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张骞

一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河西走廊，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艰难地向西行进，戈壁滩上落日的余晖散落在他们身上，一轮皎洁的圆月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已经隐约可见。他们从长安出发已经有些日子，自从离开陇西（今甘肃临洮）后，就进入了这条狭长的地带，与身后的大汉帝国渐行渐远。

这些人要去往哪里？说来或许不信，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具体的地方。不过对于此行的目的，作为领头人的张骞再清楚不过，他们要找寻一个叫作“大月氏”的民族。

就在几个月前，张骞在甘泉宫见到了刚刚登基的汉武帝刘彻，这位帝王当时只有十六岁，但所表现出的气度和志向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张骞深深感知到了这一点，眼前这位比自己小十岁的少年天子，绝不甘心做一个守成之君，他渴望着干一番大事业，成为超越前辈的千古一帝。

但是，汉武帝要想实现这个夙愿绝非易事，因为在他之前的西汉帝王个个优秀。曾祖父刘邦战胜了强大的项羽，开创了属于刘家的帝业。祖父文帝刘恒和父亲景帝刘启联手奉献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即便是在此中间专权的吕后，在她的治下，也是“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不过，这些帝王虽然表现杰出，但头顶上无一例外都戴着一顶屈辱的帽子，送给他们这份耻辱的是一个叫“匈奴”的游牧民族。

对于这个游牧民族的来源，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开篇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夏朝之前，山戎、猃狁、荤粥等少数民族居住在北部蛮荒之地。夏朝灭亡后，相传夏桀之子淳维逃亡北方，与这些少数民族融合成了匈奴，换句话说，匈奴是夏朝王室的后代子孙。《汉书》的作者班固几乎沿用了司马迁的说法。

不过，近现代以来学者大多不认同上述说法，而觉得匈奴是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共同后裔。著名学者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称的“匈奴”。

虽然关于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论，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匈奴与地处中原的华夏民族大相径庭，无论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饮食衣着、婚姻制度等都有很大的区别。

匈奴较早出现在史籍中是在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说匈奴配合韩、魏、赵、燕、齐等五国联合攻击秦国。自此以后，“匈奴”便成了中原王朝的心头之患，也逐渐成为古代史书中常见的一个词。

只是，起初是“小患”，而非“大患”。“匈奴”最早远不是中原政权的对手。战国末年，赵国名将李牧大破十余万匈奴骑兵，从此匈奴十余年不敢南犯。等匈奴稍微缓过些劲来，又被统一天下的秦始皇迎头一击，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人马将匈奴逐出河套地区，退到阴山以北，“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秦始皇为了防止匈奴南犯，上马了一个庞大的工程，将过去秦、赵、燕的长城连为一体，从此便有了万里长城，有了这道人工的屏障，使得匈奴的骑兵更加难以逾越。

遗憾的是，秦朝的历史实在太短了，就在中原大地重新陷入大乱时，匈奴却诞生了一位强有力的头领——冒顿单于。这位单于是个狠角色，狠到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杀掉了，由此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叫作“鸣镝弑父”。

冒顿原为其父头曼单于的太子，后来头曼单于宠爱的阏氏生了个小儿子，他就想杀了冒顿而立小儿子为太子。

头曼单于采用“借刀杀人”之计，派冒顿到月氏去当人质。冒顿刚到那里，头曼单于就下令攻打月氏，想借月氏之手杀掉冒顿。情急之下，冒顿偷了月氏的良马，骑着它只身逃回匈奴。

头曼单于看到冒顿居然能单枪匹马地从虎口脱险，深感其勇猛异常，没有继续迫害他，反而封冒顿为大将军，让其统领一万骑兵。

但冒顿对父亲的仇恨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他让人制作了一种骨箭，上面穿孔，发射之时有鸣声，称为“鸣镝”，又称“响箭”。

冒顿开始训练自己的部下，对他们说：“凡是我的响箭射中的目标，你们都要全力射击他，谁要是不射，杀无赦！”最初射猎鸟兽，有人没有跟着射，冒顿就把他们杀了。不久，冒顿以响箭射击自己的爱马，左右之人有不敢射击的，也掉了脑袋。过了些日子，冒顿竟然用响箭射击自己心爱的女人，有些部下感到恐惧，不敢射击，冒顿又把他们杀了。

冒顿出去打猎，用响箭射击头曼单于的马，左右之人都跟着射，冒顿知道部属已成了可用之人。

冒顿觉得万事俱备，有次跟随父亲去打猎，他突然用响箭射击头曼单于的头部，左右的人也都跟着把箭射向头曼单于，头曼当场被乱箭射杀。冒顿随即又把他的后母及弟弟，以及不服从的大臣全部杀死，自立为单于。

冒顿上台后，东边强大的东胡派人索要美女和宝马。匈奴人异常愤怒，想着与东胡决一死战。但冒顿却毫不在意，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看到匈奴人服软，东胡非常得意，对其更加轻视。冒顿利用东胡的麻痹，发动突然攻击，消灭了这个劲敌。

从冒顿杀父夺位和击败东胡的过程来看，他不仅有冷酷骁勇的一面，还颇有政治头脑和智慧。此后匈奴走上了快速扩张的道路。

匈奴吞并了东胡后，又驱逐了实力不俗的月氏，收复了被蒙恬所占的旧地，还征服了楼烦、乌孙等部落，草原各族无不臣服匈奴。一个强大的帝国横空出世，疆域最东达到辽河流域，最西到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南达秦长城，北抵贝加尔湖一带。

汉高祖刘邦刚刚夺得天下，匈奴便来找麻烦。在匈奴大军的逼迫下，七个异姓王中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夺得马邑后继续南下，兵锋直指晋阳（今山西太原）。

刚刚战胜项羽的刘邦没有把匈奴放在眼里，决定御驾亲征。他认为匈奴打不过秦军，而汉又刚刚灭掉了秦，还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如此说来，匈奴军队并没什么了不起，根本不是汉军的对手。

不过，这只是一个推理。此时的刘邦根本不知道冒顿单于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也就不足为怪。

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率大军征伐匈奴，起初的战局非常不错，一路上势如破竹，连战连捷，这使得刘邦更觉得匈奴不堪一击。实际上这是冒顿单于采用的诈败之计，主动示弱，引汉军继续北上。

志在必得的刘邦果然上当，轻骑突进，不顾一切追击，将大部队远远甩在后面。冒顿单于抓住战机，率领四十万骑兵倾巢而出，将刘邦率领的前军和后面的汉军拦腰截断，刘邦被围困平城（今山西大同）以东的白登山上整整七天七夜。

当时正值寒冬，汉军冻得手脚发僵，有不少士卒被冻掉了指头，粮食也即将耗尽，形势极度危急。刘邦几次率军突围，都以失败告终。

就在刘邦陷入绝望之际，“陈平秘计而出”，至于进献什么样的“秘计”，说法不一。最普遍的观点是陈平劝刘邦用丰厚的礼物去贿赂冒顿单于的妻子阏氏，让她帮忙说好话，如此一来，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刘邦对此全部采纳，没想到这招果然好使，接受大量金银财宝的阏氏规劝冒顿说，如果不及时退兵，等汉军大量援兵到来，匈奴骑兵有可能被反包围。

冒顿觉得有理，短时间内无法攻下白登山，汉朝援军正向这里靠拢，而且韩王信的队伍没有按照约定前来，这样耗下去，谁能笑到最后真说不准。况且，他本来就没有取而代之，从而问鼎中原的野心，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如今，已经达到了目的。于是，冒顿单于在包围圈中悄悄地开了一个角，放了刘邦一条生路。

对于刘邦来讲，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曾有过不少失败的经历，有些甚至是非常重大的挫折，但始终都没有压垮他。但这次不同，从平城回到长安，只要他一闭眼，脑海中满是黑压压的匈奴骑兵，以及滚雷般的马蹄声。利刃闪出的道道寒光，还经常出现在他的梦境之中。

这段令人后怕的经历，使得刘邦清楚意识到，以西汉帝国现有的实力，还不足以与匈奴掰手腕，要想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恢复发展经济，只能选择暂时忍让。

只是如何才能让冒顿单于满意，不再进犯呢？大臣刘敬提出一个法子——和亲，他认为这个方法兼顾了眼前和长远。

道理很简单，大汉公主嫁过去，冒顿单于就成了刘邦的女婿。由于地位尊贵的公主会被作为阏氏，冒顿单于死后，冒顿单于和汉朝公主所生的儿子就会成为新单于，外孙怎么会和外祖父分庭抗礼呢？“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这样就可以不经过流血冲突让匈奴臣服。

刘敬同时提出为了能使和亲策略奏效，必须让刘邦和吕后唯一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完成这个使命，如果让宗室及后宫女子假扮公主，很容易穿帮，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

刘邦真心被匈奴打怕了，不假思索满口答应。但吕后却不同意，她和刘邦就这样一个宝贝女儿，怎么能狠心将她远嫁异域。

吕后天天哭哭啼啼，搞得刘邦实在没办法，只好找了一个宗亲之女封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并赠送了非常丰厚的嫁妆。从此开了和亲的先河，成为世上以女人换和平的最初蓝本。

至于第一位做出牺牲的女子是谁，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史记》中只有寥寥数语，“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

不仅是她，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共将九位宗亲之女送往匈奴和亲，没有一个能留下名字。她们为汉朝带来了和平，但出生于什么环境，经历了什么，在史书找不到只言片语，永远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虽然远嫁的不是鲁元公主，但刘敬的计策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人财皆收后，冒顿单于暂时中止了对汉朝的大规模侵扰。

不过，西汉帝国的低三下四，使得冒顿单于更为骄横，汉高祖刘邦死后，主持朝政的吕后收到冒顿单于的一封“求婚书”，信中写道：“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意思是说，你我如今都是鳏夫寡妇，不如我们搭帮一起过吧，互通有无，岂不美哉！

这封所谓的“求婚书”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即使对于一个普通女子看来，冒顿的行为都是赤裸裸的性骚扰，何况对于大汉帝国的太后，因此顿时在西汉朝堂炸了锅。

吕后的妹夫大将樊哙表示忍无可忍无须再忍，请求率十万大军出征匈奴。大臣季布表示反对，理由很简单，当年汉高祖亲率30万大军都打不过匈奴骑兵，樊哙的十万人还不够匈奴人塞牙缝，如果把冒顿单于激怒了，匈奴挥师南下，西汉恐怕难有招架之功。

吕后为人虽然心狠手辣，但“大事不糊涂”，觉得季布言之有理，现在还不是和匈奴摊牌的时候，于是提笔写了一封回信，说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我老太婆年老色衰，头发、牙齿都掉了，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又怎能远赴匈奴呢？单于您误听人言，恐怕玷污了单于的威名。“弊邑无罪，宜在见赦”，请求放过一马。

冒顿单于本意只是想羞辱一下汉朝，接到吕后的回信及馈赠的礼物，觉得目的达到，于是表示“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称赞汉朝是礼仪之邦，并献马以求延续和亲。

汉文帝时，老上单于率匈奴大军犯边，一直杀到距离长安城只有两百多里的地方，文帝最终忍了，继续将宗亲之女一次次送往匈奴，并承诺和亲之后，汉朝不会先违约，确保维持双方的友好关系。

更为甚者，文帝给匈奴单于写信，用的是一尺一寸的竹简，上面写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显得非常客气。而单于回信用的却是一尺二寸的竹简，台头写道：“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匈奴单于的回信，无论竹简大小，还是称呼语气，都要故意压大汉一头。

汉景帝即位后，同样奉行和亲政策，一再重申要睦邻友好。在此期间，虽然偶尔有匈奴的侵扰，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进犯，边境上总体维持了和平局面。

二

汉武帝登基后，目光瞄向了蒙古高原，来自那里的狂风，时常席卷长安的宫殿，让他感知那个给大汉带来无尽屈辱的彪悍民族的存在。

武帝觉得通过和亲来维持和平是脆弱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还是需要动用武力。如果说先辈的忍辱负重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妥协，如今已经到了改变的时候。他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经过几代人的韬光养晦，特别是通过“文景之治”，汉朝的综合国力大增，已经今非昔比。

《史记》中形容了当时的盛况，“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财政收入暴增，国库里有数不清的钱，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食多得吃不完，京师粮仓的粮食因为来不及吃，时间久了都腐烂了，殷实的家底为武帝对匈奴动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外，马匹短缺的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的改观。经过秦末大乱和楚汉战争，汉朝刚建立时，马匹极为稀缺，一匹马可以卖到百金。高祖刘邦甚至找不到四匹肤色相同的马来拉车，至于百官只能骑牛车，整个皇室只有“厩马百余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初开始，朝廷就鼓励百姓养马，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文帝时，颁布了“马复令”，养殖一匹军马的农民，可以免除他家三个人的兵役，甚至可以用捐马的形式给自己赎罪，并且禁止民间屠杀马匹，明确规定“盗马者死”，还严厉禁止优良马种外流。景帝时，专门设置了三十六所养马的“牧马苑”，大力鼓励民间养马。

经过多年的倡导和鼓励，到武帝时“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当时官府掌管的牧苑中，就有四十万匹马，民间的马更多，“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街道和田野上到处是马，如果骑一匹母马甚至连聚会都不让参加，因为母马容易造成公马的骚动，破坏聚会的气氛。

相对于汉初的情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间的马匹多了，战马问题迎刃而解，这对于与匈奴开战太重要了。因为匈奴是马上民族，汉军如果没有骑兵优势，很难与之抗衡。

日渐雄厚的经济实力，大规模的战马储备，使得武帝终于看到了战胜匈奴的希望，一想到这里，他不由心潮澎湃，虽然不知何时能真正实现这个夙愿，但隐约感觉到离扬眉吐气的日子不远了。

尽管武帝动了心思，但对荡平匈奴并无太大把握，毕竟历史上有相当惨痛的经历，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和亲政策，没有与匈奴发生大规模的正面交锋，如果真打起来，是否会重演白登山之围，还是另外一个结局，谁都说不好。

就在武帝难以决断时，传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使得他重新振奋起来：一个被俘的匈奴人说匈奴打败了月氏人，杀了月氏王，并用他的头骨作为饮酒的器具。月氏人因此向西逃走，心里对匈奴充满了怨恨，但苦于找不到一起攻击匈奴的盟友。

武帝听闻此讯，顿时蹦出一个全新的想法。他认为匈奴实力很强，如果汉朝单干胜率不大，倘若能联合月氏夹击匈奴，则胜算大增。只是，要想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找到月氏人，但被匈奴驱逐的月氏人到底在哪里呢？

月氏是个古老的民族，曾经非常强盛，连匈奴都惧它几分。当年头曼单于就是将儿子冒顿送到月氏做了人质，后来冒顿成为可汗后，匈奴变得强大起来，击败了月氏，月氏人被迫迁徙，一小部分向南进入祁连山，被称为小月氏，大部分则向西进入了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称为大月氏。

武帝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月氏在匈奴的西边，“道必更匈奴中”，意味着要想联络月氏，必须要经过匈奴控制的区域，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不过在武帝看来，为了实现击败匈奴的宏图伟业，这个险值得冒，也必须冒。

只是由谁担负这个危险而重要的使命呢？这趟出使不同以往，前途漫漫，情况不明，一路上危机四伏，如果遇到匈奴人，说不好还会有杀身之祸。武帝一时没想到合适人员，于是公开进行招聘，随即一个叫张骞的郎官主动请缨接受招募。

张骞是汉中郡城固（今陕西城固）人，出身寒门，因此《史记》《汉书》等对其身世及成长经历都没有任何记载，只说他长大后，在朝廷中担任郎官。

史载，汉武帝在太初元年（前104）设置了羽林郎，先是选拔骑射有军功者，后又选了一些智谋之士和文学士，张骞得以入选。尽管他不是武士，但也绝非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学士，史书上说他“为人强力”，应该是一个体魄健壮之人。

当张骞听说公开招募使者的消息，激动得一夜未眠，觉得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作为郎官，虽然可以待在皇帝身边，但他却不满足于此，内心渴望做一番大事，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如今舞台摆在了眼前。

只是，张骞心里也清楚，如果应征，将会踏上一条险途，且不说能否找到大月氏，需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被匈奴人捉住了，不仅无法完成使命，甚至连性命都会搭上。

张骞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应募出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成就一番功业，就必须要把生死度外。武帝召见了张骞，看到他身体健壮而且谈吐不凡，完全符合应征的条件，对这个人选感到很满意，觉得张骞能够担负起这个艰巨的使命。

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队伍中有位叫作堂邑父的匈奴人作为向导和翻译。过了陇西后就进入了完全陌生的地域，张骞并不知道这个东西长、南北窄的地带后来被名为“河西走廊”，更不知道一条叫作“绿洲丝绸之路”的中西交流要道即将横空出世。

张骞一行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特别是进入匈奴人控制的地区后，这样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行走在戈壁滩中，无遮无掩，非常容易暴露行迹，匈奴骑兵随时可能出现在眼前。为了保险起见，张骞下令队伍夜行昼伏，最大程度减少暴露的风险。

即便如此还是难逃厄运，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伴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马蹄声，从远方而至的匈奴骑兵将他们团团围住，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使团悉数成了俘虏。匈奴人见到他们感到非常吃惊，在这里发现如此多的汉人，而且是汉朝的使团，在此之前从未有过。

匈奴骑兵将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这时匈奴王庭在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由河西走廊到匈奴王庭，路上要走一些日子。

张骞此时已从最初的恐惧中挣脱出来，他心里清楚，见到单于凶多吉少，虽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仍感到些许心痛和不甘。性命可以不要，但如此一来却无法完成武帝的嘱托。

军臣单于见到张骞等人后，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联络月氏人，生气地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月氏人在我们的西北，汉朝怎么能越过我们，向月氏派遣使节呢？如果我们穿过汉朝，和南方的越国联络，你们会同意吗？

军臣单于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杀掉张骞一行，而是将其扣留和软禁起来。这一扣就是十年。

至于张骞如何渡过这段漫长的岁月，《史记》里只有一句话——“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从这个记载来看，张骞似乎没有受到什么虐待，相反娶了一个妻子，两人还生了孩子。

军臣单于或许想用这样的方式软化张骞的意志，但张骞没有被“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柔乡所困住，时刻都想着自己未完成的使命。张骞十分谨慎地保护着朝廷颁发给他的节杖，期待着有一天能够重新踏上寻找月氏之路。

只是这一天看上去遥遥无期，昼夜更迭，四季轮换，眼见草原一年年的枯荣，境况却没有任何改变。张骞经常面朝南方若有所思，想念着魂牵梦绕的大汉。武帝召见他的情形不断浮现，那个充满期盼的眼神始终无法忘怀。

在意志消沉或心情幽暗时，张骞总是拿出节杖端详，心里默默告诉自己：只要活着，就一定会有机会逃出去，因此绝不能轻言放弃。

张骞的期望最终变成了现实，在匈奴待得时间长了，对他的看管渐渐宽松起来。在武帝元光六年（前129）的一天，他终于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抛妻弃子，带着堂邑父等成功逃脱。

三

张骞狂奔了许久，见到没有匈奴人追上来，才稍作喘息。如今他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向东返回长安，还是继续向西寻找月氏。

前者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继续西行还可能遇到新的险情，而能否完成使命不得而知。但在张骞看来，没有完成武帝交给的任务，就无法回去复命，纵然回到长安，保得下半生平安，也会生活在不甘和悔恨中，因此他下定决心，即使前面有刀山火海，定要纵然前行，不找到月氏人绝不东返。

张骞一直听说大月氏生活在伊犁河一带，便朝着伊犁河谷进发。但是，他不知道在被扣押的十余年间，西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月氏不见了！

大月氏的消失和一个叫乌孙的民族有关。这个民族原本生活在祁连山一带，史载，月氏强盛时，杀掉了乌孙王难兜靡，当时他的儿子猎骄靡刚出生，被人带到了匈奴，由冒顿单于抚养成人。

猎骄靡长大后，请求匈奴借兵复仇。此时月氏大部在匈奴的打击下，已经从河西地区迁移到了伊犁河、楚河流域，但猎骄靡依旧不肯放过，带着兵马前来征讨，月氏抵挡不住，只好继续西迁，翻过了葱岭，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来到了阿姆河流域，并在这里定居下来。

张骞对这样的变故并不知晓，起初还是朝着伊犁河流域进发，边走边打听大月氏的具体方位。后来应该是得知了这一变故，因为他经过车师后没有继续前往伊犁河流域，而是折向西南，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库车、疏勒等地，来到了葱岭之下，准备翻越葱岭，前往月氏人居住地。

张骞在这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西河旧事》里说：“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也。”这里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五大山系汇集于此。不仅海拔高，而且气候多变恶劣，经常会遇到暴风雨。

张骞在这里又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山峰如云，白雪皑皑，看不到任何人烟，只能风餐露宿，走走停停。由于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抵着凛冽的寒风，望着直入云霄的山峰，看着身边倒下的伙伴，一度觉得很难走出这片高地，自己最终会变成冰雪之下的枯骨。亏得身边有“善射”的堂邑父，在沿途射杀一些鸟兽，这才有了果腹之物。以鸟兽为食，以冰雪为水，张骞等终于艰难地翻越了葱岭。

当翻过最后一个山隘，再一次看到袅袅炊烟时，张骞百感交集，望着身后走过的路，顿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只是他不曾知道，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段艰苦的行程，他成为历史记载中从中国内地到中亚的第一人。

张骞接下来到一个叫大宛的国家。在此之前，汉朝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国名。对张骞来讲，这更是一个完全陌生和全新的世界。

大宛位于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四周被库拉马山、费尔干纳山和天山等群山包围，仅西南方向留有一条狭窄走廊与外界相通。虽然汉朝对大宛一无所知，但大宛人却听说过东边有一个很强盛的王朝，张骞的到来，不仅验证了这样的说法，还使得大宛人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汉人。

出乎张骞的意料，他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早听说汉朝非常富庶，大宛王一直想与汉朝建立联系，但由于远隔千山万水，中间又有匈奴的阻碍，这个愿望一直无法实现，万万没想到汉使竟然从天而降，大宛王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张骞表明身份后，诉说了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遇到的种种遭遇，希望大宛王能够派人将自己送往月氏，以后自己返回长安，一定会奏明汉朝皇帝，赠送重礼作为酬报。

大宛王一听“赂遗财物”，很是高兴，对张骞的请求满口答应，派出向导和翻译护送张骞到了康居，然后再由康居人将其送往大月氏所在的地方。

张骞终于见到了魂牵梦绕的大月氏人，十多年来所受的苦难就是为了今天。想到即将完成武帝给予他的使命，不由激动万分。不过，高兴没多久，张骞便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之中。

这是因为大月氏人臣服大夏国后，在这里定居下来。如今生活的区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没有外敌的侵扰，人们安居乐业，宛若在“桃花源”中，“地肥饶”而“志安乐”，早已没有了复仇的想法，无论张骞如何劝说，大月氏人也不为所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便大月氏人想复仇，但如今他们不和匈奴接壤，隔着葱岭这样的天险，中间还有大宛、康居、乌孙等诸多国家，和汉朝联合夹击匈奴已经失去了现实可能性。

这样的结果对张骞而言，既无奈又痛心，跋山涉水，九死一生，为的就是完成联络大月氏的使命，但人算不如天算，如今只能铩羽而归。在踏上归程前，张骞穿越妫水（今阿姆河上游）南下，抵达了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进行实地考察。

元朔三年（前126年），在大月氏待了一年的张骞动身回国。吃一堑长一智，为了不让匈奴人再次俘虏，他决定不沿原路返回，而是另辟新径，依今天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向东，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东行，通过羌族人居住的地方取道回国。

张骞出使时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条道路，后来从当地人那里探知，可以沿昆仑山北麓，经大宛、莎车、于阗、鄯善，然后通过青海羌人地区归汉，这便是所谓的“南道”。

张骞没想到，尽管改了道，但还是在路上被匈奴人捉住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二次做了俘虏的他，竟然和先前留在匈奴的妻子团聚了。不得不叹服，冥冥之中，一切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

张骞虽然再次拥有了家庭生活，但心情比上次更为灰暗，因为不知道还会被扣留多长时间，自己能否活着离开更是要画个问号。更何况，从长安出发时二十七岁的他，如今已人到中年，难道一生真的要耗费在这片异域的荒野吗？

就在张骞为前途感到迷茫时，一年后匈奴发生了内乱，军臣单于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了争夺可汗之位大打出手，张骞抓住机会带着堂邑父和匈奴妻子趁乱逃走。一路风餐露宿，穿越草原和大漠，直到有一天，雄伟的长安城终于重新出现在张骞的眼帘中。

泪水顿时模糊了张骞的双眼，在出使的路上，即使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没有流过泪，被匈奴人扣押时没有，艰难翻越葱岭时也没有，但此时远远望见长安时，张骞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十三年前，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使团从这里出发，如今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人回来，而且无人再能认出他就是当年的张骞，衣衫褴褛，两鬓斑白，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垂垂老者，唯一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是手中的那一根节杖。

张骞一直竭尽全力保护着这个象征，虽然历经苦难，但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重返故土来给武帝复命，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掉节杖，因为他的身份是——大汉使臣！

四

汉武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清楚记得当年送张骞出发的情景，从那以后，一直盼着张骞的回音，希望能带来关于大月氏的消息。

只是年复一年，没有任何音讯，原本充满期待的汉武帝到后来彻底断了念想，觉得这个使团或许在半路遇到了不测，否则不可能如此长时间音讯全无。

汉武帝怎么也不会想到，张骞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竟然奇迹般回到长安。只是再次见到他时，已经完全认不出眼前的人是张骞，当年雄姿英发的郎官，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张骞详细汇报了此行的经过，虽然没有完成联络大月氏的使命，却给汉武帝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张骞先说了几个亲身游历过的国家。在匈奴西南是大宛，距离汉朝大约一万里，不是以放牧为生，而是定居耕田，种植稻麦，并出产葡萄酒。大宛国有城郭和房屋，所管辖的城邑大小七十余个，民众有几十万。

更让汉武帝感兴趣的是，张骞说在大宛出产一种“汗血宝马”，它们跑起来流下的汗水都是红色的，据传其祖先是“天马”的遗种，算得上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马匹。

康居在大宛西北大约两千里，是一个游牧民族，善射的战士有八九万，和大宛是邻国，但国土面积狭小，南边服侍月氏，东边服侍匈奴。

大夏在妫水以南，和大宛一样，人们定居生活，有城郭房舍，但没有统治全国的君主，各城邑自行管理。这里虽有一百多万民众，但非常害怕打仗，而很会做买卖，如今他们臣服于大月氏。大夏最大的城市叫蓝氏城，市场非常繁荣，商贾在这里经营各类货物。

汉武帝当年最关心的大月氏，张骞讲述得最为详细。大月氏在大宛以西二三千里，居住在妫水以北，南边是大夏，西边是安西，北面是康居。这是他们后来迁居到的地方。

起初月氏最强盛的时候，占据了整个河西地区，根本不把匈奴放在眼里。冒顿成为单于后，匈奴攻破月氏，杀掉月氏王。月氏人只得离开故地向西迁移，后来又被乌孙驱赶，再次向西，“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还有一小部分没有西迁，向南融入羌人中，称为小月氏。

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是张骞去过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讲了几个没到过但听说过的国家，包括乌孙、奄蔡、安息、条枝等。

乌孙在大宛东北两千里的地方，由游牧民族建立，实力非常强，善射的战士有好几万，本来臣服于匈奴，随着逐渐强盛，不肯再去朝拜匈奴，只是名义上归附臣属而已。

奄蔡在康居的西北方向，同样由游牧民族所建，实力也比较强，“控弦者十万”。而且“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濒临漫无边际的北海。这里的“北海”是指今天的咸海或里海，苏武牧羊的“北海”则是指贝加尔湖，两者相去甚远，不是同一个地方。

安息在大月氏西边的数千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方圆数千里，大小城市有数万个，民众除了耕田外，还做生意，用车或船运送货物到其他国家。这里用白银做货币，钱币上铸有其国王的肖像，国王死了便更换钱币，用新国王的肖像铸币。而且他们在皮革上记事，文字都是横写的。

条枝在安息的西边，濒临西海，也就是今天的地中海。气候炎热潮湿，人们耕田种稻。那里出产一种很大的鸟，其卵如瓮那么大，这个国家的人还非常善于玩魔术。

令人称奇且讶异的是，西王母传说竟然出现于张骞所获得的消息中。“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弱水和西王母是神话中的河水和神仙，是战国时中原对西方世界的一种想象，西汉初期的西王母崇拜氛围已经染及皇室，汉武帝尤为严重。

张骞向安息国人征询西王母是否在其国土上，安息老者听了后，告诉张骞：“在西方的条支国，有浩荡汹涌的河流，那里就有这样的一位女神。只是我没有见过。”。

张骞所说的这些对于武帝来讲实在是太新鲜了，原来国外有国，天外有天。虽然张骞没有完成既定使命，但武帝对他此行还是感到非常满意，特别是历经艰险不辱使命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这位帝王，于是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

听完张骞关于西域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详细汇报后，有两个信息引起了武帝的高度重视。一是乌孙很强大，不愿意臣服匈奴，可以与之联络夹击匈奴。二是各国物产丰富，和汉朝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可以互通有无。特别是大宛的“汗血宝马”，使得作为资深“马迷”的武帝垂涎不已。

不过，想要实现联络西域诸国的目标，必须要打通西去的道路，意味要彻底扫除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这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常困难。张骞此时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使沟通西域出现了新的可能性。

张骞说有一个国家叫身毒，也就今天的印度。他在大夏时，曾看到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追问它们的来源时，大夏商人告诉张骞，这些都是从身毒买的，并介绍说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风俗与大夏相同，地势低缓，气候潮湿，打仗都骑着象，而且整个国家“临大水”。

张骞由此推断说：“大夏距汉朝一万二千里，在汉的西南方向。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应该比大夏更近。四川又在长安西南，与身毒的距离不会太远。”这也解释了为何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会出现在身毒。

基于这样的推测，张骞向汉武帝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请求派人南下，从四川向西南方向进发，开辟出一条通往身毒的道路，然后再由身毒通往西域各国，这样就可以避开匈奴和羌人。

汉武帝被张骞西行记述所深深吸引，沟通西域已列入计划之中。在他看来，西域地区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给予好处，使之入朝，不仅可以孤立匈奴，还可能使之臣服，这样一来，“则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自己将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杰出帝王。

因此，武帝听说张骞可以另辟蹊径，毫不犹豫全盘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派张骞去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此事。

对刚从西北回来的张骞而言，开通西南这件事，论困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出使西域，因为自古以来，西南地区都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和中原几乎处于隔绝状态。

战国末年，楚国将军庄乔到达滇池，征服了周边部落，自称滇王，建立了滇国。滇国又名滇越，因遇有战事将士们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

武帝登基后，曾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开发西南夷，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对汉朝的情况几乎都不了解。难怪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竟然好奇地问：“汉朝同我们滇国比较，是哪一国大呢？”使者到夜郎时，夜郎侯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

汉朝设置了犍为郡，统治了夜郎国，但遭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激烈反抗，不仅没有完全控制西南地区，反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后来汉朝和匈奴开战，无力支撑两线作战，便放弃了西南地区，使得西南各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重新陷入隔绝状态。

张骞到任后，由于只能推测大致方向和距离，不知道具体的道路，所以只能采取“广撒网”的方法，以犍为郡为中心，派出四路人马从不同方向去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

遗憾的是，各路使者都无功而返。北路被筰族、氐族部落阻挡，南边又被“巂”和“昆明”两个少数民族阻拦，其中昆明更为凶险，“善寇盗，辄杀略汉使”，到头来“终莫得通”。

张骞的第二次使命同样没有完成，如果想联络西域，武帝只剩下击败匈奴这一条路。

五

武帝对匈奴用兵，使得张骞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元朔六年（前123），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漠北，这个职位不低，在军中仅次于将军。这样的安排发挥了张骞的所长，因为他对匈奴的情况比较熟悉，“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在寻找道路和水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军此次出征大获全胜，张骞因引导有功而获封博望侯，至于为何起名为“博望”，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地名，博望在汉时属于南阳郡，在今天河南南阳市东北；另一种说法是“取其博广瞻望”之意，因为张骞知识广博，眼光远大而得此封号。无论哪种说法准确，张骞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荣光时刻。

只是好景不长，张骞的侯爵之位一年多后便被剥夺了，因为他摊上了一件大事，为此还险些惹上杀身之祸。

元狩二年（前121），“飞将军”李广率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击匈奴，张骞率一万人同时出征，他们兵分两路。李广遇到了匈奴左贤王带领的四万骑兵，陷入重围，拼死血战，虽然杀敌很多，但自身损失也很大，几乎全军覆灭。

张骞率部赶到将李广残部救出重围，但因部队长途跋涉，早已人困马乏，所以没有对匈奴骑兵进行追击。朝廷下令追责，张骞因误期后到，又不全力追击而获罪，按照当时法律应判斩首之刑，为了保命，张骞只好“赎为庶人”，丢掉侯爵之位，变成了一个平头百姓。

张骞失势的几年中，汉匈之战越打越激烈，胜利的天平逐渐倒向西汉。就在张骞被贬同一年，霍去病率军取得了河西大捷，匈奴浑邪王降汉，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元狩四年（前119），汉军又取得了漠北大捷，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单于逃到漠北，此战过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赋闲在家的张骞没有消沉，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武帝有时也会召他聊聊西域的事，看到匈奴被逐出河西，实力大为衰减，他向武帝建议说：“匈奴被击败，原来浑邪王所居之地空旷无人，不如赠给乌孙厚重的礼物，招引他们东迁，定居在原来浑邪王的地方，和汉朝结为兄弟，这样相当于砍断了匈奴的右臂。如果汉朝和乌孙联合，西边的大夏等国也很可能依附大汉。”

张骞表示乌孙应该会答应这件事。之所以有底气，与他出使时了解到的情况有关。

张骞对武帝说：“臣被匈奴扣留的时候，听说乌孙王号称昆莫。昆莫刚出生时，匈奴杀了他的父亲，他被抛弃在野外，乌鸦叼着肉在他上边飞翔，狼跑来用奶喂他，匈奴单于感到非常奇怪，将他视为神人，于是便收养了他。昆莫长大后，带兵打仗，屡立战功，单于便将他父亲的部众还给了他，让他驻守在匈奴的西边。昆莫收聚部众，励精图治，实力逐步增强。匈奴单于死后，昆莫便不再朝拜匈奴，匈奴派兵攻打也无法取胜。”

总而言之，乌孙实力强大，且与匈奴不和，如果能与之联手，定能击溃匈奴，不仅能维持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而且还可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征服西域地区。

张骞所说的正是武帝长久以来的夙愿，于是重新起用张骞，授予中郎将，命他再次出使西域，寻求与乌孙联盟。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率使团再次踏上前往西域的路途。和上一次相比，这次阵势要大许多，使团有三百多人，每人两匹马，还带着牛羊数万只和价值数千万的金币丝帛等礼物。

大队人马离开长安时，张骞回头望了望身后高大的城墙，心里颇为感怀，距离上一次出使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他也快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物是人非，与当年最大的不同，在于汉匈实力对比发生了逆转。

第一次出使完全是冒险之旅，甚至是生死之旅，两次被匈奴人扣留，最终侥幸逃生。如今大汉击败了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区，一路上不会再有匈奴的威胁。在以前带着大量的礼物进入西域，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可以堂而皇之，毫无顾忌。而且，有了上一次的经历，张骞对西域的情况了然于胸，无须再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心态颇为轻松，对完成这次使命很有信心。

只是现实又一次让张骞失望，来到乌孙后，他便感到气氛不对，张骞提到的那位乌孙昆莫叫猎骄靡，已经九十多岁了，他以年老体衰提出坐受不拜，张骞对此勃然大怒道：“我大汉天子远遣使者，赠送大量丰厚礼物，如果大王坚持不拜，就请将金币丝帛全部退还！”猎骄靡见状，只好起身装了装样子。

解决完礼节问题，双方开始谈正事，张骞说：“如果乌孙能东归故地，为大汉镇守边疆，汉朝会将公主嫁为夫人，两国结为兄弟之好，同拒匈奴。”

猎骄靡对此不置可否，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因为心中有两个顾虑：一来乌孙距离汉朝很远，虽然以前听说过这个王朝，但不知其实力如何；二来乌孙和匈奴接壤，众大臣畏惧匈奴，不愿举族东迁。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乌孙即将陷入内乱。猎骄靡年事已高，他有十几个儿子，太子很早就去世了，猎骄靡想按照太子的遗愿，将昆莫之位传给太孙军须靡，但遭到了一个儿子大禄强烈反对，大禄非常强悍，能征善战，公开表示应该由他来继承王位。

猎骄靡担心大禄会杀掉军须靡，于是便给了军须靡一万人马，让其驻屯在别处。猎骄靡自己也有一万多部属用来自卫，再加上大禄的军队，乌孙一分为三，虽然表面上都归属猎骄靡，实际上表里不一。因此猎骄靡无法给张骞做出承诺，即使承诺了，在内部分裂的情况下，也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张骞此次使命又以失败告终了，不过并非一无所获，虽然乌孙不肯东迁，但张骞派出不少副使到了大宛、康居、大夏等西域各国，赠予他们丝帛等礼物，同时宣扬大汉的威德。

西域这些国家原本对汉朝并不了解，通过彼此接触，纷纷派出使节跟着汉使来到长安，亲身感受富庶繁华，见识了汉朝实力雄厚，此后越来越重视发展与西汉的关系。张骞曾被赐爵博望侯，后来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臣，都自称为“博望侯”，以便取得各国的信任。

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踏上归国的路途，乌孙王给配备了翻译和向导，同行的还有数十名乌孙使者。

一路上张骞的心情异常复杂，既有无法完成使命的遗憾，又有广结各国的欣慰，更有一份不舍在心中。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这应该是自己最后一次来到西域，一生的苦难和荣光注定与这片土地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张骞回国后，武帝下诏封他为大将令，位居九卿之列，负责接待西域各国的使臣。一年后，即元鼎三年（前114），张骞病逝于长安，归葬汉中故里，结束了五十年传奇的人生。

六

张骞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出使西域上，作为首次踏上西域和中亚土地的大汉使节，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司马迁说他有“凿空”之功，苏林注：“凿，开也。空，通也。骞始开通西域道也。”

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汉使沿着张骞的足迹，来到了今伊朗境内，并拜见了安息国国王。汉朝使臣献上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安息国王非常高兴，以鸵鸟蛋和一个魔术表演团回赠汉武帝。正是张骞用一己之力开辟出连接欧亚大陆的古道，从此将西汉和遥远的西方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通过这条道路，中国的丝绸、漆器以及一些先进的技术传到了西方，而西方的苜蓿、核桃、黄瓜、石榴、芝麻、大蒜等物产也来到了中原大地。

除了商贸和物质上的交流，这条古道更成为文化和文明交流的载体，胡笛、琵琶、胡琴等乐器，以及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进入华夏，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佛教也是沿着这条古道在中国安家落户。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字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从此闻名世界。

而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正是张骞去世的那一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丝绸之路”的奠基人。因此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张骞出使西域不是一个单纯的使命，而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就如著名俄罗斯汉学家比楚林所说：“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性。”

梁启超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价张骞，他说：“坚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开幕第一人。”张骞除了有凿空之功外，身上独特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动容。

想当初，武帝想要寻找月氏，路途遥远，崎岖难行，凶险极大，但为了救国家于危难，张骞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向着不可知的神秘疆域进发。路途中，他受尽折磨，两度被俘，但忍辱负重，始终“持汉节而不失”。成功逃脱后，牢记使命，继续西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终“凿空”西域。

张骞这种舍生忘死、敢于冒险的态度，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意志，忠于国家、临危不惧的精神，在千年史册中树立了一座丰碑。

虽然张骞的功绩早已彪铭史册，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对张骞也不例外。有些人站出来指责他，将武帝一些令人诟病的作为和张骞出使西域联系起来，甚至认为他是边境旷日持久战争的罪魁祸首。

司马迁是第一个持这样观点的人，在《史记》中虽然肯定张骞有凿空之功，但也对张骞提出了委婉的批评。由于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有些话不好明着讲，所以说得比较隐晦。《史记评林》延伸解释说：“张骞失位怏怏，遂致逢君之欲，而拜将中郎，君臣病根总来只一贪字为累，便贻国家无穷之戚，如是太史公若隐不发，其意了然。”

从另一角度也能看出司马迁的态度。依照《史记》的体例，“本纪”叙帝王，“世家”叙诸侯，“列传”叙主要人物，而张骞并没有单独立传。明人董份就评论道：“张骞凿空通道，其事有奇者。本欲立传而以骞不足立也。”

《史记》中关于张骞生平的记载是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说得非常的简洁——“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

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事情，详细记于《史记·大宛传》中。按理讲以张骞的“凿空”之功，完全配得上单独列传，但司马迁质疑汉武帝对匈奴和西域用兵的必要性，却又无法将矛头直接指向汉武帝，只能隐晦地批评张骞，说他为了谋个人私利，诱导汉武帝通大夏，攻大宛，导致国库空虚、民怨沸腾。

身在东汉的班固因为没有司马迁那样的顾虑，所以说得更直接，他认为张骞带了一个不好的头，《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说：“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说是有不少人看到张骞因为出使西域扬名立范，封官获爵，便纷纷上书希望获得出使的机会。

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真本事，而只是想求名求利，更有甚者，“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将武帝给西域各国的丰厚礼物变卖了，中饱私囊，成了自己的私房钱。

在班固看来，出使西域名利双收，因此成了热门差事，一时趋之若鹜，这一切都是张骞出使西域加官封侯带来的负面效应。

司马迁和班固的批评，听上去有些道理，却有些经不住推敲。张骞只是奉命出使并提供相关信息，而决定和匈奴开战以及后来攻打大宛是汉武帝。

汉武帝早有“图制匈奴”之志，“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这是汉武帝的边疆战略，而张骞只是奉命出使并提供相关信息与建议而已。

更何况张骞冒着巨大的危险，为了完成使命九死一生，是后来那些“妄言无行之徒”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

张骞被诟病的重要罪状还有一条，就是为汉武帝提供了大宛有汗血宝马的信息，导致汉武帝后来为了获取宝马而发动战争。

《史记评林》说：“自骞言大宛多善马，而汉家之财赋皆消耗于敦煌往复间矣，及积数岁之劳，所得马仅数千匹，奚贵其善且多哉。”该书认为，张骞用宝马蛊惑武帝，使得汉武帝发动连年战争，最终只得到几千匹马，实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有位叫陈普的诗人写了一首《咏史上·张骞》：“风沙霜雪十三年，城郭山川万二千。汉马死亡宛马到，万人怨怒一人怜。”说的是同样一个意思。

不得不说，这样的看法再次误伤了张骞，他只是向武帝汇报了大宛国的所见所闻，并没有鼓动汉武帝攻打大宛夺取宝马。汉武帝后来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攻打大宛是太初四年（前104）的事情，此时张骞已经去世十年，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一种指责：张骞向武帝透露了身毒有蜀地物产的消息，以至于武帝对西南大动干戈，其中有位叫黄震的话说得很严厉，“甚矣，小人逢君之恶，何甚也！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尝罢之矣。张骞言可通大夏，天子复欣然为之，是穷民西南之祸，不在汉武，而在张骞！”

张俞在《博望侯墓》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九译使车通，君王悦战锋。争残四夷国，只在一枝筇。”

这样的质问一样要打个问号，张骞只说了自己的所闻和推测，最终下决心的还是汉武帝。何况张骞负责主持开辟通往身毒的道路，只是派出使者探路，并没有大规模用兵。虽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深入了解了西南情况，为以后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对形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帝国做出了贡献。

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所有对于张骞的批评，实际上都指向汉武帝。这位帝王在历史上备受争议。他有雄才大略的一面，外服四夷，一定程度消除了匈奴长期以来的威胁。但同时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搞得西汉从鼎盛时期走上了下坡路，他后来悬崖勒马，晚年发布了“罪己诏”。

历朝历代对汉武帝多有批评，认为他连年发动战争，造成国家疲弊，但又觉得这个罪状不应该完全由汉武帝来背，于是两次出使西域，向汉武帝汇报各国虚实的张骞“躺着中枪”了。

《隋书·西域传》曰：“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

照这个逻辑，张骞不仅没有“功劳”，甚至“苦劳”也没有，只是一个迎合主上、助纣为虐的奸佞小人，甚至有人将一顶“逢君之恶”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所幸的是，尽管对张骞有批评和指责，但没有成为主流声音。张骞牢记使命、顽强不屈的品格，以及打通西域、连接中西的功绩永远留在了史册中。

如今，历史的烟尘都已散去，“丝绸之路经济带”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这条古道再次被唤醒并焕发出新的生机，而这一切都源于两千多年前张骞迈出的第一步。

“一使胜千军，两出惠万年”，陕西汉中城固县张骞纪念馆柱上的这副楹联，或许最能准确概括他伟大的一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