。予因兄子上仁之有志于商贾也，特举其要如左以教之。
这一段文字是说汪鸣时为其侄子上仁出门经商，而编写了这本《商贾格言》。关于这段话，延古堂谢光燧本中则作：
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后生既不能读书为士，不能习农工之业，则其为商也必矣。然商贾之道，未有不学而能者也。今特举其旨要于左。
上述文字则略去了具体的人物，并抽象而为一般的描述，这一点，反映了从抄本到刊本形成的动态过程。
除了汪鸣时本《商贾格言》上述的前言之外，其后的文字亦多有不同。例如：
凡后生出门务学，生理二字，时时习学，切不可于生理之外邪思妄想。今有十要附汝，须当警省。
这是汪鸣时本《商贾格言》中的文字，而延古楼谢光燧本则作：
凡后生初出门务生理，即当以生理二字，时时存心习学，切不可于生理之外邪思妄想。今立有十三件事，须要常存警省焉。
由此可见，二者的文字颇有不同，延古楼谢光燧本的文字更为完整，意思亦更为明晰。
除了前言之外，其后的内容也颇有差异，以第一条为例（见表1）。
表1 汪鸣时本《商贾格言》与而延古楼谢光燧本《商贾格言》第一条差异
续表
两相对照，文字及其详略皆有所不同。另外，两种本子在条目上也稍有差异（见表2）。
表2 汪鸣时本《商贾格言》与而延古楼谢光燧本《商贾格言》子条目上的差异
汪鸣时本《商贾格言》一分为二，前十后三，而延古楼谢光燧本则总计十三，十二、十三与前者完全不同。另外，汪鸣时本在论述完“十要”后曰：
以上十事，乃学做生理之大慨【概】，为人不可少者也。予因你未尝为客，今一朝远别，恐你无寻头绪处，予又不能时相依教导，以故书此，附你便带随身，时时展看，以当知予之嘱咐，愿你此行生理通达，不独你一人之幸，实一门之幸也，汝勉之！
康熙丙戍【戌】冬月朔日岐凤手书。
“康熙丙戌”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要早于《商贾格言引》下署的时间。关于这一点，谢光燧本则曰：
以上十三要，乃学做生理之大概，亦为人不要少者也，而其中实有终身受用的益处。盖天下事，不过一理，今予所言理也，从来惟认理为足据，言必不爽也。凡后生初出门，恐无处寻头绪，可将此书随身便带，时时展阅，若能虚心纳此实言，试看何如？
两相对比，一是前者的读者为作者之亲戚，为特定的对象；而后者则是学做生意的普罗大众，亦未标明具体的时间。二是前者只有“十要”，而后者则有“十三要”。不过，谢光燧本多出的“三要”，也主要来自汪鸣时本《商贾格言》。汪鸣时本在《商贾格言》之一之后，有《商贾格言》之二，其前言曰：
初往西省，予因书三要以赠之，凡人初出门习学生理者，第一要虚心，……第二要诚实，第三要勤俭谨慎。
此处再次提及特定的省份——西省（可能应指江西）。而“第一要虚心”，在两种本子中的文字略有差异（见表3）。
表3 汪鸣时本《商贾格言》与而延古楼谢光燧本《商贾格言》中“第一要虚心”文字差异
续表
可见从抄本到刊本，在内容上做了很大的删削、整理。汪鸣时本《商贾格言》第二条曰：
第二要诚实者，无伪，实者不虚，无伪是一片真心，不虚是满腔实意。如此存心，则天下皆去得，不如此存心，则寸步难行。如银钱出入，分文不可苟且，设苟取了分文，失我诚实之心矣。假如临财或起苟取之心，即切自责曰：如此不诚实之心，岂可取起乎？今我一起此心，则将来寸步难行，如何任得大事？且银钱至小，名节至大，如失了名节，则普天之下皆无所容身之处。但如此警省，自然诚实不欺于人，人知我诚实，亦不肯欺我，自然受用不尽。
这一段也是谈诚实的相关问题，与同书“为商十要”中的第二条内容大致相近，试比较如下：
第二要诚实，诚是无伪，实是不虚，诚实之说，犹云不自欺耳。凡店中亲友，买卖客人，以总【总以】实心诚意待之，言语必信，逐宗逐件，须要来清去白，不可含糊了事，或有紧急要务，不妨禀告本东，支取应用，不可私取分文，苟且应急，不可因无人看见，窃取分毫。一有此心之本，何等正大光明，自然一心在正路上走，何患不能成立？何止万倍之利？如谓分厘甚微，私积何妨？不知一积，举动自然出神捣鬼，言语自然敷掩支吾，未有不被人窥破者。俗语云：一遭是真，百遭是实。以致言语无人信，举动令人着疑。倘或别人有失，即疑是你店中，谈起来，即为话柄。当此之时，或蒙耻归，或忧郁成疾，纵能追悔自咎，已不及矣，此不诚实之过也。戒之！戒之！
而在谢光燧本中，其第二条与之大同小异。汪鸣时本中的“言语必信，逐宗逐件，须要来清去白”，作“言语必信，举动至诚，如银钱经手，交代往来，分分厘厘，逐宗逐件，须要来清去白”；“不可因无人看见，窃取分毫。一有此心之本，何等正大光明，自然一心在正路上走”，作“不可因无人看见，即爱小窃取，私积分毫，一有此心，即思不可自欺四字，立心如此，何等正大光明，自然一心在正路上走”；“如谓分厘甚微，私积何妨？不知一积，举动自然出神捣鬼，言语自然敷掩支吾，未有不被人窥破者”，作“如谓分毫甚微，私积何妨？殊不知一有此念，举动自然出神捣鬼，言语自然敷掩支讹，未有不被人窥破者”；“俗语云：一遭是真，百遭是实”，作“俗语云：一遭抵千遭”；“倘或别人有失，即疑是你店中，谈起来，即为话柄”，作“倘若别有所失，店中人提起来，即是话柄”；“戒之！戒之！”作“戒之！慎之！”可见，刊本较抄本在文字上有较多的润色和改动。不过，在总体结构和表述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谢光燧本《商贾格言》第十二条若再谈“诚实”，至少在形式上显得十分重复，故其内容只能稍做变化：
第十二要正道。古语云：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亏。惟如此存心，天下皆去得。不如此存心，则寸步难行。如银钱出入，分文不可苟取，设苟取分文，即失我正道之心矣。假如临财，或起苟取之念，即自责曰：如此不正道之心，岂可起乎？今我已起此心，则我将来寸步难行，如何任得大事？且银钱至小，名节至大，如失了名声，普天之下，皆无容身之处矣。但如此警省，自然正道，不欺于人，人知我正道，亦不肯欺我，自然受用不尽。
若将此条与汪鸣时本相对照，则其中只是将开首的“第二要诚实者，无伪。实者不虚，无伪是一片真心，不虚是满腔实意”一句，改为“第十二要正道。古语云：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亏”。其后的部分，则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改动。
汪鸣时本《商贾格言》之二第三条曰：
第三要勤俭谨慎，勤俭只是一个不懒惰，慎谨是小心，不懒之人，天明即起，把生理事务，一切料理停妥，所以操持者，做事出力，不拔他人。大凡生理事务，要认定我所当为，便竭我心力，不可自图安逸，又不可视为公共之事，不应我一人出力，盖一有此两种私心，则事皆废弛遗误。如对客买卖银钱出入，收货发货，俱要斟酌，防闲小人，谨慎！
此处的“勤俭谨慎”，与汪鸣时本《商贾格言》之一中的“勤谨”，在内容上亦颇有重复。关于这一点，谢光燧本的第十三条则改作：
第十三要上紧用心，上紧者，做事出力，不扳他人。大凡生理事务，要认定我所当为，但竭我心力，不可自图安逸，又不可视为公共之事，不应我一人出力。盖一有此两种私心，则事皆刻弛，遗误不小，诚能反此，则事无停滞，从容布置，井井有条，非惟养德，亦足见处世之方矣。用心者，凡事用心，不敢忽略，以致错误，如对客买卖，银钱出入，收货发货，俱要斟酌，防闲小人，谨慎言语，不可妄为，总要遵守规矩，谦和接人，俭约持己，照应门户，留心火烛，早起晚眠，受人所托，始终尽心，一切事务，悉能如此，则所为必斟酌而无错误之事矣。夫人惟勤谨，方能尽在我之职，而无愧于己，惟诚实，方能副我知之望，而不负于人，加以虚心受教，则所言所行，自然尽善尽美。
这一条是将“勤俭谨慎”，改为“上紧用心”，上述画线部分的表述，皆来自前引汪鸣时本的《商贾格言》之二。
不过，汪鸣时本《商贾格言》也是一种抄本，从三种文本对照来看，该书抄录的“商贾十则”显然少了第一则。因此，尽管该书成书较早，但我们也不能将之完全看作全新创作的作品，其中的部分内容，可能也是将此前商业书的内容加以改编或照抄。据此推测，上揭“谨慎”二字之后，可能也漏略了其后的部分内容。
上述两种本子的《商贾格言》之后，皆有“商贾十则”，两种本子之内容大同小异，只是谢光燧本于十则之后另有：
右语十则，悉予所熟闻，然未历其境，或不能无疑，今则身当其任矣，盍去其从前之所疑者，体认而力行之，久久自见真味，慎勿以予言为迂而忽之也！
另外，在此刊本上，其后又以毛笔字添写了一则“孝顺父母”的条目：“……家有贤夫妻，村少成家计。堂前孝子，可值千金，天下孝双亲，孝父母，敬如天，爹娘年老莫埋怨，孝顺双亲，胜吃素和念经，由他快活在堂前，强似做过年。”封三另有“胡继述辨[办]”的字样，这说明谢光燧本虽为刊本，但其使用者仍然在书后添加了部分内容。
三 余论
第一，随着大批徽商外出经商，不仅出现了很多反映经商技术规范的商业书，与此同时，约束商人道德规范的商人书也大批出现。这与徽州人在富裕之余，努力加强自身修养，以改善整体形象的努力分不开。
早在明代，程春宇编纂的《士商类要》中，就有《客商规略》《为商十要》《买卖机关》《贸易赋》《经营说》等。[4]这些内容，对于明代以来徽州商业书之编纂，有着颇为重要的影响。例如，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的《客商规略》抄本，成书于乾隆以后，包括《客商规略》、《买卖机关》、《贸易赋》、《经营说》、《为客十要》、《处事格要》、长江图以及路程歌、休宁县由饶州至汉口、汉口由东流至休宁县、休宁县由东流至汉口、佚名无题长江路程图和由小姑山至九江府、至湖广长江洞庭湖永州府等处水旱路之图。其中的一些内容，就与前者一脉相承。
与此同时，清代亦有新的商书出现。其中，康熙年间新编的《商贾格言》，即是较为重要的一种。此书后来被刊刻成书，迄至晚清仍有售卖。笔者手头有一册《支用总簿》，[5]其中的“光绪壬午年（1882）”条，就有“又支钱廿文，《商贾格言》一本”的字样。
除了此一单行本之外，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商书，也将《商贾格言》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收录。例如，咸同年间刊刻的《新增酬世群芳杂锦》中，就收录了《商贾格言》。该书题作“陇州居士原本”，但从其所引的《商贾格言》来看，其内容便是汪鸣时的《商贾格言》。[6]
第二，商书（商业书和商人书）为商界阅历中人所编，一般情况下最初是以抄本形式呈现，其后则经过不断修改及系统整理，并最终刊行于世。刊本形成之后，仍然会有不少抄本行世。这些抄本，有的就是依据刊本重新抄录或辗转抄录而成，在此过程中，常有一些删改、补充。谢光燧本《商贾格言》序曰：
商贾为四民之一，其中之大成事业者固多，而倾败贻讥者亦复不少。勤俭和慎，成之源也；骄奢淫佚，败之渐也。然非老成历练，熟悉夫行货、居货之宜，而又精明乎持己、接人之道，鲜有能撮其旨要，发一片婆心，详载以示人者。夫既详载以示人矣，又虑夫言之非艰，行之维艰，不啻谆谆面谕也。此右翁老先生经世之方，发为格言，于课蒙之暇时，讲明而切究之，俾知夫商贾之不易为，而不可不循其矩矱也，爰属余赘数语，以弁其端云尔。
榆山居士拜草。
而笔者所藏的同名抄本中，同样抄录了以上内容，只是文字颇多漏略及讹误，如“倾败贻讥者亦复不少”作“倾败贻者亦不少”，“谆谆面谕”作“谅谅面谕”，“右翁老先生”作“右翁先生”，“课蒙之暇时”作“课蒙时”，“榆山居士拜草”作“榆山居士”。可见，文字上做了简略处理，这应当是抄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上引谢光燧本序文中提及的“经世之方，发为格言”，是明清时代诸多商书的特色。具体说来，当时大批出现的商书之编纂愈加精细和多样化，出现了不少歌谣式和格言化的商书。如明人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除记录各类算法、度量衡及田亩制之外，还收录了先贤格言、珠算加减法歌诀等。此外，在商编路程歌中，人们将沿途的地名景观、人文风俗串联起来，朗朗上口，以便初学者记忆和背诵。[7]而一些格言化的商书，有的与启蒙读物密切相关。譬如，徽州启蒙读物《眼前杂字》，[8]全书就分为几个部分，分别为《眼前杂字》、《行旅紧要》、《贸易紧要》和《乾惕宝箴》。其中的《贸易紧要》，所述者就与《商贾格言》颇为接近；[9]而《乾惕宝箴》部分，则融汇了民间的诸多劝善格言，如“肩挑贸易，小本度日，不占便宜，德留儿孙”“常存善念，吉神保护，逢凶化吉，人自不知”“言从谨慎，事合中庸，由此积德，百福骈臻”。此类格言，也是反复劝导人们行善积德，反映了民间善书与商业书的相互杂糅。[10]这些与《商贾格言》的内容亦颇为类似。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1]陆林：《清初总集〈诗观〉所收徽州诗家散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第305页。
[2]以管见所及的现存刊本来看，“延古楼”在歙县者计有两处：一处是歙西著名的虬村延古楼，刊刻有《珠玑杂字》等；另一处则为歙县东南深渡的延古楼，刊刻有《昔时贤文》。以前者最为著名，推测此《商贾格言》应为虬村延古楼所刻。
[3]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4]此外，李晋德亦有《客商一览醒迷》，参见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5]封面除书名外，另有“升代兄写/光绪捌年正月吉日立/九年附/拾年附/拾壹年附”字样。
[6]鞠清远：《清开关前后的三部商人著作》，载包遵彭、吴相湘、李定一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2册，台北：正中书局，1958，第212、224页。
[7]参见王振忠《新安江的路程歌及其相关歌谣》，《史林》2005年第4期；《清代徽商与长江中下游的城镇及贸易——几种新见徽州商编路程图记抄本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8]刊本1册，扉页题作“光绪戊子年新镌/屯溪大盛梓行”，光绪戊子年即光绪十四年（1888）。
[9]《眼前杂字·贸易紧要》：“商贾为业，先学谦虚，公道存心，店业之本。古人传授，后学为法，莫买初跌，莫卖初涨。价高莫赶，见滞莫弃，生行莫入，熟行莫弃。莫嫌利薄，不宜贪险，生意守店，业在其中。从稳妥当，不致误事，开店交易，来路通处。再三斟酌，切莫轻举，柜友学生，均要和气。自禁放荡，各务本分，格言引路，善与人同。敬守中庸，事勿偏执，求福积善，求寿惜身。顺理则裕，从欲惟危，朝乾夕惕，事事顺遂。”
[10]安徽省图书馆所藏抄本《珠谱》[作者自题“海阳毓和主人”，序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其中除了“辨认首饰诀”、“绸缎纱罗”和“皮货”三部分外，还附录有《王文肃公本箴》和《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等。其中，《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也作为劝善书，收录于徽州人所编的格言、座右铭中。如清海阳竹林人录《座右铭类编》（漱经斋藏版），首先抄录《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朱子治家格言》，并在之后以“好生”“善恶”“祸福”“报施”等，分门别类地列举了诸多劝善格言。参见王振忠《清朝民国时期的善书与徽州社会》，《法国汉学》第13辑《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中华书局，2010，第466—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