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讲政治”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发展座右铭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这个概念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讨论的一个学科在很多年前就在“讲政治”，以至于“讲政治”成为它的精髓和DNA，恐怕会引起一些非议。请大家先别急于否定或者下结论，陈建博士将用自己的著作去澄清这些学术观点。

《档案学的性格》一书讨论的是档案学科的基础理论，用陈建博士的话说，即档案学的“元问题”。元问题者，事物之根本也。政治一词自舶来之日起，就是社会发展之根本。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句话基本上揭示了政治的含义：政治就是国家的治理，或者称公共事务的管理。如此一来，问题就简单了，我们所称的档案是一种社会记录或者记忆，档案的形成是按照管理者规则运作的；“管理者规则”是一种来源于行为主体的“政治诉求”，档案就是这种“政治诉求”的产物。虽然不同的社会主体都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但在“国家治理”的层面，国家意志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以“政治诉求”的产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政治性是毋庸置疑的。

根本问题解决了，下面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比如，为什么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偏重于选择当下国家、政府以及档案行政机构所关注的问题，偏重于对国家档案行政部门的一些规章制度进行理论解读，偏重于针对有关档案实际问题向档案行政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对策？为什么中国档案学界存在明显的资政取向？那是因为这个群体自产生起，就有“坐在皇帝身边”“插入剑鞘中的剑”的情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其必然的选择！当然，“讲政治”，不是唯上司意志，也不是为尊者讳，而是实事求是为国家图发展、为民族图富强、为学科图进步。

学界人士不要一谈“讲政治”“政治性”就认为失去了自己的品格。正如陈建博士在其著作中指出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总结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环境的特征，可以得出中国档案学政治性格的五大优势，这些优势对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官学互动的学人结构促进了中国档案学多元特色学人结构的形成；价值取向的资政辅政有利于中国档案学获得更大的政治扶持和推力；（行政）实践方法促成了中国档案学的务实学风和应用型学科面貌；研究对象的行政关爱提高了中国档案学的地位和声望；研究环境的政治关怀为中国档案学的迅速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巨大动力。

言及此，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已经比较清楚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对于这种客观存在，任何回避和过度阐释都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当代档案学人，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不能否认我们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学科的发展道路要与自身的遗传保持一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当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做明明白白的事：让我们与陈建博士一起去阅读、理解和研究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吧！

2018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