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后的夏天格外漫长。录取通知书像一只迟归的鸟，迟迟不肯落在我们家门前的信箱里。我整日窝在客厅的旧沙发里，电视机的荧光在脸上投下变幻的色块，遥控器上的按键几乎被我磨平了数字。母亲拖地时扫把总会碰到我的拖鞋，她欲言又止的眼神像一片羽毛，轻轻扫过我又迅速移开。
七月的某个清晨，母亲掀开了我蒙头的毛巾被。母亲告诉我之前和同学一起联系的饭馆有回应了，说是可以去，不过短期的暑假工可能给不了多少钱。“你去试试？就当锻炼锻炼了。“窗外的知了突然开始嘶鸣，刺眼的阳光直射在我的眼皮上，我下意识地用手遮挡，却看见母亲逆光中的剪影——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睡衣，发梢还滴着洗脸时溅上的水珠。
饭馆在二十公里的市区里面，需要住员工宿舍。出发前一晚，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了姐姐淘汰的旧手机，充电器缠得像一团乱麻。她坐在炕沿上，用指甲刮去手机壳上贴纸的残胶，动作认真得像在修复一件文物。“有事就打回来，“她把手机塞进我裤兜，“话费我给你充好了。“
行李是母亲一手收拾的。她坚持要带一套新被褥：“宿舍的被子不干净。“夏凉被被她用塑料布裹了三层，再用麻绳捆成四方块。我笑她小题大做，告诉她自己又不是没有住过宿舍，她却突然红了眼眶：“你这是去打工不是去上学。“这句话让我喉头发紧，转身假装整理其实早已收拾好的书包。
打工的饭馆显得古朴但是很大，油腻的招牌在烈日下反着光。老板是个满身横肉的中年男人，看了看我和我同学细瘦的胳膊，勉强点头让我试工。宿舍在饭馆连接的筒子楼里，足足有十二人间，显得异常的拥挤。我的床铺靠里，白天都看不到外面的亮光。铺床时，塑料布撕开的脆响惊醒了午睡的室友，他嘟囔着翻了个身，墙上贴的球星海报随之颤动。
第一天我显得比较笨拙，菜品的种类那么多自己根本记不住也看不过来，被同事好一顿数落。晚上八点，我蹲在后巷的垃圾桶旁给母亲打电话，手指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柠檬香。“慢慢来，“母亲的声音混着电视背景音，“谁刚开始都这样。“
后来工作渐渐上手。我能提前将需要换洗的出具整理好，也可以熟练的提供不同的菜品供使用。每天最期待的是晚上九点后的那通电话，母亲总会算准我休息的时间打来。有时讲邻居家的琐事，有时只是问问天气，背景音里总有父亲看新闻联播的声响。通话时间很少超过三分钟，但她总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把家的气息通过电波传递过来。
干了不到一个月，因为要提前准备上学的事宜，就草草的回家了。最后结账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干满，所以还扣了一些前。我捏着薄薄的信封，突然理解了母亲每次接过父亲工资袋时微颤的手指。
回家那天，母亲早早就在村口的家门口等着。她穿着那件只有在赶集时才舍得穿的蓝色背心，发髻梳得一丝不苟。看见我下车，她小跑着迎上来，却在我面前刹住脚步，只是接过行李，上下打量我：“瘦了。“
晚饭比平时丰盛。母亲做了我最爱的红烧排骨，油亮的酱色在灯光下泛着琥珀光。我掏出皱巴巴的工资，献宝似的推到她面前。“你自己留着，“母亲又把钱推回来，“买点需要的。“她的目光扫过我磨破的袖口和结痂的拇指——那是被蒸笼烫伤的痕迹。
那晚我躺在自家床上，新晒的被褥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母亲坐在床边，突然问我：“现在知道挣钱的不易了吧？“我点点头，却看见她轻轻抚摸着我放在枕边的旧手机，屏幕已经裂了一道细纹。“下个月你姐回来，“她顿了顿，“让她带你去买身新衣裳。“
八月末的某个午后，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我们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很简陋，就一张A4纸，没有其他的内容。母亲虽然感觉有点寒酸，但是还是用围裙擦了好几遍手才敢拆开，看完后她突然冲进厨房，我听见菜刀急促地落在案板上的声音。晚饭时桌上多了盘我喜欢的饭菜，我知道那是喜庆的颜色。
离家上大学的前一晚，母亲把我的行李检查了三遍。她给我置办了全新的行李，从衣物到杯碗。我忽然想起打工时每天和她的那通电话，想起她在那头说“累了就回家“时的鼻音，想起她数我工资时比我还认真的神情。
那几百块钱最终被我带去了大学，用在了自己平时的零用身上。打工时候穿的工作服还在老家的角落，带着一股股饭店厨房自带的油烟味道。这股气息提醒着我，人生第一次打工，乃至得到的笔微薄的薪水里，藏着比数字更珍贵的重量——那是一个母亲小心翼翼的放手，和一份笨拙却真挚的成长礼物。