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纲要）

一
什么是国学

1.国学的含义

什么是国学？国学的说法大约起于清末民初，如章太炎有《国学概论》，钱穆也有《国学概论》。章氏按经、史、子、集来讲国学，钱氏则不同意章氏的讲法，而着重讲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由于对国学内容理解上的差异，不同的学者对国学所包括的范围之宽窄也有不同看法。从比较广义的角度来考察，简单地说，国学就是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遗产。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学术文化，因此也都有自己的国学。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特别悠久，而且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是始终延续、不断丰富的，所以国学的内容也就比其他国家和民族要更加光辉灿烂，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平常我们所说的国学其具体内容，就是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2.经、史、子、集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核心

要研究我们的国学，就要从我们的文化发展讲起。因为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国学的发展是古代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什么叫文化？文化这个词的内容是什么？它的范围有多大？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时首先要明白的问题。一般我们所说的文化，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物质文明是指工农业生产的状况、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等，可以使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种种方面。精神文明是指产生在一定物质文明基础上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组织、典章制度、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狭义的文化概念则主要是指精神文明。当然也有更窄的理解，那就只是指学术发展和文学艺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讲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也就是指狭义的文化，但又不是那种对文化的最狭义的理解。而且精神文明的状况是和物质文明状况相适应的，所以讲精神文明也不能完全脱离物质文明。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总是有它相应的历史条件的。例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等的差异，就会造成很不同的文化特征。所以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就会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例如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等。自然环境是形成民族文化特质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的华夏文化是农耕文化，因为它发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中原的民族长期以农耕为业；而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等则是生活在北方草原和荒漠地区，以游牧生活为主，不是固定住在一个地方，所以属于游牧文化。商业文化一般是在滨海地区或岛屿地区，他们需要向外发展。欧洲大多数地区就属于这种文化。农耕文化一般说具有稳定性，因为农业生产本身是有定期、定量、定额的，在正常情况下，变化不是很大的。然而，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则往往是不稳定的，有较大的变量，或突然收获大增，或无多少收获。但它具有流动性和扩展性，往往发展很快、变化很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四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中华文化不断地积淀、丰富，成为世界上一个古老、光辉的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古埃及和古希腊、罗马文化也都是十分古老的，从历史的悠久来说和中国古代文化是差不多的，但是，古埃及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并没有像中国古代文化一样不断繁衍发展下来，而是发生了众多的变异，古埃及文化后来被中世纪的伊斯兰文化所代替，古罗马文化衰落后，被北方日耳曼人建立的帝国和基督教文化代替，并且改变了欧洲文化的格局。文化的性质也往往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近代西方的发达国家，基本上属于商业文化，他们的文化历史则是比较短的。现代世界的文化基本上可以分为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两大体系。

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不可分的。而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特征又都和它所处的地理条件有密切的关系。从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来说，早期的古老文化大都产生在平原河流地区或海岛地区，如古埃及文化是在尼罗河边诞生的，古巴比伦文化则起源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古希腊文化是在爱琴海地区，古印度文化则产生在恒河和印度河流域，中国的华夏文化则是繁荣在黄河流域。关于中华文化的产生，近代有一些说法认为是“外来”的，或认为源于埃及，或认为源于西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等，其实大都为西方人的偏见，中华文化起源于中华大地，这是不争的事实。大量的史前时期考古发掘证明，我国在人类进化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丰富的材料，说明我们中华大地上早有人类栖息，并且分布极为广泛。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最早的产生期，人类的初始祖先是直立人（即猿人），即是从有人类起至约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我国有云南元谋县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以后又有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和陈家窝的蓝田人，距今约115万年至65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距今约70万年至23万年，那里曾发现有五个完整头盖骨化石，于1941年丢失。湖北郧县的郧县人，时代可能早于北京人。安徽和县的和县人，其时代相当于晚期北京人。这些都属于旧石器时代。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村遗址虽无人类化石，但是有大量石器工具，距今180万年，说明在那时已经有人类生活繁衍。这些是中国文化的最早起源。

约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考古学称为新石器时代。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则遍布全国，已经发现600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是：一、磨制石器的出现和运用；二、陶器的发明和大量使用；三、农业和渔业的产生和发展；四、早期艺术的产生。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黄河流域中游和下游两个文化区：中游是仰韶文化（河南渑池县）、庙底沟文化（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和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下游是青莲岗文化（江苏淮安）、大汶口文化（山东泰安）和山东龙山文化（山东济南市章丘区）。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长江中游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大溪文化（重庆巫山县）、屈家岭文化（湖北京山），下游是河姆渡文化（浙江余姚）、马家浜文化（浙江嘉兴）和良渚文化（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其他华南、西南、北方还有很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显示那时的中国古人类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渔业、畜牧业和狩猎业。北方地区以种粟黍为主，南方则以种水稻为主。家畜的饲养，北方有猪、狗、鸡、黄牛、羊、马等，南方则有猪、狗、鸡、水牛等。陶器的制作和使用是新石器时期一个非常突出的重要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人们的智慧和创造能力，以及他们的艺术才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有红陶、黑陶、灰陶，还有白陶，工艺水平是相当高的，常常在陶土中加入沙粒、稻草、稻壳、植物茎叶等，增强陶器的耐热急变性能，并且在外形和纹饰方面也都比较讲究。例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盆上有圆形人面，头上有三角纹饰，嘴里含着两条鱼，旁边有渔网，可能带有巫术的迹象。还有奔跑的鹿，游动的鱼，可以看出他们的渔业、狩猎生活状况。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兽形提梁陶器，则是很生动的肥猪形状，仰头张嘴，非常形象。属于马家窑文化（前3800—前2000）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彩陶舞蹈盆，内里有五个手拉手的跳舞女性人形，裸体、发辫侧在同一边，身后像有一条尖尾巴，可能是象征兽尾或鸟尾，也可能是画的脚跳动情形，可以看出当时人的娱乐生活。它也可以使我们想起《吕氏春秋·古乐》篇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白鹳嘴上叼了一条大鱼，旁边有大石斧，有人认为是和图腾有关系，鹳和鱼是两个部落的图腾，但是我们现在的学者常常不管什么都要和图腾联系起来，其实不一定是事实，这个陶器纹饰会不会是鱼鹰一类的鹳鹤在叼鱼呢？这些也就是最早的艺术，说明人类从开始创造物质文明时起，也同时创造着精神文明。半坡遗址显示了原始部族的聚居特点，好像一个村落，有居住区、墓葬区、家畜区。房子是半地穴式的，氏族聚会的大房子和一般居民的小房子，形成一片完整的住宅。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还出现了冶铜业和青铜器，说明正是向青铜文化的过渡时期。

从史书记载中的夏代开始，逐渐进入青铜文化阶段。到了商汤时代，则已经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古代传说中的神农、黄帝，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但是我们可以相信那是上古时代的部落领袖。黄帝和蚩尤、炎帝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黄帝取得了胜利，并和炎帝结成联盟，从而成为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华夏民族视自己为炎黄子孙，就是由此而来的。尧、舜、禹，都是古代理想的开明君主，其实也是传说中人物，应该说也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首领，但是他们是很大的部落联盟盟主，其部落规模相当于一个早期国家的形态。他们之间的“禅让”关系，说明已经走出了单纯的血缘组织关系，而迈向了地域政治的新阶段，中国社会也开始了向文明社会的过渡。然而，真正作为有记载的中国上古时代建立了王朝国家的是夏、商、周。从夏代开始中国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关于夏代文化，目前考古研究还在进行中。我们主要是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知道夏文化确实是存在的，不然司马迁不会有这么具体的记载。夏禹也想像尧、舜那样把皇位传给贤能之士，他选定的是益。可是他的儿子启在禹死后兴兵和益进行了一场争夺权力地位的战争，最终打败了益接替禹成为帝王，从而终结了禅让制，开始了世袭制。这种世袭制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的覆灭。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说“青铜文化”，这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分。一般认为夏、商、周是青铜时代，因为这个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在文化发展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人类最早使用的铜器是红铜，也就纯铜制造的。后来使用的青铜是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现在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出土的一把青铜刀，其年代在公元前3280年至前2740年之间，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在夏代（前2070—前1600）以前也还出土过一些零星的小青铜器，数量也不多。自夏代起，青铜器就有大量的发现，至商、周时代更达到高峰，其铸造的精美，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品种非常之多。如酒器（爵、角、觚、斝、尊、觥等）、食器（如鼎、鬲、簋、簠、豆等）、水器（如盘、匜、鉴等）、乐器（如钟、铙、钲、铎等）、兵器（如戈、戟、矛、钺等）、生产工具（如铲、镢、斧等）。夏、商、周三代所创造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有很高的水平，而且作为金属雕塑艺术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商周青铜器中有很多是重器，如商代的后母戊鼎高133厘米，重达832.84千克，四角以牛头作为装饰，鼎腹四周是饕餮纹和夔龙纹。鼎耳外侧为两只相向的老虎，口中共衔一个人头，体现了威严、肃穆、神秘、庄重的精神，是商代青铜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商代的象尊，形象生动，身体布满纹饰。商代晚期青铜人像高达172厘米，连底座则有262厘米高。人像头戴高冠，两臂抬起，一上一下，呈圆环形，拳眼相对。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时代的莲鹤方壶，壶身满是浅的龙形动物浮雕，四面装饰龙凤神兽，作迅速向上爬行姿态，齐向上方一栩栩如生仙鹤浮雕，鹤正作展翅飞翔状。战国时的曾侯乙尊，在口沿部位有多层细密蟠虺纹所组成的立体镂空装饰，颈部有四个反顾的龙形耳，腹和圈足上各有四条悬浮起来的蟠龙，其雕饰之繁缛华艳世所罕见。青铜器中有不少还刻有铜器铭文，有的字数很少，有的很多。现知字数最多的是西周的毛公鼎，有铭文497字。铭文是当时文字的真迹，所以非常珍贵。相传夏代初期所铸造的“九鼎”，曾经是国家权力象征，只有帝王有德者才能拥有它。鼎上刻有九州各种山川风物，以及神怪形象。九鼎或认为是九个鼎，但是据历史记载看应该是一个鼎。《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即洛阳）。”《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按：言有所致止之时）。成王定鼎于郏鄏（在今河南洛阳），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按：“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之意）。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后来周德衰败，据司马迁《史记》说，九鼎被秦昭王获得，但是鼎飞没于泗水，后来秦始皇曾命上千人入泗水寻找而未得。九鼎再也没出来，中国的青铜时代和青铜文化也就结束了。夏、商、周是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所以流传下来的以六经为代表的大量文献，相当全面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广阔面貌。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就是这样产生，并繁荣发展了数千年。

那么，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又有些什么基本特征呢？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是这样的源远流长，它成为和西方文化相对峙的一个大文化体系，绝不是偶然的，它具有和西方文化很不同的特点。这些，我们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国家、文化的统一。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就西方而言，希腊人是有了民族而不能融凝成国家的，罗马人是有了国家而不能融凝为民族的。”“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而不断融合许多新的民族，不断地发展、扩大而形成的。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主要是经过了四次大的融合扩展。一是先秦时期，这是华夷两大体系的融合。华，就是华夏民族，是指当时势力最大的黄帝、炎帝，黄帝族发源于陕西黄土高原，因姬水而为姬姓，炎帝族发源于渭水上游，因姜水而得姜姓，黄帝和炎帝经过战争而结合，成为最大的氏族部落联盟，其中心位置在黄河的中游，后来逐渐向中下游迁移，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中原地区。当时在华夏民族的周围存在着众多的其他民族，对华夏族来说，他们是夷族。先秦文献中所说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就是广义的夷族。华夏民族和东夷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斗争最早也最多，东夷在黄河的下游，山东、河南、河北交界处，太昊、少昊、蚩尤是其领袖。在东西两大部族集团的争斗中双方逐渐融和，而且也都有领袖人物出现。尧据说是黄帝曾孙帝喾的第三子，是属于西边原黄河中游华夏族的。而舜，据孟子说：“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按：诸冯在冀州，负夏在卫地，鸣条在安邑（夏都）之西。（“卒于鸣条”和下引《史记》说不同。）可见，舜原是黄河下游东夷的领袖。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地名，在汶山郡，今四川汶川县），西夷人也。”夏禹还是华夏西边的西戎方面的部族领袖。在融合过程中，这东西两大部族的联盟，是挑选贤能人才来决定最高首领的，这就是“禅让”的方法，说明两边已经真正融合为一了。南蛮部族是指长江流域中下游民族，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三苗、驩兜都是他们的领袖。由于地理和交通不太方便，他们和中原地区的交往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从传说中也可以感到华夏民族和南蛮民族的融合。比如，到尧、舜的时代，南蛮部族也都已归入他们的大联盟了。据《史记》所说，“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驩兜、三苗都是南蛮的领袖。比如，舜在位三十九年南巡狩，死于苍梧之野，和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尧的两个女儿）一起葬在九嶷山，也是在南蛮地区，二妃成为湘水女神。苍梧山又名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舜和他的两个妻子都不是南蛮地区人，为什么要葬到这里呢？这葬地的安排是不是为了发展民族融合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研究吗？现在我们再来看夏、商、周三代民族的关系。夏禹是西夷人，兴于西羌，他是和黄帝一样属于西部民族的。但是商朝的祖先则是东部的，是东夷的部落。《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大概就是商部族的图腾。商的始祖是契，其部族在鲁西豫东北。商代的第一个皇帝商汤本是夏的一个诸侯，其都城在亳，即今商丘，后来代夏为天子后，商代都城屡迁，直至盘庚，始定都于安阳。商灭夏，使华夏和东夷民族进一步融合为一。周的起源始于古代帝王高辛氏（帝喾）妃子姜嫄的儿子后稷。《诗经·大雅·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她在祭祀中踩着上帝的足迹，才免去无子的不祥，生下了稷，这是周民族的真正始祖。周是和黄帝、炎帝的部族一样，属于西部华夏民族的。孟子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赵岐注：“岐周，毕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旧邑，近畎夷（按：古代西北部族），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周武王伐纣成功，代替商代而建立周代，更进一步说明东西两大民族的融合。说明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华夏民族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夷族在互相斗争过程中逐渐融合为一，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民族融合的过程里，从唐尧、虞舜到夏禹，中国古代国家也逐渐形成，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一个民族创建一个国家，具有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这是中国的特点。民族不断地融合扩展，国家也不断地融合扩展。商汤攻灭夏桀而建立商代，只是国家的形态变化，民族和文化没有变，而是继续承传下来了。周武王伐纣而建立周朝，也是如此。西周初期分封诸侯，不只是周的宗族，也包括了夏、商两代的皇族后裔。民族的融合扩大了，国家的疆域也拓展了，文化也更加繁荣了。这种状况不仅是先秦如此，而且后来的两千多年历史发展中也是如此。先秦的民族融合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了秦、汉这样全盛的时代。这时的汉族就是华夏民族融合各方夷族的结果。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汉族又融合了西北的匈奴、鲜卑、氐、羌等民族，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北朝虽然是西北这些民族掌政，但是在政治制度、社会礼仪、文化思想等方面，不是以他们的方式来改变汉族的方式，而是被逐渐汉化，是补充进他们的某些内容，还仍然是以汉族方式为主，是对原中华文化的丰富，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它。南北对峙而又归于统一，于是产生了隋唐的全盛时代。从宋初而至元末，中华民族又汇合了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北宋覆亡后北方为金人所占，建都北京，后为蒙古族所灭亡。蒙古族南下灭亡了南宋，建立了元朝。这时统治整个中国的虽然已经不是汉族，但是政治制度、社会礼仪、文化思想等还是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仍然是沿用原来的文化，很多蒙古人都汉化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它的结果是出现了明代的全盛。到了明末，满族入关，建立清代，虽然是满族统治，但是一切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只是补充和丰富了传统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民族大融合。在这样的多次大变动中，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不仅在持续发展，而且更加繁荣昌盛了。这是和西方的历史、文化发展很不相同的地方。

第二，政治、宗教、文化在观念上的融合。

在西方，政治观念、宗教观念、文化观念是很不同的。当然，不是说西方在这三个方面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或影响，而是说在一般意义上，它们之间是各有特点，而不能互相包容的。但是，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里，政治的观念具有非常突出的主导地位，它可以包容宗教的观念，也可以涵盖很多主要的文化观念。而这种政治观念又是建立在以仁爱忠恕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和仁政民本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核心，政治、宗教、文化很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而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反而不是很突出的。

中国古代人的民族观念是融入政治和文化观念里的，先秦时代没有很突出的种族界限，华夏民族就是融合了四夷的民族而形成的。中国古代人不把血缘和种姓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同姓不通婚的风俗，使得不同的民族间因通婚而日益融和。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是从殷商王朝的挚国嫁过来的。周武王的母亲太姒则是莘国的女子，姒姓属夏禹之后，夏、商、周三代部落是互相通婚的。春秋时的晋国则和北边的戎、狄普遍通婚，晋献公的一个妻子叫大戎狐姬，另一个妻子骊姬为骊戎之女，晋文公的母亲则是狄国之女。中国古代的华夷之分，往往不是血统种姓的区别，而是生活习惯和政治方式的差异，也就是文化的差异。作为农耕文化代表的华夏民族，对那些以游牧为生或没有华夏礼仪的部族或国家，即使和华夏民族同宗同祖，也还是看作戎狄蛮夷。反之，如果是在华夏民族大家庭里的，不管原来种族是东夷、南蛮，还是西戎、北狄，则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在仁爱忠恕的人伦道德指导下，本着民本仁政的理想而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在先秦时期国家的观念也是宽泛的，春秋战国时期有那么多的国家，但是对当时人来说，更突出的是一个太平的天下，更广阔的仁爱的天下，因为这些国家都不是不同的种族组成的，都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钱穆先生说：“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同上）可以说是政治的观念代替了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根据殷墟的甲骨文，那时已经有了“上帝”的观念，说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宗教的信仰，尤其是殷商时期对鬼神十分崇拜，但是，他们所崇敬的上帝是不和下界小民直接接触的，商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有上帝之命而降生的，他们死后又回到上帝那里。“祖先配天”的观念是非常之强烈的。帝王是按照上帝的意志来统治百姓的，现实的王朝就是上帝的代表。小民的愿望和要求只能通过王室和祖先的神灵传达给上帝。这样宗教的意识和观念就淹没在政治的观念里了。所以，自商至周，都是只有天子才可以祭天，诸侯以下都不可以祭天的。当然，上帝并不只是天子和王室的，而是为全体人所共有的，帝王如果失去代表百姓的资格，他也就是和小民一样的了，也就不能直接和上帝神灵沟通了。《周书·泰誓中》里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帝的意志是以地上群体的意志为意志的，而地上群体的意志又集中体现在开明的帝王身上。天子又是作为上帝的代表而出现的，天和人是合而为一的，于是宗教意识也就融入政治意识里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人的宗教观念确实是和西方人很不相同的。

仁政民本的政治理想贯穿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它在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又不断以新的面貌展示出来，然而其基本核心则始终不变。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礼治”社会，而不是按照某种宗教原则来建立的社会。所以中国古代文化也不是某种宗教的文化，如伊斯兰教文化或基督教文化，而是礼治社会的文化，各种不同的宗教和学说都可以融合于其中，但又不是哪一种占有领导的绝对的排他的地位，总是各家各派融会在一起的。忠恕仁爱的伦理道德思想和仁政民本的政治理想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不论是魏晋玄学还是隋唐佛学，最终还是和儒家经学融合在一起，而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它。

第三，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思想体系的稳定性和包容性。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文化便展示了它无与伦比的稳定性和包容性。为什么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而能长久地持续发展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创立的一个文化体系，就是因为宗教的、文化的观念是融合在政治的观念之内的，所以只要民族、国家不变，政治体系不变，那么，文化也就只是延续发展，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大变化。中国古代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不是在对立中排斥异己，而是在对立中互相吸收，逐渐同化、吸收新的养分而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不是绝对地固守自己的疆域，而是开放性地尽量容纳改造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包括输入外来的思想文化。先秦时代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和先秦诸子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有继承关系，而各家各派学说也不是绝对地排斥，而是不断地逐渐融合。荀子是战国的大儒，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思想却吸收了当时道家、法家、名家等的学说，我们看他的《天论》，就可以知道他把道家“天道自然”的思想作为了他论述的基础。他的发展变化观点，认为事物总是不断进步的，他提出的“法后王”思想，显然是得益于法家的。汉初的黄老思想之所以不同于先秦的道家，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它把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演化为“帝王无为，臣下有为”的思想，明显地体现了儒道的融合。魏晋玄学家虽然蔑视儒家礼法，但是正如鲁迅所说，其实他们是认为当时的当权者是假借礼法来迫害和打击政治上的异己者，为了反对他们虚伪的礼法才蔑视礼法。其实，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尊重礼法的。玄学思想的核心是以道为主，以儒为辅；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以自然为体，以名教为用。其实也是要把儒道两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佛教从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它并没有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恰恰是更加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佛教是借助于玄学而发展自己的，六朝时期玄佛合一成为一个潮流。很多的佛教徒是精通玄学的，而玄学家也大都喜欢学佛。像谢灵运、宗炳都是玄学和佛学的著名理论家，而庐山高僧慧远则又是深通玄理的佛学家。佛学的许多思想和道家是可以相通的，如老庄的“虚静”和佛教的“空静”是一致的。佛学“言语路绝”“离于言教”和老庄的“言不尽意”“言为意筌”，也是一致的。可以说在南朝没有不懂佛学的玄学家，也没有不懂玄学的佛学家。在南朝佛学和儒学也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刘勰在《灭惑论》中就说：“孔释教殊而道契”，“梵汉语隔而化通”。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在中国传播很快、很广，但是佛教文化没有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只是给中国传统文化增加新的血液。中国人对佛教也不是因为它是外来的而加以排斥，而是尽量把它同化过来，使之成为自己可以接受的部分。韩愈之排佛，并不是从文化思想角度排斥它，而是从经济的视角，不赞成朝廷花那么多的钱去迎佛骨，其实他和很多僧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佛教在中国不是和中国固有文化争地位，而是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改造成中国化的佛学，这就是唐代产生和发展的禅宗。禅宗在中国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后来又和宋明理学相结合，可以说，融入了理学，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是和这种广阔的包容性分不开的。

3.学习国学的意义

学习和研究国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具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虽然从人类的产生来说，最早的考古发现并不在中国，如果不算大约1000万年前印度的腊玛古猿（1975年中国发现腊玛古猿禄丰种）的话，应该是非洲的南方古猿，那是在200万至300万年前。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年代，在非洲的埃及、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都有丰富的古代文化的发现。古埃及文化和苏美尔、古巴比伦文化，也是相当发达的。稍后则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它成为欧洲文化的发祥地。但是，不管是古埃及文化，还是西亚古文化，还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都没有像中国一样持续发展下来。由于那时不同民族的征战，而后国家的更替十分频繁，埃及和西亚不久被波斯人占领，波斯王国的建立终结了古埃及文明和古西亚文明。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崛起，伊斯兰教文化就在西亚和北非确立。古希腊、古罗马虽然创造了十分辉煌的欧洲古文化，但是中世纪日耳曼人西下、南下造成的民族大迁移开始，又终结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欧洲大陆的统治者由罗马拉丁民族更换为日耳曼民族，宗教色彩浓厚的基督教文化代替了世俗性很强的罗马文化。可以说，只有中国的古代文化没有随着朝代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发展下来的，因此，它具有世界上任何文化所无法比拟的长久历史和丰富内容，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受到世界各国重视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它特殊的重要地位，还由于它的内容和西方文化相比，有很不同的特点。它有自己的非常完整的体系，无论是哲学、历史、政治、制度、礼仪、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文字、建筑等，都有明显的东方特色。它成为世界上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从科学技术上说，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是一直很先进的，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由于中国长期封建制度的影响，才落后了。认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它的优秀传统，吸收它始终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对于我们建设现代的文化，提高精神文明的素质，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当代的新儒家学说，就是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发展现代新文化的例子。当然，我们对新儒家学说可以有不同的评价，然而，它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联系，这是无法否认的。儒家的礼义原则、道家的养生之道，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的古典文学艺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成为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在现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热点，这绝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体系和特点，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按照现代和西方的思想观点，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来阐述，一是按照中国自己的传统方法，参考西方思维模式来分析论述。一般的文化史和文化概论，大概都是用的前一种方法，我则想用后一种方法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能更切合它的本来面目。中国的传统文化，古代的学者也在研究，而且有自己长期沿用、不断丰富的分类和概括方法。这就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它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