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韵义

《诗经》是由孔子删定的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四百年间诗歌总集，基本内容由《风》《雅》《颂》三部分构成，即十五《国风》、《小雅》《大雅》与《周颂》《鲁颂》《商颂》。《诗经》六义者，风雅颂与赋比兴。风者风教，乃圣贤治道之遗化，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各国之事风俗各异，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随风设教名之为风，以《周南》为王者正风之始，以《召南》为诸侯正风之始，风化自近及远至获嘉瑞；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则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雅者正教，乃周之正教可为后法，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陈王政之所由废兴，天下之事齐正万方，政教施同名之为雅，政有小大雅分大小，大雅据盛隆推原天命以述祖美，小雅先其文所以治内，后其武所以治外，二雅逆顺之次，极圣贤之情著天道之助，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颂者成教，乃诵周政教盛德广以美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风雅颂三，同为政名而积渐有序，教化之道先讽动之，物情既悟化之齐正，风动之初名之曰风，齐正之后名之曰雅，风俗既齐德能容物，教化功成名之曰颂。赋者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者不斥今失比类婉讽，兴者见今之美取善喻劝。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关于《诗经》主旨体例，孔子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颖达《毛诗正义》序指出：“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仿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再就《诗经》源流沿革而言，大致为孔子删定以传子夏，子夏作序以授曾申，曾申再传李克、荀子，至鲁国毛亨训诂作传以授赵国毛苌，两晋南北朝刘焯、刘炫等义疏之，唐孔颖达等正义之。作为经学重镇，历代《诗经》学时中发明《诗经》大义，因历代因缘际遇而应时兴起，清版唐代《毛诗正义》即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的内在整合。就儒教义理而言，《诗经》侧重表述了贤明通达君子主体、礼教纲常价值关怀、天人物象类比思维、上下互动民本观念等内容的内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