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革命”与“革命文学”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1895年10月，在谋划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出广州，并于11月中旬辗转抵达日本神户。据随行的兴中会会员陈少白记述：

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耀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象印在脑中了。[1]

这段话为“革命”一词在汉语语境中的意义转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在中国传统语境中，“革命”主要意指“汤武革命”式的改朝换代。这种含义自然不能为追求现代政体之建立的“革命者”接受，故而他们只愿意把自己的行为理解为“造反”。[2]但由于“革命”本就具有造反和根本变革等相通于revolution的含义，又受日本把revolution译为“革命”的影响，在当时的汉语世界，用“革命”来泛指各种谋求现代变革的“造反”行为的用法其实已不罕见，并日渐流行起来；“法国革命”则成为“革命”的范本。[3]不过直到1902年，梁启超仍执意指出，“革命”并非revolution的“确译”，盖因其在中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之意也”，并主张以“变革”译之。梁启超更注重以后果来验证是否为真“革命”，而反对拘泥于以暴力推翻一姓统治的“形式”革命，其意图在于和革命派争夺“revolution”的阐释权，确证自家“变革”路径的合法性；对革命正当性的坚持、对革命意味着“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4]的理解，其与革命派并无区别。

梁启超提倡的译法并未产生什么影响，这主要因为“革命”一词所包含的隐秘暴力和根本推翻的意味，实在是对revolution的最佳移译，由此生出的话语快感更为其他词语难以比拟。[5]担心革命异化为王朝易姓，固然也植根于革命的进化诉求，但已然从属于革命的后果。

革命是一种“造反”，但与“造反”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植根于现代社会追求进步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解放了人的理性，伴随着对自我理性能力之确信的增强，“人们普遍接受按照一个新的、更好的模式重新组织社会的信念”[6]，这为革命的产生做了思想铺垫。而同时，革命也开始在不同语境下被不同意识形态塑造，从而显示出不同形态。

在清末，虽然革命被民众接受的程度有日趋升高之势，但离被多数民众普遍接受仍有较远距离，对革命的恐惧仍然笼罩着人心，以革命为号召的团体也主要只有同盟会一家。民初，“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舆论兴起，同盟会亦转型为议会政党，“革命”似将偃旗息鼓。但1913年宋教仁案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革命”的号召再次崛起。到了1920年代初期，伴随着北洋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急遽流失，革命已为多数党派认同，“除中国国民党外，新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革命的形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7]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合作展开“国民革命”。这时，支配了两党“革命”理解的是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改造的三民主义；自然，两党的意识形态并未划一，共产主义革命观和三民主义革命观既有大量重叠，也有显著差异。这表现为共产主义革命在根柢里是阶级革命，它追求在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它也不局限于民族主义范畴内的“反帝”，而追求世界革命的目标。[8]国民革命与此前的中国革命有了显著不同，它倾向于谋求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身处国民革命高潮时期的毛泽东，在目睹了湖南农村阶级革命“好得很”的形势之后，对“革命”做了一个后来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力的界定：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9]

这里的“革命”，显然是阶级斗争视野下的革命；但受制于国民党主导国共合作的时代条件，它并不能得到完美的张扬。伴随着北伐战争的快速推进，这种诉诸阶级对抗的革命在战争后方一度有如火如荼的发展，不过其所采取的主要形态为发生在农村的阶级对抗，但也终因其发展迅猛，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10]1927年南昌起义后，中共的革命活动转入地下状态。

与“革命”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发展相应的，是“革命文学”在文坛的出现并趋向活跃。“革命文学”这一名词何时首次在中国出现，不易判断。有学者曾选编晚清文献辑成《晚清革命文学》一书，全书近20万字，辑录文献中仅出现了一次“革命文学”，即杨守仁在其小册子《新湖南》中谈到俄国无政府党时，指出压制愈强则反抗愈烈，“故夫压抑者，反对之良友，而破坏之导师也。是故俄国之虚无主义，自革命文学时期，升而为游说煽动时期；自游说煽动时期，升而为暗杀恐怖时期”[11]。杨守仁1902年留日，《新湖南》1903年在日出版，此处表述明显参考了日本学者烟山专太郎于1902年出版的专著《近世无政府主义》。“革命文学时期”，在该书中即写作“革命文學の時期”。[12]不过杨氏并未对“革命文学”的内涵做进一步阐发，考察文意，指的大体是富有革命宣传作用的文章。《晚清革命文学》选录“革命文学”作品，依据的标准也是“宣传革命的文字泛称为革命文学”[13]，整本书没有收录一篇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检索各大数据库会发现，在清末及民国建立后十年内，针对“革命文学”的提倡或讨论极少。最早稍有系统地论述“革命文学”问题的当属梁启超。他同样受到《近世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于1905年初在《新民丛报》发表《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提到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行绝对严酷之专制政治”，导致“人民益颠沛无所控诉”，于是“及[反]动力渐起，革命文学，盛于时矣”。梁启超并且结合俄国文学的发展演进，论证了俄国的“革命运动之第一期即文学鼓吹期也”。[14]

1907年初，革命党人廖仲恺在《民报》上翻译了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第三章，其中重点论述了杨守仁所曾引述的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三期发展。虽然廖仲恺在标题中将“革命文學の時期”译为“文学革命时代”，但当系误译，因为正文中还是译作“革命文学之时期”。[15]不过该译文更多论述的是革命思潮影响下的俄国文学发展，仅有一处专门提及“革命文学”。即1861年冬，面对保守势力反扑，俄国虚无党、社会党、立宪党等展开舆论回击，“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传檄全国青年”，“革命文学之景运，昌明极矣”。[16]可见，此处的“文学”含义已经十分泛化，溢出了“文学”的现代含义之外，而与“文章”大体同义。至1912年，又有人翻译过一篇《革命与文学》，介绍了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但基本上把文学的变化视作对革命的反映，而未论述文学是否也能对革命产生重要影响。[17]不过此文便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文学”概念。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文学的现代含义已经快速输入，但传统含义尚未退场。两种“文学”——或说两种“革命文学”——的杂陈仍然在延续。直到1923年，汪精卫给《南社丛选》所作的序言，对“文学”的革命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其所谓“革命文学”其实仍不脱传统文章的范畴，而未界定与一般的“革命之文字”有何区别：

中国之革命文学，自庚子以后，始日以著。其影响所及，当日之人心，为之转移，而中华民国于以成。此治中国文学史者，所必不容忽也。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为之前驱。此革命文学之采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核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成，则含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扶。……革命党人所能勇于赴义，一往无前百折而不挠者，持此革命文学以自涵育，所以能一变三百年来淹淹不振之士气。使即于发扬蹈厉者，亦持此革命文学以相感动也。[18]

但汪精卫的文字也揭示出，情辞动人的文字足以成为革命的先驱；这种认识便是“革命文学”所以应该存在的最坚实理由。还在1921年，郑振铎和费觉天便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在一篇题名《文学与革命》的文章中，郑振铎首先援引了费觉天的信件。费氏在信中感慨五四后青年很快日渐消沉，并认为青年的奋发必须依赖感情的激发，文学于是成为重要工具：“单从理性的批评方面，攻击现制度，而欲以此说服众人，达到社会改造底目的，那是办不到的。必得从感情方面着手。好比俄国革命吧，假使没有托尔斯泰这一批的悲壮、写实的文学，将今日社会制度，所造出的罪恶，用文学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扎维克’恐也不能做出甚么事来。”因为有对理性与情感之效用的这种看法，费氏提出，现在中国最为迫切的便是“产出几位革命的文学家”，“激刺大众底冷心，使其发狂，浮动，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所以中国“能够担当改造底大任，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甚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郑振铎完全同意费觉天的意见，继而指出，“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因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革命起于“因为痛恨人间的传袭的束缚，所以起了自由的呼声；因为看了被压迫的辗转哀鸣，所以动了人道的感情”。而触发革命的感情“只有文学，才能胜任”，因为“文学本是感情的产品”，所以它“最容易感动人，最容易沸腾人们的感情之火”。此一立基于人性情感之共鸣的“革命文学”模式在大革命时期被发扬光大，一直到“革命文学”论争时期才被立基于阶级意识和阶级情感分裂理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模式取代。郑振铎其实在当时就已经对何以会被取代做了提示，即他指出，投身革命几乎都因为“动了人道的感情”，“至于因确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趋向于社会革命的路上走的，恐怕是很少”。[19]

对文学的革命效能给予如此高规格的强调，源于对情感之作用的高规格认识；后来持理性节制情感学说的梁实秋，对这种革命文学自然难以首肯。但还在更早的时候，鲁迅依据对文学培养精神之能力的认识，就给予过文学相似的高度评价。虽然鲁迅也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但也正因文学可以使“人乃以几于具足”，于是便具有了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鲁迅论述的摩罗诗人虽并不斤斤于功利，但无不具有伟大的社会效用。比如当鲁迅谈及德国诗人时，认为“故推而论之，败拿坡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20]。论及俄国，乃认为俄罗斯的崛起本源于三名诗人。[21]而波兰人也是被诗人感动，于是举行大起义。[22]鲁迅虽未提及“革命文学”，但其所论述的“文学”，未尝不可以“革命文学”名之。鲁迅的此一认知，其后虽被诸多因素冲淡，但也不绝如缕地延续入大革命时期。[23]

虽然有着重视文学的革命效用的呼声，很长一段时间内，“革命文学”并未成为被重点号召的对象。不论是近代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还是后来的“文学革命”，“革命”虽与“文学”并称，但“革命”一词的采用不过表示对革命的追摹与憧憬，并无直接地借文学以发起革命的意图。中国的“革命文学”提倡，1920年后才盛行开来。兴起的原因，一则由于国外“革命文学”的激发[24]，二则由于革命与革命思潮的快速崛起，而后者显然为主因。

1923年开始，中国的“革命文学”提倡渐入高潮。1923年提倡革命文学的主要阵地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提倡者主要是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但他们还并未重点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帜，提倡的要点是要求文学承担起社会改造的使命，要求文学家积极投身于革命，而诉诸的重点仍然在“感情”方面。比如恽代英强调文学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的产物”，所以文学家必须“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才可能创作出“革命文学”。[25]1924年提倡革命文学的主要阵地则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此时国共合作已经展开，国民革命也开始推行，国民党的宣传活动日趋正规化[26]，于是《觉悟》上出现了一大批明确提倡“革命文学”的宣传文字（如其中一篇便题名《请智识阶级提倡革命文学》[27]）。对革命文学的提倡仍多依据于感情具有胜于理性的力量。比如当看到叶圣陶在《文学》上提出革命者更为急需，革命文学不必刻意鼓吹，革命者的作品无不含有革命的意味时[28]，中共党员许金元便在《觉悟》上批评叶圣陶，指出，“理智”只能告诉人们该不该做一件事，而能决定去不去做的只有“情感”，“文学底原动力正是情感”，所以提倡“革命文学”是造成革命者的重要途径。[29]几乎完全是费觉天和郑振铎观点的翻版。另一位中共党员沈泽民则特别看重革命文学统一民众情绪的作用：

文学者不过是民众的舌人，民众的意识的综合者：他用锐敏的同情，了澈被压迫者的欲求，苦痛，与愿望，用有力的文学替他们渲染出来；这在一方面，是民众的痛苦的慰藉，一方面却能使他们潜在的意识得了具体的表现，把他们散漫的意志，统一凝聚起来。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在这革命的时代中所能成就的事业！[30]

革命文学的作用在于统一民众的革命情绪，可谓大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宣传的普遍内容。大革命失败后成立的太阳社，最初也持此一认知。[31]

与此同时，创造社也开始从一个提倡天才、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社团向“革命”转向，成员陆续投身大革命的浪潮当中，理论主张也偏向到革命文学方面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的自我否定。创造社的理论本就纠缠于审美无功利与功利主义的复杂关系中，其浪漫的情感主张其实天然地倾向于革命。当他们提倡革命文学时，也仍然致力于从人性与情感的层面来立论。成仿吾的革命文学公式为：“（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热情）=（永远的革命文学）。”[32]郭沫若则把革命文学看作实现情感共鸣的重要工具，并把情感的强烈和普遍程度视作判断革命文学优劣的标准：

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在读者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那吗作家的感情愈强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强烈愈普遍。这样的作品当然是好的作品。……革命时代的希求革命的感情是最强烈最普遍的一种团体感情，由这种感情表现而为文章，来源不穷，表现的方法万殊，所以一个革命的时期中总含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了。[33]

在大革命时期，作为革命中心的广州和武汉都有着热烈的“革命文学”实践和理论提倡。[34]总体而言，这些“革命文学”，虽也时常混杂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原理，但大都以诉诸人性的情感共鸣为要旨，并难免有泛滥成俗套的趋势，以致被鲁迅讥为“同情文学”[35]。它们的命运，终结于“革命文学”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